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王尔德的戏剧作品

寒夜闻柝 转自“读书人家园”2012-2-26

　　记得童年时，我曾经读过王尔德的一篇名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它是这样开头的：　

　　快乐王子的像在一根高圆柱上面，高高地耸立在城市的上空。他满身贴着薄薄的纯金叶子，一对蓝宝石做成他的眼睛，一只大的红宝石嵌在他的剑柄上，灿烂地发着红光①。
　　　
　　不用说，快乐王子的塑像是受到全城人的称赞的。有一晚，一只准备飞回埃及去过冬的小燕子，落在他的两脚中间过夜，想不到王子眼睛里流下的眼泪打湿了它的身子。这位王子从前住在无忧宫里，他不知道什么叫忧愁和痛苦。他死了以后，人们把他的塑像竖立在城市的上空，他这才看到人间的一切丑恶和穷苦。他的用铅做成的那颗心，也忍不住要流泪了。于是快乐王子就要小燕子把嵌在他的剑柄上的那只红宝石，把他眼睛里的那对蓝宝石，还有贴在他身上的纯金叶子，都含着去救济了城市里的贫苦的人们。最后寒冬来临了，小燕子没有能飞走，就冻死在王子的脚下面。

　　我当时读了这篇童话，心里很受感动，而且从那时起就爱上了王尔德的作品。后来在二、三十年代，我读过他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莎乐美》等剧本，还读过他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散文和诗歌作品《狱中记》和《雷丁狱中之歌》。想不到经过了四十多年之后，我又有机会重读了他的戏剧作品的新的中译。
　　　
　　一　

　　多年来，我们除去王尔德的童话之外，很少翻译介绍过他的小说和戏剧作品，这位英国作家的名字好象被人们遗忘了似的。现在既然又读到了王尔德的戏剧作品的新译，不妨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和作品。

　　我们大家都知道，奥斯卡·王尔德(一八五四——一九○○年)一向被认为是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同时又是位诗人、作家和剧作家。他于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出生在爱尔兰首都都伯林的一个富裕的人家。他的父亲威廉·王尔德是位著名的眼耳喉鼻科的医生，有人称他是“现代耳科医学之父”。他的母亲简·埃尔吉，是位颇有才华的女诗人和政论作者，积极参加爱尔兰人民的“青年爱尔兰”运动。王尔德从小就在文学的氛围中长大，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而且还去过法国，法文学得很好，这也是他后来著名的戏剧作品《莎乐美》是用法文写成的原因。他晚年在《狱中记》②中曾怀着美好的感情讲起他的父母：“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遗留给我一个名字，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考古、科学，还在使我自己的祖国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使这个名字变得崇高和光荣。”

　　王尔德在一八六五年十一岁时进了波尔托拉皇家学校读书，一八七一年十七岁时进了都伯林的三一学院，三年后写成了《希腊喜剧诗人残篇》的论文，荣获伯克利主教设立的金质奖章。一八七四年他进了伦敦的牛津大学，成为马格达兰学院的公费生，专心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这时他热中于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斯金在牛津博物馆所作的关于美学的演讲，而且深受了罗斯金和文艺评论家华尔特·佩特的思想的影响。就在学生时代，他已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经常为都伯林出版的刊物写稿。

　　一八七七年他去到希腊和意大利旅行，在意大利时，他凭吊了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寻访了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墓和英国大诗人拜伦住过的旧居。这次旅行使他接触到了古代耽乐主义的思想，他回国时曾说：“这次旅行使我对忧愁的崇拜，一变而为对美的崇拜了”，这就为他后来的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一八七八年他写成的《拉凡纳》(意大利一名城的名字)，荣获大学的纽狄盖特奖金。一八八一年七月他的第一部精装的《王尔德诗集》在伦敦出版，使他一跃而成为文艺界的宠儿。

　　王尔德的父亲逝世以后，他随着他的母亲就移居伦敦。这时候，伦敦不少的作家和诗人如罗斯金、斯文明、罗塞蒂等人，正在提倡唯美主义运动，王尔德也热烈地参加了。他穿着古怪的服装，到处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他到美国去旅行和讲学，到处大受欢迎。当《纽约先驱报》的记者访问他时，问他唯美主义是否可以称之为哲学，王尔德回答说：“它当然是哲学。它研究在艺术中可以发现些什么。它寻求生活的秘密。凡是在艺术中代表着永恒真理的东西，都是伟大的基础的真理的表现。所以唯美主义可以视为是对艺术中的真理的研究”。在旅美期间，他还访问了美国的名诗人爱伦·坡和惠特曼，他认为爱伦·坡是位“伟大的美国诗人”，而惠特曼则在自己的诗歌里“唱出了强烈的心声”。

