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邓丽君
《环球人物》记者 何相宇 张雷 戴平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要问问炊烟，你要去哪里？”邓丽君离开我们已经15年里，然而她温婉的歌声一直为歌迷们所怀念。一位从事声乐研究的“君迷”（邓丽君的歌迷）说：“邓丽君的声音具有中国女人的特色，充满了东方女性的神韵，温柔不失坚强，美丽而且善良……”在日本一个“君迷论坛”上，有资深“君迷”一针见血地指出：“邓丽君小姐的声音有湿度，濡湿感沁人心脾，不同于众歌手相对简单的干燥尖锐或者明亮直白的嗓音。”
台上的邓丽君，笑容甜美，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中国古典女子的婉约、温和，她的舞台形象和她的歌声一起，留在人们的心中。
孝顺的女儿
在邓丽君的孩童时代，他们一家7口的生活非常拮据。6岁那年，已经“很有表演才能和号召力”的邓丽君，开始在妈妈的陪伴下上街卖唱。9岁那年，她随父亲原来的战友到台湾各地演出。虽然每次只能得到5元、10元新台币的微薄收入，但对贫寒的邓家来说，却已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台北一家歌厅的老板偶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希望她能在课余时间到歌厅里客串一下。不久，她就成为歌厅里的“娃娃歌后”，连台湾南部的一些歌厅也邀请她去演出。
1973年，日本宝丽多公司派人到香港寻找偶像型华人歌手，他们发现了邓丽君。赴日本考察后，邓丽君和宝丽多签下5年的契约。
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这意味着要抛弃已有的成绩，从头开始。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除了接受系统的歌唱训练，还苦学日语，不出一年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每天工作12个小时，前后共推出8张大唱片、12张小唱片，每张唱片都进入了日本歌曲排行榜的前30名。她平均每个月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次要唱35首歌。
1979年2月，邓丽君因使用不符合正规申请途径办来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被日本“驱逐出境”。如日中天的她，一下子坠入事业的最低谷。邓丽君决定暂别舞台，重拾书本。由于语言天赋出众，邓丽君顺利地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入学考试，主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课程。
频繁演出，使邓丽君的成绩一落千丈。1967年，她就读的金陵女中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放弃歌唱，专注于学业，要么休学。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和对歌唱事业的热爱，邓丽君决定休学。邓丽君成名之后，外界曾对她的父母有过微词，认为他们关注家庭的经济状况胜于关心女儿的前途。邓丽君回应说：“不是大人要我唱，而是我自己想唱。”
1972年前后，邓丽君到香港、东南亚地区谋求发展，流言蜚语纷纷传出，有人说她在越南因为私生活放荡，堕胎时流血过多而死……但邓丽君本人始终对这些流言保持豁达和从容的态度：“人反正迟早要死的，真的死了反而就看不到自己死亡的消息了，现在提前看到自己的死讯，不是很有趣吗？我实在没有话说，只想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只要自己没有做错事，又何必在乎别人的恶意中伤？”
上进的歌手
上世纪70年代，邓丽君红透港台和东南亚地区。可就在此时，她的危机感与日俱增：自己的演唱越来越定型，观众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她即使疲惫地全心付出，仍不能换来往日的那些热烈掌声。
1973年，日本宝丽多公司派人到香港寻找偶像型华人歌手，他们发现了邓丽君。赴日本考察后，邓丽君和宝丽多签下5年的契约。
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这意味着要抛弃已有的成绩，从头开始。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除了接受系统的歌唱训练，还苦学日语，不出一年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每天工作12个小时，前后共推出8张大唱片、12张小唱片，每张唱片都进入了日本歌曲排行榜的前30名。她平均每个月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次要唱35首歌。
1979年2月，邓丽君因使用不符合正规申请途径办来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被日本“驱逐出境”。如日中天的她，一下子坠入事业的最低谷。邓丽君决定暂别舞台，重拾书本。由于语言天赋出众，邓丽君顺利地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入学考试，主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课程。
那时，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也在美国留学。多年后他曾回忆说：“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个人孤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独自掉眼泪。我心如刀割，既难过，又无可奈何……”
1979年4月，邓丽君首次在美国旧金山及洛杉矶、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北美巡回演唱会。第二年夏天，她举办了第二次北美巡演，熟练地用日语、英语、粤语、国语与观众交流，演唱会吸引了大批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华人以及美国人，往往是第一场演出还没开始，第二场的门票就已售完。
邓长禧说：“我对老姐有一份别人不易体会的尊敬，在甜美的歌声和笑容后面能看到她那满腔力争上游的志气……十余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我深深相信，没有平常一点一滴的努力，我老姐在歌唱方面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很多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变的气节
幼时的清贫和磨难，让邓丽君在长大成名后常存感恩之心。她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隐退”期间，也从不缺席义演。她以谦和待人、勤勉自持的形象，成为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
1969年12月，应香港白花油药厂董事长颜玉莹之邀，邓丽君参加《华侨日报》发起的“救童助学”义卖活动。在香港工展会上，她登高一呼就募到了5150元港币，成为当年慈善义卖的“白花油皇后”。
“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尹华芳回忆，邓丽君往往以无名氏的名义捐款给各地的慈善机构。“小姐的乐善好施，对家人也是一样的无微不至。小姐无论买什么东西给自己，例必会买两件，另一件送给妈妈，与她分享。”
邓丽君生前遇到过一位“真命天子”，那就是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长郭孔丞。郭孔丞比邓丽君大6岁，两人相识后很快陷入热恋。1981年，邓丽君举办订婚发布会。她生前的友人回忆说：“那是邓丽君最甜蜜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对这段感情非常认真。”
然而，就在喜帖和婚纱都已准备完毕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故。郭孔丞带邓丽君回新加坡家中拜见长辈，郭孔丞的祖母向邓丽君提出了3个苛刻的条件：一是要邓丽君拿出详细的身家资料；二是要她终止所有演艺活动，专心做家庭主妇；三是要求她必须和演艺界断绝来往，并与所有男性友人划清界线。
邓长禧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实际上，当时邓丽君已决定婚后退出演艺圈。但她听到郭孔丞转述祖母的要求时，感到十分屈辱，摸着订婚戒指，泪流满面。最终，邓丽君毅然退婚，与郭孔丞分道扬镳。
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虽得奖无数，却始终不喜欢这个国家。很多倾慕她的日本男子，都被她拒之门外。尽管条件很便利，但她一直没办日本护照，也不购置日本房产。她说：“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货。我买的是一辆德国金龟车，不但没有冷气，还是手排档。同样的价钱买日本车，不知道能换一辆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我心里的意思。或许是由于某些民族情结吧，老实说，我讨厌日本，我唯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赚他们的钱，然后汇回老家。”
邓丽君去世后，台湾当局将她定位为“爱国艺人”，因为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摘自《环球人物》201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