上海夜莺
——“金嗓子”周璇的苦楚人生
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展开的是一个褪了色、掉了彩的爱情故事，男女情欲的纠葛取一种蛇行的姿态，叫人看了恍恍惚惚。《花样年华》剧作者的灵感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但让我猜测一下的话，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香港电影《长相思》（1946年秋出品）中的那首插曲，就叫《花样年华》，《长相思》由金嗓子周璇主演和主唱。“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歌词就是这般流水轻吟，让心中不染尘垢，一片空净澹泊。王家卫用它做背景歌曲，更氤氤氲氲地增加了一份怀旧的气氛。时至今日，尽管山河不殊，人事全非，但周璇那缠绵婉转的嗓音依然绕梁未绝，纸醉金迷、繁华无限的旧上海也仍然存活在其歌词曲调的行行空空里，不曾溘然逝去。
一、身世成谜
周璇，江苏常州人。她的身世可谓扑朔迷离，传记作家一般都认为她出生于1919年，生母姓钟，出身于青楼，从良后却又被富商抛弃，不得已剃度出家，成为莲花庵尼姑。近年，周璇的幼子周伟费尽周折，找到关键证人和关键证据，终于揭开了母亲的身世之谜。周璇原本姓苏名璞，出生于1921年，家境小康，三岁时，她被抽大烟上瘾的舅舅顾仕佳暗地里拐卖到金坛县的王家，顾仕佳时任金坛县警察局长，竟财迷心窍，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直到临死方才吐露实情。周璇的生母顾美珍曾在国务院卫生处工作，多次去上海认亲，由于顾虑重重（顾美珍要讲清周璇谜一样的身世，就不得不讲出周璇舅舅顾仕佳曾在旧社会当过警察局长这段历史，正是他拐卖了周璇。这在当时“极左”的政治背景下，势必会给苏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件事始终没有达成心愿。当年，周璇被拐卖到王家后，改名王小红。后来，王家夫妇离异，周璇又被送给了上海的一家周姓人家，更名周小红。周璇的养父是一位瘾君子，在法租界工部局当翻译，待他用鸦片烟枪将家产烧光后，小红的命运便注定要发生重大改变。那时，她才十二、三岁，明与暗的出路仅有两条：一是去歌舞班混碗饭吃，二是去妓院做清倌人。旧上海的歌舞班倒是不少，凡是欧美所有的，上海即能具体而微之，“草裙舞”、“大腿舞”、“肚皮舞”、“呼拉圈舞”、“脱衣舞”，应有尽有。不过，像小红这种发育未全的女孩子又能做什么？讲唱歌，她嗓音太细；讲跳舞，她腿脚太短；讲卖相，她身材太瘦；讲出工，她力气太小。如此看来，她就只有进青楼倚门卖笑这一条独木桥可走了。也是小红命中所修，明月歌舞剧社（1931年由黎锦晖创办）的钢琴师、人称“胖姐姐”的章锦文同情小红的身世，介绍她去剧社报考小演员。当时，明月歌舞剧社的台柱子是王人美和黎莉莉，乐队由黎锦晖挂帅，另有聂耳、黎锦光和章锦文等骨干，班底不大，却人才济济。起初，小红的嗓音太细，国语也不大灵光，但有章锦文教她识简谱，严华教她国语正音，再加上她勤学苦练，进步十分神速。黎老板（锦晖）慧眼识珠，他认为小红唱歌时气声稳定，吐字准确，节奏感强，而那种天然的嗲味更是她的独特之处。黎锦晖决心将这块璞玉雕琢成器。
在明月歌舞剧社中，小红与她的国语老师严华走得最近，严华不仅教她国文知识，而且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像是关心自己的亲妹妹，这使小红内心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好事多磨，小红刚在歌舞剧《特别快车》中露出小荷尖尖角，明月歌舞剧社便由于电影制片商用重金挖走了台柱子王人美和黎莉莉，在经济运作上陷入困境，面临解体的危机。社长黎锦晖眼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即将付诸东流，也无计可施，惟有徒唤奈何。
小红倒没那么多忧虑，她唱着《火玫瑰》中的插曲——《民族之光》，从那句“与敌人周旋在沙场之上”的歌词中找到了自己的艺名——“周旋”。有一次，黎锦晖打趣道：“‘周旋’二字很有意思，不过你是上海妹子，加个斜玉旁就更漂亮了！”从此，俗气的周小红便正式改名为雅气的周璇。
明月歌舞剧社解散后，一些朋友重新组合，先是砌好新月歌剧社的炉灶，没烧热，他们又改变思路，立起新华歌剧社的招牌，重金聘请当时影坛红角儿王人美、黎明晖、袁美云等来客串演出。也就在1934年，周璇崭露头角，一跃而为新华歌剧社的台柱子。演剧之余，周璇还去电台唱歌，她颇有听众缘，人们开始称赞她是“金嗓子”，一来二去就叫开了。1935年，未满周岁的新华歌剧社同样由于经营不善而宣告解散。从此，周璇踏入影坛，先是在《风云儿女》一片中客串一个小角色，其后不久便被艺华影片公司聘为基本演员。
女大十八变，从前矮小干瘦的周璇变得丰满妩媚了，光亮的前额，清秀的眉眼，以及爱笑而略显俏皮的神情，都给人以天真可爱的印象。当时，电影界同行对这位衣著朴素、举止文静的少女普遍抱有好感，都亲切地叫她“璇子”或者“小璇子”。
二、艺路多艰 情途多泪