　　一八八三年王尔德从美国回来后，在伦敦住了不久即前往巴黎，开始同法国文艺界的雨果、爱德蒙·龚古尔、都德、左拉等作家和诗人以及著名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等交往。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和一位拥有遗产的律师的女儿康斯坦斯·劳埃德结婚，在巴黎度过蜜月之后又返回伦敦，过着优裕的生活，这时他写成了他的童话《快乐王子集》。一八八六年他同剧作家肖伯纳一同签署了请愿书，要求宽恕判处死刑的芝加哥的虚无党人。一八八七年到一八八九年，王尔德还编辑过《妇女世界》杂志。

　　一八九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文艺评论集《意图》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灵魂》的论文，发表了他的艺术观点。他的观点是：不是艺术反映了现实，而是现实反映了艺术；现实的社会是丑恶的，只有“美”才具有永恒的价值。他又认为，艺术家不应该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也不应该受道德标准的约束；艺术家的个性不应该受到压抑和限制，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才能出现真正的艺术自由。当然，王尔德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见解也是比较抽象的。

　　就在一八九一年，王尔德的著名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出版了。在这部小说里，他创造了一个有如歌德的浮士德一样的遭遇的名叫道连·葛雷的美少年，他幻想能永远保持自己的美貌和青春，于是画家巴锡尔·霍尔渥德为他画了一幅画像。这时葛雷受了亨利·沃登爵士的引诱，走上邪恶的道路，纵情作乐，一天天地堕落下去，直到最后犯罪的地步，把画家杀死。他自己的外貌虽然还漂亮，可是他的画像却变得衰老丑恶了，他感到很苦恼，就向自己的画像刺了一刀，实际上这一刀是刺在他自己的胸口，于是他就这样死掉了。《道连·葛雷的画像》是一部代表王尔德的美学和哲学思想的小说作品，其实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道连·葛雷，也正是王尔德自己的描绘。他在写给他的一位崇拜者的信中说：“巴锡尔·霍尔渥德是我心目中我自己的形象，亨利爵士是世人心目中我的形象；道连则是我但愿自己能够成为的形象——只不过不要他那样的年龄”。王尔德还在这篇小说的卷首写了一篇序，其中批判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三宣扬了他的唯美主义的思想，因此这篇序不啻就是他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的宣言，最后他竟断言说：“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王尔德开始转而写作戏剧作品，剧本一个一个地相继涌现。一八九五年三月，王尔德因忍不了昆斯白里侯爵对他的侮辱向法庭起诉。到了五月，侯爵突然又告他有伤风败俗的行为被判入狱两年。他先在旺德沃思监狱住了九个月，后来又移到雷丁监狱，直到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期满获释。他当时曾说：“当我入狱时，我只有一颗象顽石一样的心，我只得追求享乐。现在我的心完全破碎了，现在是同情充满了我的心胸；现在，我知道同情是世界上最伟大和最美丽的东西。”就在这时候，他的妻子于一八九八年四月七日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逝世了。他出狱之后，耻于在英国居住，就移居到法国第普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去，而且改名为塞巴斯蒂安·梅尔摩斯。这时他忏悔他往日的荒唐和孟浪，写成了《狱中记》(一八九七)和《雷丁狱中之歌》(一八九八)。《雷丁狱中之歌》写他的同狱的一个犯人，因为杀死了自己的爱人而被判处了绞刑。在他出狱后的第三年即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终于孤独地死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名叫阿尔萨斯的小旅馆里。
　　　
　　二
　　　
　　王尔德不仅是位诗人和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他早在一八八二年就写成了一个以一七九五到一八○○年俄国生活为题材的剧本《维拉；或虚无党人》；一八八三年又写成了一个以十六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帕多瓦的公爵夫人》，但都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又回到了戏剧创作上去；一八九二年他写成了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八九三年用法文写成了取材自《圣经》传说的剧本《莎乐美》；同年还又写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一八九五年写成了《一个理想的丈夫》和《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这些剧本先后上演，使王尔德获得了盛名，而且被公认为是十九世纪末叶促进英国戏剧运动复兴的重要剧作家之一。

