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如辉手稿，1968年2月26日）
父亲晚年一直为恢复大同乐会应有历史地位而仗义执言，他要推翻几十年来强加于“重庆大同乐会”是“反动团体”的荒谬结论。他的呼吁场合，包括上海政协、民主党派、所在单位等。音乐界本属最重要的场合，因“人微言轻”，及音乐界本身堡垒深严，他的声音根本不足以传递进去。于是，父亲禀报上海政协，准备撰写《我与大同乐会》回忆录存世。全书将写20万字，不止重庆，他要从上海郑觐文写起……。我父亲是有足够资本写大同乐会的，他1925年就在上海入会了，是当时年纪最小的会员，他历经了大同乐会从上海波及到重庆的各个鼎盛时期。
（许如辉准备写《我与大同乐会》所收集的资料之一，哈同花园全景图考）
1985春，父亲付诸行动，腋下挟一只黑色公文包，足登一双黑绒布面的便鞋，从虹口住家启程，“上穷碧绿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远处去了上海西区徐家汇藏书楼，开始了《我与大同乐会》的写作。当年资料开放有限，写作进程十分艰巨。父亲手稿中透露，他打算以传记文学的形式，一切围绕郑觐文展开、并从郑觐文进上海南京西路哈同花园( 50年代改名中苏友好大厦)任古乐教师一刻写起。为此，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上世纪30年代爱俪园（哈同花园）的全景图考，悉心收集爱俪园主人哈同、爱俪园私校（仓圣明智）校长罗迦陵（哈同夫人）、以及爱俪园大管家姬觉弥（又名姬佛陀）的照片。这些人物，我父亲是非常熟悉的；他与哈同、姬觉弥都见过面的。是哪股动力，驱使父亲许如辉晚年对自己的作品将会失传而满不在乎，不去整理，不去编号，而在一个并不讨巧的时代，一往情深地去写民国大同乐会？我思索良久，最后只有一种解释能说服自己：他是真正读懂“大同乐会”的，也认准了大同乐会非凡的音乐文化价值，他要把大同乐会的珍贵史料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记下来，留下来，传给后代。
不堪回想的是，父亲是在极其恶劣的心境和环境下，着手《我与大同乐会》的写作。“壮志未酬身先卒”，庞大的写作计划，终因大环境形势太差，父亲贫病交加、过早去世而夭折……。上海市政协最后只收到他呈送的一篇有关大同的文章：《王晓籁与大同乐会》(另一篇是《上海市参议院、上海市图书馆合办“虹口图书馆”解放前后纪实 》)。就在这数千字的短文里，父亲以入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回忆了1926年某日内的大同乐会——上海嵩山路36号内——会堂的陈设、乐器的布局、墙上的挂饰、郑觐文的起居习惯、初识王晓籁的经过，以及他参与的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大同乐会７人合奏《春江花月夜》的细节……。
长期来，对重庆大同乐会的抱怨和不满，大量落在郑玉荪身上。
比照古时，即有白帝城刘备托孤的感人故事。如果对郑觐文高山仰止，无限景慕，为什么对郑觐文之子郑玉荪如此不敬，耿耿于怀？郑玉荪做了什么坏事，60年来要受“千夫所指”？纷纷扬扬的“把上海大同乐会牌子摘下来”的鲁莽形象，成了郑玉荪留给众人的唯一印象！与郑玉荪缘铿一面，凭道听途说，据以讹传讹，把他视为一个搅局者，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否也。
作为国乐大师郑觐文的长子，郑玉荪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其父音乐理念是极为了解的。郑玉荪学的是商科，但国学功底深厚；虽供职淮河水利局，但私底下最愿做之事，是追随其父，辅佐其父，研究音乐。郑玉荪资职非浅，20年代已任上海大同乐会事务总干事，他曾亲赴外地，选择木料，制作乐器……。当时中国的乐器是不定音的，郑玉荪希望能制作出标准化的乐器，以与国际接轨。他把自己在“导淮委员会”的薪津余额，全数贴给了大同乐会。郑玉荪会七弦琴，精通乐理，编写过高质量的乐理教材、讲义，从事过乐理教学，撰写过箫笛制作法图书。这样一位为人敦厚、毫无城府、沉默寡言、踏实苦干、为国家音乐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却备受了几十年的指责。不为他说几句公道话，与心何忍？ 【8】
郑觐文病危，郑玉荪郑同荪两子思想准备完全不足。他们分从导淮委员会所在地江苏清江和原籍江阴，星夜兼程，守候在侧，束然无策。 郑觐文殁于1935年2月24日丑时（晨1时零5分），享年64岁，郑玉荪始料不及，悲伤不已。因为10天前，郑觐文还在病榻上接待了来自湖南省研究古乐的代表；那天他还嘱咐郑玉荪编好乐理、乐制、乐器等教材，速寄湖南省政府以恢复礼制音乐而用。郑觐文下葬后，郑玉荪痛心疾首、写下了泣血碑文，其父音乐事业无以为继的焦虑心迹，辨明无异：