1936年，周璇在《花烛之夜》、《化身姑娘》、《百宝图》、《喜临门》和《狂欢之夜》等多部影片中扮演角色，表现令人满意。也就在这年春天，情窦初开的周璇投入了严华的怀抱。
1937年春天，明星影片公司筹拍《马路天使》，这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袁牧之颇具胆识和创新精神，他定好了男主角赵丹，却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女主角人选。他想来想去，“金嗓子”周璇能唱又能演，何不让她来试试镜？不试不知道，一试心头笑，《马路天使》一片的女主角非周璇而莫属。事实证明，袁牧之没有看走眼，开机后，周璇理解人物，进入角色的速度出奇地快，把不幸的歌女小红演活了，演绝了。片中的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更是被她唱得极为动情，深深地感染了观众，一时间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流行歌曲，风靡全国，她“金嗓子”的美名从此确立。
上海“孤岛”时期，周璇红极一时，她为国华影片公司主演了多部电影，又灌录了多张唱片，成为令人瞩目的影、歌两栖明星和国华的两根台柱子之一（另一根是周曼华）。国华的老板生财有道，与上海滩的地头蛇陈世昌和杨顺铨颇有渊源，又有一班汪伪要员、社会闻人大力捧场，自然是后来居上，将明星、联华、天一等公司比得黯然失色。在国华旗下，周璇身价未见增加，但名头越来越响。
当年，国华的老板惟利是图，拍电影根本不讲究艺术性，由于恶性竞争，一部《三笑》竟只用七天七夜连轴转就拍成了，其粗制滥造可想而知。周璇在这样毫无艺术价值的软性烂片中出任主角，无疑是可悲的。针对国华老板的压榨，周璇玩过“人间蒸发”，但她势单力孤，终究斗不过电影界吃人不吐骨头的恶势力。国华老板最见效的一招便是设计破坏了周璇与严华苦心经营的小家庭，使周璇从此失去了可靠的精神支柱。当时，小报上登出过这样的新闻，标题是：“恶丈夫有意施虐，‘金嗓子’无辜受害。”内容为：“大明星周璇因一时口角，不堪忍受其丈夫严华的侮辱，昨晚借寓于一家旅馆，含愤服毒自杀，幸为茶房觉察，及早抢救，方免于难。”事情的真相其实是：周璇与演员韩非擦出了爱情火花，严华在怒火和妒火交攻之下打了越轨的妻子一记重重的耳光。所谓的“服毒自杀事件”全是报纸无中生有，故意抖出的猛料。其后，周璇与韩非私奔，严华聘请律师，以“卷逃”的罪名诉诸法律，他们的感情终于走到末路，降至冰点，纵有起死回生的机会，也决不可能破镜重圆。
1941年到1945年，由于周璇缺乏主见，任人摆布，其演艺事业急转直下，她主演的那些“多情妹爱上薄情郎”、“痴心女遇到负心汉”之类的烂片，思想陈腐，格调恶俗，一个劲儿地投合市井趣味，虽然叫座，却根本谈不上有多少艺术创新可言，惟有卜万苍执导的《红楼梦》（周璇饰演林黛玉）是个例外。抗战胜利后，周璇的演艺事业一度大有起色，不论是她在《忆江南》中兼饰性格迥异的姐妹二角，还是在《清宫秘史》中饰演珍妃，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茅盾便曾夸赞她的表演“颇有分寸，难能可贵”。令人痛惜的是，由于周璇的个人感情一再受挫，精神疾患日益加重，五十年代初她正当盛年便像一颗闪亮的流星淡出了影坛。
有人说：“尽管周璇的演艺生涯曾一度大红大紫，但感情生活却有如《天涯歌女》一曲所唱的那样，‘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其过程简直就要用李清照的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去形容。”周璇太命苦，她总是遇人不淑，老板吸她的血，丈夫和情人不领她的情，她那副林黛玉似的身子骨如何应付得了？严华、韩非和石挥（被观众誉为“话剧皇帝”）还马马虎虎，后来周璇放出“决不与圈内人成配偶，谈恋爱向外发展”的口风，她立刻就患上了“雪盲症”，爱上了“拆白党”朱怀德，这位商人工于心计，比周璇更会演戏，他热情里透着虚假，老练中藏着奸诈，最终利用周璇对他的轻信，骗取了她大部分财产，将她收拾得毛羽零落，精神分裂。
作曲家陈歌辛与周璇有过多次合作的经历，非常了解周璇的身世和为人。有一回，他与文工团音乐创作班的学员谈及“金嗓子”在感情上一败涂地，不无惋惜地说：“璇子很聪明，心肠也好，只可惜视力不佳！”学员们感到奇怪，问道：“周璇的眼睛不是水汪汪的吗？”到了这会儿，陈歌辛便不再卖关子，他当众抖开包袱：“这只是个比喻而已，我是说她老看错人，不是受骗，就是上当。”诚然，周璇艺术天赋极高，却读书太少，阅世不深，与人打交道时毫无城府，她长期被一群蚂蟥和水蛭包围，不失血受罪又能如何？
三、抑郁成疾
1948年，《电影杂志》记者采访周璇，问她如何应对外界刺激时，周璇神情忧郁，但回答得还算巧妙，她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周璇给人活泼开朗的印象，实际上，她的性格偏于内向，并不愿意把心事向人（尤其是陌生人）倾吐。她的的抑郁症是一天一天积累而成的。
