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生（上海艺术研究所） 标点、评注

寒夜闻柝 来稿 2012-9-23

（原序[郑觐文]，评注[陈正生]）

    余自幼喜弄音乐，年十二已能通普通丝竹（当指多种丝竹乐器的演奏和丝竹谱的掌握），再进而习大套琵琶（非普通丝竹演奏中的琵琶，当年系指如《十面埋伏》等琵琶独奏曲）有年。因思先祖成清公能琴（童年时其祖父已仙逝），十七赴江南乡试，购得明琴一张（郑家乃江阴大族，有经济能力，且当年“古”琴并不似今日被炒得特高），乃学琴于唐敬洵先生（郑觐文先生的琴学蒙师，可后却查不出郑觐文另学琴于何人。郑觐文有很深的琴学造诣，可能尽得益于唐敬洵的教诲。唐敬洵生平至今未见介绍。郑觐文参与周庆云《琴史续》编撰，未睹该书，不知是否收有唐敬洵条目），于是余乃钻入古乐之圈套矣。因欲求雅乐之说，伏读经籍有年（形象勾画出郑觐文求索传统音乐的决心），凡涉及雅乐者，无不悉心探讨，求其究竟。如是者又十余年，岂知如大海捞针，愈索愈无把握。（17岁江南乡试，郑觐文考得副贡生。须知郑觐文对民间音乐学习，是付出较多精力的。尤其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书香门第却能化精力去学习当时社会认作末流的民间音乐，实属罕见。由此可见郑觐文祖母的开明。郑觐文三岁丧母，六岁丧父，有说“由老保姆抚养成人”，本人以为不确。郑觐文堂弟郑立三为遗腹子，由祖母抚养成人，何以郑觐文幼年父母双亡祖母倒置之不顾？）

    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龙湛霖督学江苏，特聘浏阳邱氏门徒至江阴教授庙乐，学中推余作助教，旧有金石八音一律重制。但以听觉测之，所制新器多不能全行协律，仅一埙可用。追随数月，所获如此，殊不满意。（1906年，郑觐文曾偕堂弟郑立三往湖南向邱之稑的后人和门人求教庙乐。）

    嗣后清政府厉行新政，学校教科中有音乐一门（郑觐文于家乡设立学校，1908年曾来上海购买风琴）。根据西法，有十二键（指钢琴、风琴黑白十二键，即一组有十二个半音）、五度相生等法（钢琴和风琴都是理论上的“十二平均律”），与今之丝竹七调多不相合（民间丝竹所奏不是十二平均律，当然不合），而与古代雅乐五音、十二律，隔八相生之理则完全相符（十二律是形式，而非实质。此处郑觐文仅提“隔八相生”，无论是十二平均律还是三分损益律，其五度都相差八律。一均，即一个八度之中，十二平均律与三分损益律仅四度、五度的音程极为接近——相差2音分，其余各音程都不等同。），乐曲体裁凡在千字以上者，程度亦正相等。得此保证，余胆一壮而志益坚，欲求乐统之心亦益切，自以为直接雅乐不难融中西于一炉，于是进雅而求诸颂。讵料体殊、制异，别开境界，与雅乐完全不同。读《周礼•大司乐》、《左传》、《国语》、《吕览》（《吕氏春秋》）、《管子》、《淮南》（《淮南子》）、《班史》（《汉书》）、“前后汉”诸书所讲颂法，如阴阳合奏也，和缪嬴乱也，清角流徵也，上九商八也，四上竞气也，奇径百出，莫可名状，皆足灰余之心，枯余之脑，夺余之气（以上所列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疑难问题）。穷思极想者又有年，一切解决后自以为难关已过，当无重大问题。

    果尔。继颂乐而兴者，为汉魏六朝间之清商乐。窥其理法，比颂乐简明易解。然而清调、平调、侧调，以及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种种调法，皆发雅、颂所未发，亦非短时期所能了解。

    考中国音乐，以周之颂乐、唐之燕乐为最难明了。凌次仲(凌廷堪《燕乐考原》)有言，由今之俗乐求合古代雅乐，中间隔一燕乐不能飞渡。余研究至此，始信其言之不妄。闰宫主调也，宫逐羽弦也，商角同用也，四犯归宫也，于雅、颂、清商而外，又别树一帜，令人有移步改观之叹。因而废寝忘餐，较研究颂乐尤为苦。

    友人谓余曰：“今者科学昌明，要有新知识，古代学说均在推翻之列，（此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旨，亦后人批评郑觐文“守旧”之根据。）君何必自苦乃尔！”余曰：“否，否！音乐之产生，由于造化大法，纯全天然性质，与他种学术不同，非人力所能改造。是故，中西律体皆止于十二，相生之法亦完全相同。古来雅颂清燕诸乐体，乃原理所应有，在古人不过代劳而已，不可认为一时之制作也。况古人既发明于前，后之学者一到相当之程度，还是不肯放过，不如现在多费一分心力之为。愈今也，世界大通，一切事业胥归大同。音乐为直接自然体，当为一切事业之先导，但欲成为新纪元之大同音乐，非将全世界一切音乐完全解决，不足以会其通。尤贯以全世界一切音乐，比较出一至善尽美之乐体以为基本，然后方有成立之可言。若凭一时之风尚，一隅之见解，不知通筹全局，决不能受全世界所公认。纵或强立于一时，亦难保不为后人所不满，是即本编之微意也。” （郑觐文点明《中国音乐史》的写作意图）

  按，西乐风行于中国不过二十年，势力之增进可惊可骇。海内学者知与本国有重要之关系，乃提倡国乐不遗余力，但数年以来所得效果实属平平，岂真西乐优而中乐劣乎？曰：此无他，西乐为科学性质，中乐为自然性质，有纯驳之难易。一也。西乐有显明之书谱，学者依法研究，无周章疑问之处；中乐无切用之专书，学者有无所适从之苦。二也。倘亦如西法，于乐理有详实的说明，于乐法有有精密之谱式，彻底解决，安知进步之速不与西乐同功乎？（分析中国音乐之弊端，切中要处）

  统计中国音乐，自产生至今，由变迁而结成体格，足为一乐期之中重心者有六。上古为雅乐时期，常用于开化，为德性音乐。三代为颂乐时期，常用于政治教育与国际，为功业的音乐，丰功伟绩赫奕史册，收效全在公开。三代以后，雅其名、雅其器而非其实，为帝王所私有，专供文饰夸张之用，儒生、学者存其一二于草莽之中，音乐之重心亦依体格而移易。历汉魏六朝为感想的音乐。北朝多好胡音，会合成体为清燕两乐之过渡。自隋至唐，崇尚美术，别立一体，名为燕乐，振古烁今，登峰造极。自后一降而为金元之宫调，再降而为明清之九宫，虽然成立一体，然而所谓“中和韶乐”、“中和清乐”等，究其内容，不脱一支班笛，（笛为中国细乐之主奏乐器。“曲笛”之名始于建国后，这有杨荫浏同查阜西关于“七平均律”的辩论中可知。）其陋可知。而政府复功令森严，不许人民参观仿用，社会所传，仅区区普通丝竹，文明古国竟蒙无乐之诮。

    然而告朔之饩犹存，及今整理大小雅俗一律公开。可以收拾者尚有四十八体，乐器尚有一百六十余种，伟大乐曲总在一千操以上；重行编制，设一大规模之乐团，征求海内音乐专家共同负责，酌古斟今，彻底研究，造成有价值之国乐，以与世界音乐相见，安知固有文化不能复兴？然而累卵之危亦莫如今日也夫！

    民国十七年江阴郑觐文序于海上大同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