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的荣光与耻辱——《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总导言


   作者：宋永毅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近两千万字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光碟（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于二Ｏ一Ｏ年春出版），是我们这群海内外学人继《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出版后，为保存灾难深重的中国当代史的历史真相和健全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又一尝试。

   发生于一九五七年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动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份子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它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但不幸以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它在中国当代史上，尤其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思想历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据笔者使用美国的全球图书馆藏书网络（OCLC WorldCat）所作的不完全的统计，在英文和其他外语世界，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已经有10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问世。在中文世界，包括回忆录在内的这类著作的数量已经达到二二一种之多。可惜的是，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只能在港澳台和海外出版。


   一

   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是因为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地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就对执政的中共的批评和建议而论，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大，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仅见的。直至今天，都还远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种种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例如，以民盟、民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为首撰写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著名的右派“意见书”，就无不具有其改革的系统性。它们不仅有切中时弊的先见之明，还有中国目下的改革进行了三十余年还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更不用说在历史学界以雷海宗为代表的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公开挑战；在法学界以杨兆龙、钱端升、王铁崖等学者，党内以王翰、贾潜等司法界的高级干部对“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大声呼吁；在新闻界以王中为代表“新闻自由”的理论和十多位报纸主编对“同人办报”的认同和倡导，都大大地超越了三十年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成果的总和。仅举一例便可以一比高下：在反右运动前，虽然中共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的报纸，但至少中国当时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几家在名义上有民主党派办的全国性的报纸。而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却是一家党外人士主办的全国性报纸也没有。

   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除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著名知识份子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要求中共实践它执政前的民主承诺外，青年学生们的鸣放更是热血沸腾，思潮激扬。学生们的言论文章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前辈们尚未问津或不敢直道的领域，例如民主政体、言论自由、外交关系等等 — 这些，便是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共冠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的实质所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的右派师生中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在中共以外“组党”的意愿和初步实践。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意图成立的“劳动党”和他的《劳动党发起宣言》外，仅就各地报刊和《新华社内部参考》的报导，各地大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自发成立的政党便有数十个之多，如昆明师范学院的“中国大同党”、西宁高中的“中国国共党”、山东济南的“中国合理公产党”等等。至于在鸣放中成立的准政党性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社团，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中因后来打成“右派集团”或“反党小集团”而闻名于世的的有北大的“广场”和“百花学社”、北师大的“底层之声”和“苦药”、交通大学的“春雷”、西北师院的“车轰”、江苏作协的“探求者”等等。有趣的是：可能因为中共当时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尚有自信，因而各级党政机关、学校等等在五十年代末都出版了大量的《右派言论》和《毒草集》，以供长期的批判之用。没想到这数百本内部出版物竟阴差阳错地为我们今天的数据库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镜鉴。而这些“右派言论”也成了我们这一数据库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忠实地记载了当年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宝贵的思想——成系统的理论和实践。考虑到一九五七年以后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年中，因为政治高压等等因素，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这些“右派言论”和实践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无上荣光。


   二

   众所周知， 毛泽东和中共主动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 “大鸣大放”和帮助中共“整风”的运动，以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在我们编辑的这一数据库中，残酷的政治迫害在成百上千的大批判文字、处理结论和“右派分子”检查交代中留下了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录。我们之所以要在之一数据库的第七部分收集这些揭发、检查、交代等今天看来是人格耻辱的材料，也正是把它们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以为后人完全应当直面这些丑陋和耻辱——当年中国知识精英人格脆弱的另一面，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当然，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所致，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但是，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例如，一部中国反右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耻辱史，这在那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陈叔通、李济深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这些另类的党（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和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令人痛心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名为文学大师和巨匠们，如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无一不是反右的主动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文艺界右派同行丁玲、吴祖光等人的批判的文章不仅连篇累牍，还都表现出“痛打落水狗”和泼尽污水的态度。其上纲上线之高；其批判文风之劣，绝不遑让于十年后红卫兵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当然，文革后巴金先生对此作了痛彻的忏悔。

   而对被批斗的一方——“右派分子”们来说，也并非没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例如，一九五七年右派们在突来的政治迫害前从抵抗到崩溃的时间都很短，这常常和他们陷入被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无情揭发乃至任意诬陷中有关。例如，罗隆基的绝望和他被最亲密的三位亲友揭发诬陷有关：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机要秘书邵慈云；三是他的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陈企霞的崩溃则因为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开始背叛。给章乃器致命一击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婴。她的长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历史反革命”的高度。章伯钧在第一次被批判时就惊慌失措、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会把他的私房牢骚话都无情地揭发出来，还向周恩来告了密。所有这些历史的教训，如领军主帅缺乏殉道者的道德勇气、主要人物并不具备在高压下不背叛理想和团队的精神和人格等。所有这些，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仍然是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的。