1951年2月12日，周璇写信给她信赖的朋友、香港作曲家李厚襄，谈及自己的处境：“近因播音唱了歌，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人，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她已经觉察到一些不妙，想请李厚襄在张善琨、邵屯人等电影制片商面前作些疏通，为她预留一条退路。“香港暂时不能来，我预想是一年以后，等孩子大一点……还是到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赶紧赚)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些年就是糊里糊涂地过下来，所宝贵的名誉也坏了，下半世等于完了，所安慰的就是一个小孩，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周璇的神志相当清醒，勇气也不小，她毅然断绝了与朱怀德的关系，并且登报声明。婚姻再次受挫，她的事业心却很旺盛，多赚点钱，也是现实的考虑，她并没有向生活认输。
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周璇打算由香港赴南洋唱歌，终未成行。国内的政治环境越收越紧，周璇无法适应上海文艺界“左”的氛围，她因此感到恐慌。1951年3月14日，周璇写信给李厚襄，谈到她在上海举步维艰的处境，情绪一落千丈：“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赴南洋)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最近我的情绪仍然很坏，心境不能舒畅，总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场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伤心！暂时也不会工作，不过他们总不会放过你，将来给谁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在我真是烦恼的，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昔日大红大紫，周璇习惯了获取高额报酬，而现在国内已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拍戏唱歌多属“帮忙”性质，周璇心里还转不过这个弯来，自然感觉不爽。其时，上海宣传部长是夏衍，他对周璇和张爱玲都颇有回护，张爱玲为人乖觉，及早抽身，去了香港，后来去了美国，周璇却迁延再四，迟疑不决，错过了赴港的时机。
1951年5月，上海戏剧、电影协会组织政治学习，周璇的好友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的舞台上唱了有毒化作用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健康的戏。这本属正常，全社会都在实行自我改造，非如此即不能过关。王人美的表态不算过分，周璇的反应却非常过激，她当众给了王人美狠狠一巴掌。事后，周璇写信给李厚襄，信中竟有几句令丈二和尚摸不着后脑勺的胡话：“这个家伙的确不是好东西……那天他喝醉了酒开着汽车，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人……”王人美吃了耳光，丝毫也未记恨，她仍去医院看望病中的周璇，买了书送给她。
周璇长期患有头晕症，由于严重失眠而神经衰弱，离婚更是雪上加霜，如此折腾，她已是人比黄花瘦。就是在这种病况下，周璇还在电影《和平鸽》中饰演一名护士，有一场戏是她给伤员验血，这时她脆弱、敏感的神经突然崩溃，在片场大哭大闹，立刻被送到医院。
1957年9月22日，周璇因患恶性脑炎不幸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临终前，周璇拉着好姐妹、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手，将两个孩子周民、周伟托付给她，以悲颤的声音说：“黄姐姐，我的命太苦了……活了一辈子，连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不知道……”周璇曾在上海滩大红大紫，她的生命却从头至尾都是走着一条悲剧路线，这无疑是造化弄人。
资深影评家方保罗先生曾写道：“在芸芸中华老影星、老歌星已濒临被人遗忘的当儿，在他们之中，却有一个人的名字依然烙印在上海、台北、香港及吉隆坡男女老少的心中，她就是周璇……”不错，在二十世纪华人女歌星中，真正称得上“金嗓子”而当之无愧的只有两位，一位是上海夜莺——周璇，另一位是台北夜莺——邓丽君。九泉之下，周璇的安慰也仅此一端。然而，闪念之间，我记起了晏小山诗中“留名千载不干身”的七字箴言，又觉得现世的幸福才是最紧要的，可惜周璇与它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王开林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