　　王尔德的剧本的内容，除《莎乐美》是一部追求享乐与美的唯美主义的剧本外，其他几个剧本都是以英国的贵族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所谓“社会问题喜剧”，现就拿重新译出的这三个剧本来说吧：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是个四幕剧，于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日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剧院上演。故事发生在伦敦夏季社交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情节围绕在一把扇子上，时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半钟为止。当女主人公温德米尔夫人过生日的这一天，她的丈夫送了一把刻有“玛格丽特”的名字的扇子给她。由于她听信了伯维克公爵夫人的话，说她的丈夫在外面同一个名叫欧林纳太太的人交往，再加上丈夫要邀请她参加他们家的舞会，因此夫妇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舞会结束后，温德米尔夫人就带着扇子跑到达林顿勋爵家里去，表示她再不能同温德米尔生活在一起了。就在这时候欧林纳太太赶来，劝温德米尔夫人立即回去，而且还拿走她遗留下来的那把扇子。原来这位欧林纳太太，就是温德米尔夫人的亲生母亲。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也走上自己在二十年前走过的道路，把自己的小女儿丢下离家出走，就挺身出来挽救了自己的女儿的命运。最后她要走了那把扇子作为纪念，因为她的名字也叫做“玛格丽特”，但温德米尔夫人却始终没有想到，欧林纳太太就是她的亲生母亲。

　　《一个理想的丈夫》一剧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三日在伦敦干草市场的皇家剧院上演。这个四幕剧也正象《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样，故事发生在伦敦的社交季节，全剧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结束。正如剧本的题名所标明的一样，是讲“一个理想的丈夫”的。就在这个剧本里，王尔德嘲讽和揭露了伦敦的贵族官场社会。正如剧中人物之一的梅白儿·切尔突恩小姐所说的：“现在伦敦社交界完全由美丽的白痴和显赫的疯子所组成。上流社会应该是这样。”又正如剧中的另一位女主角谢弗利太太所说的：“噢！我可不在乎伦敦的社交季节！它包含婚姻的因素太多了。人们不是寻求丈夫，就是躲避自己的丈夫。”剧情主要发生在罗伯特·切尔突恩爵士的寓所里。这位爵士曾经因为把内阁秘密出卖给一个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而发了大财，在众议院荣获重职，而他的妻子却蒙在鼓里，心目中始终把他看成是“一个理想的丈夫”。正如她所说的：“罗伯特，……在你的一生中，你和那些不体面的人毫不相关。你从来不允许世务来玷污你的人格。对于我，你永远是最理想的丈夫。啊！仍然做我理想的丈夫吧。”就正在这时候，谢弗利太太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参加了切尔突恩爵士家的舞会，她手里掌握有证据，想用恫吓方法揭露切尔突恩爵士的发家致富的丑事，而且要他在众议院支持一项关于开发阿根廷运河的计划，否则就要把他的丑史在报纸上公布出去。当他正处于即将声败名裂的时候，她的夫人写信向哥林子爵求救。这位哥林子爵曾经爱过谢弗利太太，而现在谢弗利太太又在向他求爱，他也掌握了她的丑史。最后靠了哥林子爵的努力，才挽救了这个“理想的丈夫”的不幸遭遇。

　　另一个《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的剧本，曾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剧院上演。这个喜剧不过三幕，剧情的关节在于一个双关语的假想的人名上面，即“埃纳斯特”(Ernest)既可作为人名，由于它的发音和“认真”(earnest)一字相同，又可作为“认真”解释。情节发生在蒙克里夫和沃辛两家。阿尔杰农·蒙克里夫的朋友约翰·沃辛原来是个丢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弃婴，他后来爱上蒙克里夫的姨母的女儿格温多林，他当时用了埃纳斯特这个假想的名字，而格温多林也很爱他，特别爱他这个叫做“认真”的名字。蒙克里夫也爱上了由沃辛作为监护人抚养大的姑娘塞西莉，由于他也用了埃纳斯特这个假想的名字，于是他们不得不请牧师去为他们的假想的名字埃纳斯特，重新举行命名礼。当格温多林和塞西莉发现她们所爱的都是同一个叫做埃纳斯特的人的时候，她们之间就发生了争吵和口角，经过种种的误解之后，他们才弄清楚她们所爱的埃纳斯特并不是同一个人，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的情节虽然没有多大意义，但精采而又诙谐的台词却很吸引人。

