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死了，死得很难看

                                                                  古清生

 

        郭德刚有一个小段子，说一个老人想发财，打听到石油最发财，于是扛柄锄头趁着月黑天高，找到一个有“中国石油”的地方，用锄头挖石油。终于挖出一个黑洞，摸出打火机打火探头去看……郭德刚拖长了声音说：享……年76岁。段子的意韵，人皆能解。社会心态及行业之经济统霸地位，批判的向度都有确指，可惜郭德刚只能在他的小剧场表演。

        这些年小品甚是流行，从黄宏的《超生游击队》，到赵本山的《不差钱》。17世纪法国思想家兼作家布雷尔指出：“一种时尚刚刚取代另一种，又让位给另一种随他而来的新时尚，而这种新时尚也并非最后一种。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轻盈性”。从湖南卫视的“超女运动”开始，全民参与的娱乐时尚开始取代旁观性的对小品的激赏。在这里，我们将流行文化视为一个时尚。

         小品经历了这样漫长的时间，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陈佩斯的《吃面条》，在开始小品纪元的年代，中国电视舞台小品的内容繁杂，恢谐幽默，终结了改革前的刻板文化样式。但是，随着黄宏、赵本山及潘长江们的贯性化表演，小品逐渐被导引至对农民“劣根性”的发掘与嘲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分布在各个地域文化区域，它本身为文艺表现提供了辽阔空间。比较正剧而言，杂耍兼对白的小品，它的叙事方式必须含有嘲讽以强化默幽效果。然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仍然是弱势群体，嘲讽农民也为文艺表演提供了安全性。

        关于结构农民的故事，十分吊诡，纵观中国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电影，贾平凹为代表的当代乡土文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农村叙事，再加上赵本山式的农民小品，可以立体地感觉到中国文艺的一段历程。为什么那么多从事都市题材写作与表演的文艺人，均在这个历程的角逐中被挤到边缘位置？相比较农业时代生活的单调性，都市生活的多样性理论上应该占居上风。从新近出笼的茅盾文学奖亦可看出，大量似是而非的伪民俗，或曰伪农村生活充斥了文艺作品，包括赵本山最新作品《不差钱》。原来是，它不必遵守生活规律结构艺术，而都市群体，不论是公务员、教师、警察、医生等等，对他们的嘲讽或调侃可是有相当大的风险。同时，作为观众的主体，都市人又极易发现作品的虚假性，拿农民当喜剧主角，皆大喜欢。

        《不差钱》中的农民赵本山，永远在兜售他那朴实性的狡猾，朴实性狡猾是赵本山结构故事的灵魂。但是，赵本山的《不差钱》既低俗又无趣，赵本山在他的历年春晚小品中，都强塞进那么一句“现在的农民富了，现在农民不缺钱了”。这是赵本山打开主流媒体的金钥匙，但也是赵本山式小品死亡的病灶。我研究了小半夜，得出的结论是演农民的人不差钱，而农民依然是差钱得很，不然就不会在这正月当头，年夜饭的那个大鱼头还没吮罢就奔赴火车站千千迢迢地外出打工。

        所以说，小品死了，死得很难看。我判断赵本山业已技穷，往后的流行表演文艺样式，将有新文艺样式取代它。否则，年年春晚就是一个中华小丑大会聚，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恶搞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