   三

关于反右运动的时限，本数据库也有着新的界定。一般而言，在人们的心目中当然是一九五七年。但是通过对这一数据库浩繁卷帙的阅读，读者会很快发现一九五七年只是一个运动的起点。至少一九五八年它仍然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一）绝大多数的右派是在一九五八年做出的结论和处理；二）声势浩大的“反右补课”是在一九五七年底、一九五八年初发动的。这一运动又打了好几万右派或“内控右派”。在四川，“反右补课”还补到了幼稚单纯的中学生的头上；三）一九五八年的报刊上还充斥着揪出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好几个党内的大右派和“右派集团”——如安徽省委的右派集团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云南省委的右派集团郑敦、王镜如等和青海省委的孙作宾右派集团——都是在一九五八年揪出和处理的。事实上在一九五八年，中共在知识分子中的“反右运动”也从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以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出现罢了。如一九五七年年底、一九五八年年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五八年二月开始的、继“红专大辩论”后的“向党交心运动”；三月在各高校以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双反运动”；四月的“搞臭个人主义”运动；五月发端的在知识界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文教界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

   在本数据库的第七部分“反右档案”里，收集了一份题名为《关于龚子荣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报告》。这一给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党委书记龚子荣和一批追随他的党内干部定性为“右派集团”的绝密报告是写给李先念和中共中央的，作者很可能是由李先念派往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组。有趣的是：此份报告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即距反右开始（一九五七年）近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而定龚子荣和他的追随们为“右派集团”的材料竟完全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档案。由此可见，在中共高层，他们也并不以为反右在一九五七年已经结束。鉴于此，我们在反右运动时限上也就采用“一九五七—”的开放式的界定。


   四

   一九五七年始的“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消灭了他们的批评声音，更给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首先，它使中共把它在1956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开了先河。其次，它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从此失去了批评政府的社会良心的作用。再此，它在实质上消灭了当时尚存的中国民主党派。随着一大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打成“右派”，它们实际上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功能，沦为中共一党专政的“花瓶”。最后，“反右运动”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大最权威的独裁者的地位。党外的反对势力被肃清后，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简言之，“反右”为毛泽东一步步发动文革，打击他的党内战友埋下伏笔。鉴于这一历史事件无容置疑的重要性，“反右运动”一直是海内外中国当代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之一。

   研究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还有着它的当代意义和迫切性。从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在一九五七年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轨迹。另外，中国政府虽然在一九七八年为几乎是全部的“右派”平了反，但是它仍然在理论上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研究和总结历史教训了障碍。而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们，不少已经逝世，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经年近七十。从这一点来说，为厘清真相而抢救他们的历史记忆都刻不容缓。

   从总结历史教训，揭示历史真相，推动中国当代史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的目的出发，北美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六位学者和仍在中国大陆的三位学者于二ＯＯ七年组成《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编辑部，开始了这一筚路蓝缕的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很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台湾、香港和大陆学者的大力支持。继竭力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之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一次成了合作单位。三年多来，编者们找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这一光碟中的近万篇文献。

   汇编在这一光碟中的史料，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反右运动后与反右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就数量而言，已经有近两千万字之巨，共分为如下七大部分：

   1）和反右运动有关的官方文件；
   2）毛泽东关于反右运动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3）中共党政领导有关反右运动的讲话和指示；
   4）有关反右运动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
   5）重要的右派言论和文章；
   6）反右运动前后的鸣放言论、报刊社论和重要文章；
   7）反右档案：处理结论、检查交代和平反通知。

   为了方便中外学者查阅，这一数据库还采用了中英文两种目录和主题词的检索方法。

   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碟之中，而且还能够运用“作者”、“标题”、“时间”和“关键词”等等途径检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数据库光碟正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博物馆”。出于同一历史研究和现实需要的目的，我们还将殚精竭虑、集腋成裘；希望能假以时日，在今后的十年至二十年内逐一完成一系列的有关中国当代史、尤其是政治史方面的数据库。它们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等等。届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当代史的历史真相将会得以揭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将会得以保存和健全。


   二零零九年八月

   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