　　就从上面介绍的这三个剧本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尔德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这些剧本都以十九世纪末叶英国的社会、家庭、恋爱、婚姻为题材，它们反映出了当时英国上流贵族社会的空虚与无耻，对统治阶级的道德进行了揭发与暴露。由于情节的奇突曲折，人物生动，语言谈谐，因而使他的戏剧作品获得好评，演出也获得成功。作为一个宣扬唯美主义的作家王尔德来说，他在戏剧创作方面却无法完全避开现实和无视现实，因此这些作品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而且对当时社会的一切现象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不用说，王尔德当时不可能不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定影响，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发展个性的美好条件，必须复兴日常生活中的美，而否认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艺术的功利主义，这也正是他的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相矛盾的地方。但就剧作家的王尔德来说，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的。

　　比王尔德稍晚两年出生在爱尔兰首都都伯林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看了一八九五年一月三日在伦敦干草市场皇家剧院演出的《一个理想的丈夫》之后，曾于同月十二日为弗兰克·哈里斯主编的《星期六评论》写了一篇剧评，其中对王尔德的戏剧才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奥斯卡·王尔德在干草市场的新剧是一个危险的主题，因为他有本领能使得他的批评家们都变得迟钝。……就我所能肯定的，我是伦敦的仅有的一个人，不能随意地坐下来和写出一个奥斯卡·王尔德的剧本的……对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王尔德先生是我们的一位唯一的非常熟练的剧作家。”
　　　
　　三
　　　
　　由于这篇文字讲到王尔德的剧本，最后不访再谈一谈王尔德的戏剧作品被介绍到我国来的情形。

　　王尔德的戏剧作品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被译成中文，后来又被搬上中国的舞台，曾对我国早期的话剧运动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据我所见到的，在一九一五年的《新青年》杂志(当时称为《青年杂志》)上，从当年十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号起，直到第二年一九一六年十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二号为止，曾分期陆续连载了薛琪瑛翻译的《意中人》(即《一个理想的丈夫》)。看来，王尔德这个译名，很有可能就是从当时开始沿用下来的。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起，直到一九一九年三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三号为止，又连载了沈性仁翻译的《遗扇记》(即《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后来曾由新青年社印成单行本)。就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出版的《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上，又发表了潘家洵翻译的《扇误》，实即《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另一译文。一九二一年革新后出版的《小说月报》，从第十二卷第五期起，直到当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十二期为止，还又连载了耿式之翻译的《一个不重要的妇女》，不用说，王尔德在剧本中提出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不可能不引起我国社会各方面和广大读者的注意，记得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写了一篇题名为《幸福的家庭》的短篇小说，其中讲到一对夫妇的家庭生活，并且说：
　　　
　　他们是优美高尚，很爱文艺的。但因为都从小生长在幸福里，所以不爱看俄国的小说……。俄国小说都描写下等人，实在和这样的家庭也不合。……那么，他们看看什么书呢？——裴伦③的诗？吉支④的？不行，都不稳当。——哦，有了，他们都爱看《理想之良人》。我虽然没有见过这部书，但既然连大学教授也那么称赞他，想来他们也一定都爱看，你也看，我也看，——他们一人一本，这家庭里一共有两本……⑤
　　　
　　鲁迅的短篇小说中说这本《理想之良人》是小说，说不定就是指当年《新青年》上译载的那篇王尔德的《意中人》吧？！

　　从那时候起，王尔德的戏剧作品不断被介绍过来，二、三十年代先后出版的就有潘家洵译的《温德美尔夫人的扇子》(朴社)、杨逸生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大通书局)、张由纪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启明书局)；田汉译的《莎乐美》(中华书局)、桂方谷等译的《沙乐美》(商务印书馆)、徐葆炎译的《莎乐美》(光华书局)；徐培仁译的《一个理想的丈夫》(金屋书店)、林超真改译的《理想良人》(神州国光社)；孔襄我、王靖合译的《同名异娶》(即《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泰东书局)等。到了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星群书店还又在一九四六年出版了胡双歌译的《莎乐美》。记得三十年代戏剧家洪深还曾把《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收入《上海戏剧协社剧本会刊》，并曾上演过。

　　从那时起，四十多年来我们绝少见到王尔德戏剧作品的出版。现在钱之德同志又重新把他的三个剧本译成中文，承老友钱君<SPS=0104>同志之请，要我为这个新译本写几句话。我高兴我又有机会重读到这些剧本，同时也高兴地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至八月于青岛和北京

　　(《王尔德戏剧选》中译本即将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
　　　
　　①　借用巴金同志的译文。
　　②　原书用拉丁文名字“De Profondis”，意为“自地狱深处”。
　　③　现通译拜伦，英国诗人。
　　④　现通译济慈，英国诗人。
　　⑤　见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6至37页。

     戈宝权/陈晋容/比亚兹莱  

   (http://www.eywedu.com/20/83/703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