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之死：“罪行”只一条 送李立三夫人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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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忘了是一达还是金山，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任均/口述 王克明/撰写，原题：《孙维世之死》

文革中，烈士子女孙维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在“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档案中，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年，经历了苏德战争。那段时间，她学习戏剧，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教育，这为她后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维世从小管我叫“六姨”。维世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给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是延安马列学院的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的一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