呜呼！不孝等为衣食所驱，四方分散，素失侍奉，又不好学，无以继承先业，诚万死不足以赎罪。痛思府君，志在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尽力整理 国乐事业，已有相当成绩。当此中央提倡旧道德，推行新生活之际，正拟 为国效力，而天不假年，未及目睹成功，天乎痛哉．谨就平日庭训，历年 遗迹，略述大概，伏求当世君子，锡以像赞，或铭诔，子孙世世感且不朽。
棘人郑玉荪，郑同荪泣血稽颡谨述。 【9】
1935年郑觐文去世，上海大同乐会的凝聚力就消解了。同年5月，郑觐文公祭仪式在上海黄浦剧场对面的贵州路湖社举办，我父亲记忆中是黄炎培主祭。父亲出席公祭、参与奏乐、送别恩师后，就很少参加上海大同乐会的活动，因时年任职明星影片公司作曲、兼营子夜乐会国乐团，忙得不亦乐乎，稍后大同乐会摘牌事端，亦不清楚。
抗战胜利，父亲和郑玉荪相继从重庆回到上海。留在上海的原大同乐会会员，对他们视同陌路，不瞅不理。1949年后，当一些成员被重点培养，父亲和郑玉荪虽出身贫寒，根正苗红，但此时已彻底被抛向一边，弃之如敝屣，在“劝君莫奏前朝曲”、蜚短流长、南北夹攻的形势下，大气也不敢出地沉寂了几十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大同乐会在重庆”这段极有光彩的音乐史，也就这样被从未到过重庆的人士舆论一律，早早地“盖棺定论”了。
作为郑觐文的后人，郑玉荪是否有权处理郑觐文遗下的事务？况且他自20年代起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的事务总干事！郑玉荪显然对上海大同乐会的运行现状不满而摘牌。再则，打着大同乐会的旗帜，开几场个人演奏音乐会，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是否真正代表大同精神？大同乐会的宗旨又是什么？下面章节将提到，从民国揭密档案中可看出，政府是有意把大同乐会迁往了战时陪都重庆。特别是，当后郑觐文时代来临之际，郑玉荪为什么舍其他会员不用，而“草庐三顾”，非要许如辉出来主理大同乐会(重庆)乐务工作？郑玉荪心中是有尺码的：这个人必须崇拜恩师、抛却私念、为人忠诚、业务全面，有奉献精神、行动多过口水、对郑觐文音乐思想是真正了解的，也知道大同乐会究竟应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没有人比郑玉荪更了解其父的苦心孤诣了：“整理中国古乐，制造标准乐器，造就国乐人才”，他要找准一位继承人，来担当大同乐会将面临的浩繁的乐务工作。而我的父亲许如辉，正是一位守得住郑觐文底线的一个人。父亲手稿中，多次提到大同乐会的最高宗旨，事实上他正是一位吃透大同乐会的最高宗旨的人，并能按照最高宗旨，展开“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全部活动：
“重庆大同乐会的性质是业余性质，主要目的是整理我国古今民族乐器和试制古今民族乐器，把过去上海大同乐会大套复制古今乐器的经验，加以整理，加以推广。同时还希望把过去的‘古典乐器’进行翻译工作，这些打算，这些愿望，也开始做了一些，但后来因敌机空袭频繁，经费困难，没有能够全部实现。”
（许如辉手稿，1968年8月24日，7月15日）
正因为笔者接触到的史料（含许如辉手稿）与中国音乐界的结论完全相反，才痛下决心，还“大同乐会在重庆”的本来面目。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云：“历史上许多大事，都是由傻子做成的”，在阅读和整理“大同乐会在重庆”史料时，我对傅先生所言感受极深：郑玉荪与许如辉，不正是傅斯年笔下的“傻子”吗？ 也只有这样的“傻子”，焕发出一种“傻子精神”，才使中国民族乐派音乐曾攀上很高的台阶。大同乐会精神，至今不灭！
“大同乐会在重庆”因史料繁多，事件复杂，斟酌决定，以年份先后为序，择重大事件而述，以便中国音乐史家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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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乐会在重庆】（1940-1946）大事记
1、1940年冬，郑玉荪许如辉在重庆商议大同乐会复会事宜。
2、1941年3月，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召开，于右任、陈果夫等出席，作出多项决议。郑玉荪、许如辉列席。
3、1941年3月到10月，成都乐器制造工厂成立，制成乐器分送军营。
