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网恢恢说鲁迅
傅国涌
1932年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鲁迅的回答是：
“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二心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可以说，鲁迅为“争取言论自由”努力了一辈子，早在1912年1月，民国伊始，他在给故乡绍兴的《越铎日报》写的《越铎出世词》中，就提出报纸的宗旨为“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同年他给绍兴《天觉报》的贺电“敬祝天觉出版自由”。然而他生活的年代，他思想、写作、翻译、办刊的二十多年，孙中山等手创的共和转瞬即逝，从袁世凯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时期，至国民党杀人如麻的“清党”之后，离言论自由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尽管《越铎日报》因为批评都督王金发就领教了编辑部被捣毁的滋味，在北京时期他也写下过“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这样愤激的话，但文网之密、“政府”“压制言论的网”之严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是整九个年头），好在他住在租界，还能跟国民党检查官捉迷藏，他自称“钻网”（《两地书》）。在现实的黑暗与苦闷中，“重写历史”成了鲁迅晚年常萦回心头的一个想法，其中他特别提到了“文祸史”。1935年，他曾问唐弢“能不能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其实这样的文网史至今尚未完成，围绕着鲁迅本人展开的文网史也是一个空白。散木先生的《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细致地描画了鲁迅一生、尤其是最后十年在国民党文网中的斗争史，折射出时代的光和影，以我粗陋的阅读视野，这还是第一部研究“鲁迅与文网”这一重大话题的专著。虽然鲁迅似乎成了老掉牙的题目，但“鲁迅与言论自由”将是一个永远新鲜而激动人心的话题。本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打破了长期主导鲁迅研究界的“鲁迅中心论”，在许多鲁迅专家那里，鲁迅是绝对的中心，他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的中心，位居正统、庙堂，而不是多元中的一元，所以鲁迅的选择、取向，从价值观到文风都被全盘肯定，而与鲁迅不同的路向选择则被一概否定，一句话，鲁迅是神不是人，鲁迅是不容质疑、不容批评的。散木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披阅史料，钩沉史实，回到了历史，并从人类主流文明的平台上重新审视作为人的鲁迅，在客观评价鲁迅的同时，也对鲁迅生前极力否定的“论敌”及他们推动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的贡献作了公允的评价。
一
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后，鲁迅痛感 “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他初到上海，他创办的《莽原》一期因为刊载了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而被扣，他曾钟爱的《语丝》被迫减少了“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多登中篇作品”，终于办不下去了，被迫停刊。1928年、1929年这两年，他甚至受到了 “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威胁。到30年代， “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压迫是透顶了！”。1934年2月，国民党一口气查禁149种书刊，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几个报刊有不少被封了。黎烈文、张梓生也被迫相继离开《申报·自由谈》，这一年12月（即史量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他给刘炜明写的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
1935年，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一篇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真是痛心疾首。国民党从事先的书稿审查到事后的禁书、查禁刊物等，无所不用，为什么收效不是很好，没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达到一种声音的目的，“原因之一是上海租界的存在，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大都在租界内各小书坊寄售”（《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101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鲁迅许多被查禁的书籍、他为瞿秋白编印的《海上述林》等，“以及几乎国民党查禁的各种进步书籍都是内山书店书架上常备的书目，左翼作家翻译的近三百多种书都能在这里看到，原因无他，就是因‘治外法权
庇护下日人书店无法查禁’而已。”（82页）
鲁迅的文章被检查官删节、甚至全文检扣都是家常便饭，好在他结集出版时把扣发的文稿通通收入，并一一说明。被删节了的文句，也一一按原稿补足，并加黑点。当时的书局几乎清一色都是民营的，报刊也以民营为主，鲁迅的书有销路，鲁迅的文章有读者，出版商也好，报馆老板、编辑也好，愿冒一点小风险的人毕竟还是有的。散木转引许钦文的回忆说：“尤其左翼文学走红之后，那时，‘在杂志上只要登着鲁迅文章销路就可以保险，只要有两种书开起书店来就总可以发达’”。（219页）《申报》是一份历史悠久、有广泛读者的老牌大报，从1933年到1934年，鲁迅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杂文，仅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而且史量才给了鲁迅特别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五到十元，“鲁迅则用与不用一概照付稿酬，千字三十元”。（219页）
有人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但也据说他曾谢绝为著名的《大公报》、《立报》、《国闻周报》写稿，本书作为个案也分析了他拒绝为故乡的《越风》半月刊写稿的心路。
