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觐文对民族音乐的贡献
陈正生 上海艺术研究所
(原载台湾《北市国乐》1994年10月第103期，略有改动）
寒夜闻柝 专稿 2012-9-21
（作者陈正生左二，与大同乐会前期会员柳尧章左一，后期会员金祖礼左三，及友人戴树红，1994元宵节）
在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史上，郑觐文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郑觐文不仅是一位民族器乐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也是一位民族乐器改革家。他对古代音乐的探索，对民族乐器的改革，以及对演奏人才的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大型民族乐队的组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郑觐文（1872—1935），江苏江阴人。自幼酷爱民族音乐，30多岁时，任江阴庙堂音乐助教。他对民族音乐作出重要贡献，乃是在创立大同乐会之后。
辛亥革命以后，郑觐文来到上海。由于他熟知古乐,被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学校（1919年春改为仓圣明智大学）聘为古乐教员，其后又被圣玛利亚女学聘为古乐教员。此时的郑觐文，已不满足课堂里教几个女学生，他要面向社会。1918年，郑觐文出资与其堂弟郑立三共租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004，开办琴瑟学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觐文受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当月即果断地将“琴瑟学社”易名为“大同乐会”，挂出了“大同乐会筹备处”的牌子。郑觐文为大同乐会制定了“研究中西音乐归于大同”的宗旨。在研究方法上，郑觐文则主张“对于西乐主专习，对于中乐则主稽古与改造，务使中西方得相济互助之益，然后撷其精华，提其纲领。”这一“筹备”阶段于1923年底才算完成。
郑觐文在大同乐会建立初期即设立三个部：研究部、编译部和制造部。研究部又分理学和技能二科。理学所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有中国律学、韵学、雅乐谱、俗乐谱、西乐谱、西乐辞典和中西诗歌等。技能所学习的内容为中西乐器演奏、中西歌曲唱法、东方古舞和西方舞蹈。编译部旨在编译各种乐书和乐谱。制造部的任务当然是制作中西乐器。筹备如此完善的民间音乐团体，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就以制作乐器来说，1932年大同乐会就出售过自己制作的小提琴（Violin）。如此繁重的工作，郑觐文深知“非少数学力所能逮，愿与海内外同志通力合作”。郑觐文身体力行，因此团结了一批深有造诣的艺术家，如早年教歌舞的欧阳予倩，教琵琶的汪昱庭、吴梦飞，教京剧的陈道安、苏少卿，教昆曲的杨子咏。郑觐文自己则教琴瑟。
郑觐文不仅能团结如此众多的音乐家，而且全力奖掖后学，因此培养了王叔咸、程午嘉、柳尧章、郑惠国、卫仲乐等一批深有造诣的音乐人材。1925年，柳尧章还只是个20岁的青年，郑觐文深知他富有才华，竭力鼓励他成功地改编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此曲一出，社会上的反响就十分强烈，认为不听此曲当引以为憾。1927年，柳尧章又挖掘、整理出已经绝响的《霓裳羽衣曲》（即《月儿高》）。郑觐文初闻柳尧章的演奏，竟然惊呼“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26年，孙传芳在南京搞“雅歌投壶”，大同乐会50余人应邀乘专车赴宁，郑觐文就全权委托柳尧章组织、安排演出事宜。1929年卫仲乐加入大同乐会，郑觐文对卫仲乐倍加赏识。1933年4月9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彩色纪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独奏只有郑觐文的古琴独奏《水仙操》和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同年5月21日，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和大同乐会在刚刚改建成的大光明电影院，举办首次公开的中西联合音乐会。大同乐会的单独节目仅两个：合奏《国民大乐》和卫仲乐琵琶独奏《十面埋伏》。音乐会上，卫仲乐一曲《十面埋伏》艺惊四座。不久，郑觐文即提拔卫仲乐担任大同乐会乐务副主任。由此可见，郑觐文不仅有识英才的慧眼，且有大胆起用青年的卓识。
此外，郑觐文于制造仿古乐器，改良民族乐器，组建民族乐队，以及编著乐理书籍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出了重大贡献。
郑觐文制作仿古乐器，起始于任教仓圣明智学校期间。当时郑觐文已将复制的竽、埙、篪、大瑟、大小忽雷、箜篌等，用于古乐演奏。1923年，欧阳予倩还将这些仿古乐器搬到他编导的京剧《徽钦二帝》的舞台上。浙派古筝演奏家王巽之由杭来沪，即参加大同乐会的活动，并受大同乐会影响，努力进行埙和箫的制作研究。同样，箜篌的复制研究也起始于大同乐会郑觐文的倡导。1931年9月5日，在中华俭德会筹赈全国水灾游艺大会上，柳尧章就已箜篌独奏《月儿高》（《霓裳羽衣曲》），可见当时箜篌的演奏技巧已相当完善。