4、1941年11月，大同乐会第二次理事会召开，陈立夫等出席，作出多项决议。郑玉荪、许如辉列席。
5、1941年9月至1942年1月，在报刊和城内各处刊登和张贴征求会员广告。
6、1942年年2月至5月，大同乐会举办国乐训练班 (郑玉荪教乐理, 许如辉教乐器，教材自编) 。
7、1941年10月，中国国乐团即开展活动，同年11月陈立夫倡议正式成立，团长许如辉，1942年12月26日公开对外演出。
8、1942年6, 7月，《国家典礼乐章》完成，作曲：许如辉，至少公开试奏3次。
9、1941年春，大同乐会国乐难童教养院前身——训练班成立；1942年9月，大同乐会难童国乐教养院正式成立，院长许如辉。
10、1942年12月，大同译谱出版社出版《国剧玉堂春》剧谱，许如辉作序，石峰擬制。
11、1943年元月，大同乐器制造工厂筹备成立。
12、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大同乐会连续数日，至灵堂奏哀乐；稍后，许如辉为电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纪录片》作曲。
13、约1944年，大同乐谱印刷工厂筹备成立。
14、1944年元月，话剧《董小宛》上演，编剧冒舒湮，导演袁丛美，作曲许如辉，大同乐会伴奏。
15、1945年2月，大同剧社成立。
16、1945年5月1日，乐剧《木兰从军》公演，编剧作曲：许如辉。
17、1945年10月8日，接张治中请柬，许如辉代表大同乐会，出席“国共重庆谈判”千人告别宴会。
18、1945年底，抗战胜利，陈果夫函商，拟将大同乐会迁回上海；许如辉携陈果夫亲笔函先行回沪。
19、1946年2月，郑玉荪随“导淮委员会”包船回南京。
20、1946年春，大同乐会在重庆我母亲手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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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许如辉手稿。除专门列出的外，凡文中所引所提，均有文字存世。
【2】、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页61。
【3】、 林晨：“昌明国乐，希求大同：重评郑觐文”，《音乐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页105-106。
【4】、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北市国乐》，台湾台北市立国乐团主编，第111期，1995年9月。
【5】、 陈正生：“民族音乐家卫仲乐先生”，易闻网，2002年8月9日，http://www.ewen.cc/music/bkview.asp?bkid=23128&cid=39034 。
【6】、同 【4】。
【7】、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中国音乐年鉴。200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编，北京，2006年3月出版，页316。
【8】、 许文霞：“中国民族音乐家郑玉荪”，载【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2004年12月9日首发。【寒夜闻柝】网“大同乐会”栏目同藏。
【9】、郑玉荪、郑同荪：＂先严觐文府君行述节略＂，《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卞孝宣、唐文权编），北京团结出版社，北京，1995年，页 714-716。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郑裕彤）图书馆收藏。
(本章将收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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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 许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总目
。【大同乐会在重庆】后日起连载
。【大同乐会在重庆——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即将发布
。 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