在上海租界的最后九年，鲁迅大量写作杂文、翻译外国作品，出版了大量杂文集、译作。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他经常就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名称（如“三闲书屋”等），不仅以这种形式出自己的作品，萧红、萧军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也是这样出世的。这恐怕也只是租界环境下才有可能。难怪鲁迅说：“审查诸公的删掉关于我的文章，为时已久，他们是想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不过这也是一种颇费事的工作。”也因此他才能靠写作、翻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保持独立的批判。《为了内在自由的第二种外部自由》专门讨论了鲁迅的经济收入，即使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年代，鲁迅最后九年的稿酬、版税收入还是相当于今天的210万元，月均相当于2万元以上（而之前北京的十四年，月均不过相当于9000多元），正是这一经济保障有力地支撑着鲁迅在“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黑暗年代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没有租界的存在，这一切又何以可能，正如书中引“商务”老人高凤池的话说，“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命运最显豁的事业是银行、报馆、书业，那么，这三样东西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上海相抗衡了。”（216页）近代报业、出版业集中上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租界，本着求实的态度，作者丝毫也不想遮掩这一点，他直言： “租界是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的一个场所，所以，上海之书局、报馆甚至大学之多，都超出了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狭仄的地盘内却有这样一块敞开的社会空间和公共平台，这真是历史的吊诡。”（77页）难怪北大多事之秋，胡适、傅斯年等甚至主张迁到上海租界来。“由通商口岸而‘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建立了与其母国相类的统治秩序，并拥有治外法权等特权，但同时又舶来其母国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这一方面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损害，另一方面也为反对政府的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和安全的空间，尤其是言论和出版，租界内外有着判然不同的情景。”（80页）应中国当局的压力，和稳定租界自身统治秩序的需要，租界有时“也参与文网的建构”，给青年鲁迅深刻影响的“苏报案”就是在租界发生的。无论怎么说，没有租界，我们将无法想象鲁迅晚期的文章、文集有问世的机会。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传诵不衰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157页）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名文，我们固然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但也不能忘记那是在租界。
二
在国民党的恢恢文网下，形形色色的文人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嘴脸，鲁迅的态度当然是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不宽恕”，在他的笔下多少人现出了原形，以他的笔“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但不能讳言他的无比“刻毒”的笔也伤了不少人，比如他仅凭传闻就断定：“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梁实秋否认了这一说法，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臧克家也表示这是“不可能的”。（279页）“不管是正面的敌人，还是‘砍伤了樱桃树’的‘童年华盛顿’们，‘无论它对面是什么’，鲁迅只有两个字：‘战斗’——‘当然要战斗下去。’（166页）这是鲁迅的悲哀，而不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曾是“创造社”保姆的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在屡遭查禁、罚款，乃至三次租界当局拘捕后退缩了。与鲁迅至少有十四年交情、见面、通信达700多次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遭一再封门、一再迫害”之后，到1934年2月，这家对新文学贡献至大、出版过鲁迅大量著作的书局终于与“鲁迅无缘矣”。为了出版“新文学大系”，“良友”不得不出版检查官项德言的垃圾小说，还要支付高额的稿酬。1934年2月，国民党一次查禁左翼图书149种，涉及到28个作家、“几乎上海各主要的书店二十五家”。中国出版界由“开明”领衔、二十多家书店二次联名请愿，最后“官员”、“出版家”和“编辑”开会磋商，事为鲁迅所知，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以嘲讽的口吻记了一笔：会上“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这是日后书刊原稿审查制度的由来，“某甲”指的是施蛰存，对于“献策”的指控，他本人是否定的。但不久以写“新感觉派”小说知名的穆时英当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则是事实。上海“书籍杂志检查处”设立后，“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与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130页）真是“荆天棘地”，乌云满天，“鲁迅冷眼望去，‘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117页）
曹聚仁在文网重压下的“悔过和退出”也让鲁迅失望，1936年初，他们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以曹为发行人，文网编织者找他“谈话”，“曹说出刊物的编辑和作者，继而声明退出，而《海燕》也不久就被查封了。”（110页）对曹主办的“带些学究气”的《涛声》，鲁迅也颇有微词。
对于故乡浙江，鲁迅晚年更是耿耿于怀，掌握上海文网生杀大权的多为浙人，如潘公展、朱应鹏、穆时英以及鲁迅怀疑的杜衡等，论敌之一王平陵虽非浙人，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不过故乡既有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叶溯中之类，也有陈布雷、邵力子（更不用说蔡元培）这样人品高洁的清流，他们与那些浑浑噩噩的浊流、唯唯诺诺的奴才不可同日而语。曾为新闻界翘楚的陈布雷、邵力子虽入侯门、身居高位，毕竟对言论自由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希望政府‘俯舆就情”，更对鲁迅充满敬仰；加上一层乡谊之情，多少也会影响国民党对鲁迅的态度。特别是陈布雷，身居要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主持和决策人物，鲁迅著作的大量流布，和他是应该有些关系的”（57页）甚至在鲁迅去世八年后，战时首都重庆举行纪念活动，国民党“军统”头目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好在陈布雷先生坚阻，这才避免了一场无聊的闹剧。”（468页）《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也与邵力子、陈布雷等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在尽快做了审核，并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489页）