在哈同花园里复制古乐器，得受制于人，郑觐文当然不能尽力施展。大同乐会成立以后，郑觐文便专心致志地营造这批仿古乐器。尽管多方面筹集资金，仿古乐器的制作，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史量才在《申报》刊文呼吁，收效仍然极微。面对如此窘境，郑觐文毫不气馁。1930年6月，终于得到教育部特批，拨南京地下发现的古木中的一部分予大同乐会，这套仿古乐器才得于1931年完成。据《申报》报道，这次制作的全套乐器计163件，其中弓弦乐器20种，弹拨乐器35种，吹奏乐器43种，敲击乐器60种，并附音律乐器5种。这套乐器制成后，陈列于福开森路世界学院（今武康路393号）供人参观。
关于郑觐文所制作的“仿古乐器”，实际上乃是古代乐器、现存的民间乐器、少数民族乐器和部分创意乐器的综合。但郑觐文所制乐器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中国音乐史》中所载为161件，拍摄《东方大乐》时讲有180件，如今存留下的的乐器照片和实物，约有170件。
郑觐文制造仿古乐器，并不拘泥于古制，其中颇多革新。为了克服古琴音量小的缺点，1924年，郑觐文就研制过双层面板的“增幅琴”，1926年又制作了音量比古琴大一倍以上的五弦“虞琴”（史籍载，琴为虞舜所造，五弦）。1924年，郑觐文制作出36弦“洒瑟”和50弦“庖羲瑟”。郑觐文在瑟上的改革有二：一是将瑟的一弦一柱，改成类似扬琴的排马，防止鼓瑟时柱与瑟的面板碰击而发出杂声；二是在瑟上装上轸轴，将弦的首端栓于轸轴之上，以利调节弦的松紧。如今制作古筝，排马虽然未被采用，而弦轴却沿用了下来。
对于常用乐器笛子的制作研究，郑觐文亦耗费了不少心血。我国旧有的传统笛子为均孔，即各孔的间距几乎相等。这种形制，最迟始于汉魏时期，一直沿用下来。为着合奏的需要，郑觐文于1929年首先按国际标准音制成律吕式的十二调笛。所谓律吕式笛，乃是以三分损益律确定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实际上律吕式调笛的各孔之间的音程关系，与如今普遍采用的十二平均律的笛子相差甚微。郑觐文又考虑到笛子的音高同管长成反比例的这一事实，又琢磨研制成管长能够伸缩的调音笛。此笛后由罗松泉完善，一直沿用至今。郑觐文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制作了十二音箫笛；十二音箫的制作早于今虞琴社的彭祉卿（彭制“雅箫”仅能奏十音），而十二音笛则更早于丁燮林1944年制作的十一孔笛。
为创建新型乐队，郑觐文亦作过多次探索与努力。1924年4月27日，郑觐文首次组建了具有30人规模的女子乐团。女子乐团分歌、舞、乐三个队；乐队分弦乐、管乐、簧乐和打击乐四个组。女子乐团于1924年6月8日演出于市政厅，深获好评。当时德国驻远东代表林台博士，观看了这场演出之后，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订购了八件仿古乐器运往德国供人参观。这支乐队的基本力量是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女子大学的学生。1924年夏，仓圣明智女学亦继男学之后停办，女子乐队也就于无形中解散。当时郑觐文就想组建一支30人规模的男子乐队，未能如愿。
1925年《春江花月夜》改编成功，1927年《霓裳羽衣曲》（即《月儿高》）被挖掘整理出来。柳尧章对这两首曲子虽然作了编配，演奏形式也有所改变，但演奏规模也不过十人左右。1928年5月，郑觐文采纳柳尧章的建议，组建了包括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雿乐团、韩江丝竹社、琴侣斋、精武体育会国乐组、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个团体的国乐联合会，意在组建40人规模的大乐队。后因分声部、定谱、视奏等意见难以得到共识而流产。因为上海的其他民间乐队很少有大同乐会会员识工尺谱、简谱，又识五线谱的能力。此事促使郑觐文下定由大同乐会单独组建大乐队的决心。该年夏、秋之交，大同乐会即向社会招收乐队队员，大乐队很快组成。该乐队有30余人，分吹、拉、弹、击四个乐组，高、中、低三个声部齐全，并编排了五个乐章的《国民大乐》。1930年1月17日，上海拒毒会在市政厅举办游艺会，大同乐会的《国民大乐》首场演出。拒毒会还特为《国民大乐》拍摄了记录片。可惜此片为内部资料片，鲜为人知。此后的1933年4月，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国民大乐》易名的《东方大乐》拍摄了记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国知名音乐理论家沈知白先生就给予中肯的评价。
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的彩色纪录片内容丰富，除郑觐文古琴独奏、卫仲乐琵琶独奏，以及合奏《春江花月夜》、《东方大乐》而外，据说还收入了全套仿古乐器。这套纪录片，无疑当是民族音乐研究极为宝贵的资料，希望有关方面能全力寻找，遗憾的是人微言轻，至今未闻下文。
1933年5月21日，大同乐会同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刚改建成的大光明电影院举办中西联合音乐会。大同乐会又奏《国民大乐》。音乐会后，郑觐文深感这支大乐队的阵容和音响，远远不及管弦乐队，打算进一步扩大乐队的规模。但因时局动荡，郑觐文未能如愿。
郑觐文于理论研究亦颇用功。除了编纂发行了《雅乐新编》、《箫笛新谱》和《中国音乐史》外，还发明了七线谱，编纂了《中西乐器全图考》。可惜《中西乐器全图考》的书稿，因战乱，后竟不知所终。
七线谱，据郑觐文叙述，乃是吸收五线谱的长处，结合我国国乐界只熟悉首调唱名的实际而设计的。1931年夏，郑觐文还特地用七线谱译古琴谱让卫仲乐先生演奏，译琵琶谱让柳尧章先生演奏，以此证明七线谱的适应性强。
（载台湾《北市国乐》1994年10月第103期，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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