即使在普通的“小”检查官中也不乏“对鲁迅的著作网开一面”者，“1934年甘肃‘审查处’呈请封禁鲁迅翻译的《表》，中央‘审委会’的王勉之批道：‘此书颇富有教育意义，毫未牵涉到政治问题……不必检扣。”（57页）
鲁迅之所以能在文网恢恢中继续他的写作生涯，坚持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不能不提及陈布雷、邵力子他们，这一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正面提出。
三
在国民党疏而有漏的文网下，鲁迅的最后十年，以其独特的“隐晦曲折”、“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并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国民党的邮电检查作斗争。在杨杏佛被杀害之后，他曾说过“只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在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他曾说：“文坛所受的压迫一天一天吃紧，然而我仍悠然度日”。在无所不在的文网面前，他没有屈服，而是进行了长期的、韧性的反抗，他向来反对赤膊上阵，而主张打“壕沟战”，在他看来，“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这是他所不屑的。于是，漫天花雨般的“笔名”战术成了他重要的选择，《冲破重重文网的利器——笔名》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一生至少用过130多个笔名，仅在《申报》就用过41个，在《中华日报》用过13个，在只问目的、不论手段的他看来，“区区假名真名”只不过是“小事也哉”（406页），那么多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只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一个刊物如果办不下去了，他的对策也是换名字，《萌芽》曾改名《新地》，《前哨》曾改名《文学导报》，《拓荒者》曾改名《海燕》，不过最后也都没能幸免查封、停刊的命运。
笔名还是真名，曲折或者直接，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鲁迅承认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所以他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虽然在回答《中学生》提问时他也说过“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但当胡适、罗隆基等知识分子以真姓名和直截了当的言论争取这一自由时，他嗤之以鼻，嘲弄他们是贾府的“焦大”，焦大的骂，是要贾府好，他们遭到查抄、迫害，是主奴之间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识讳忌”，最终还是会得到主子宠爱的。还说：“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李欧梵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中认为“鲁迅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了怕送掉性命而没有‘说开去’！”这不是“说”或“不说”的问题，而是“如何说”，“如何‘说开去’，如何找寻空隙，建立一个说话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太大的贡献”，“鲁迅在这个时期的‘说法’和所写的游戏文章（特别是和检查官作的语言捉迷藏游戏），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20页）总之，这种隐晦曲折的杂文无助于开创真正的“批评空间”。
这当然是持“鲁迅中心论”的护神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以为捍卫鲁迅就是鲁迅什么都是对的，同样深深热爱鲁迅的散木也以平实的语气回答了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对中国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国民党专制体制的抨击由于是用杂文的形式来表示、用曲折的方式来表露，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即他所说的‘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 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极其落后、受众的文化程度相当有限的条件下，鲁迅的文字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障碍。”（369页）
“基于生活环境的限制，上海时的鲁迅既无法再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文网的语境又使得他的社会批判不能畅达地被表达出来，就只得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文网逼迫他用晦涩的文字表达他的愤懑和批判，这种愤懑和批判又因一次次的文网升级而更加曲折和暧昧，这也许也是鲁迅晚年的一种悲哀。”（370页）
这就为作者肯定鲁迅、同时也肯定胡适扫清了道路，鲁迅与胡适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在一个多元社会，完全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当苏雪林大骂鲁迅和“鲁迅宗教”时，向来宽容的他严肃地批评了苏的“褊狭和成见”。胡适说鲁迅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尽力（亲笔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而鲁迅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种，他承认自己写文章、办刊物，总是“党同伐异”，办语丝时不发徐志摩的作品，办《莽原》时坚决不登接近“新月派”的来稿。可是在被鲁迅生前骂得狗头喷血的“新月派”中，叶公超、甚至梁实秋等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包括杂文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进一步认识到，一个自由、昌明的社会，不会盛行“恶毒、仇恨、暴力、黑暗的” 奴隶语言，而一个“充满着不公正和黑暗的社会”，“‘鲁迅话语’就会依然存在”，鲁迅生前觉察到了这样的悲哀，“他的文字因为它所抨击的时弊的存在而存在着。”（373页）这才是更大、更深的悲哀。
鲁迅已逝，文网依然，鲁迅之后的文网史已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那又将是一个沉重却无法绕过的大题目。
2003 年2月6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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