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的遭遇令人扼腕
杜峻晓
儿子带回一本《炎黄春秋》杂志。其中一篇由“双枪老太婆”外孙女林雪写的名为《“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的文章，读后让我感到胸前堵得慌。我没想到，新中国的成立，竟会是“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噩运的开始；我更想不到，一些披着党的干部外衣的人是如何迫害曾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人；我还没想到的是，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革命者，面对自己人的毒手，完全无可奈何。
前不久，新中国刚过完六十岁生日，人们仍然沉浸在节日的兴奋中。此时此刻，陈联诗的遭遇更值得我们深思。
思考一，说话不算数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善待对革命成功和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人，知恩图报，是党和政府的底线，然而，这道底线在某些干部那里，却变成了“关住门打狗”，甚至一朝权在手，翻脸不认人，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真的“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那个叫陈人望的人，曾花重金从敌人那里救出起义者，解放后被党和政府列为统战对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当作反革命抓住处决。如果党和政府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能算数，又如何能够取信于社会，如何能够带领更多仁人志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党的形象体现在每个党的干部身上，如果党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不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党的前途在哪里，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
思考二，善整“自家人”由来已久。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当他面对执刀拿枪的敌人时，束手无策。一旦战争结束，进入和平时期，他们整治自家人时，却又毫不手软，办法多多，让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陈联诗一心想为民众办好事，对个人的利益从不考虑，但是，天真的她却受到来自党的干部的明枪暗箭。年轻的生产部长、妇联主任把陈联诗当成了敌人，大会小会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甚至成立班子，组织人马，整理搜集陈联诗的黑材料。在这些革命败类的鼓噪下，陈联诗以前的功劳全被抹杀，所有的付出全都一文不值，后来竟然变成改造对象。对陈联诗的迫害升级后，其他一批老党员亦受株连，以“跟不上革命形势”被劝退。什么是“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什么是“飞鸟尽，良弓藏”，什么是过河拆桥，这就是。尽管那些迫害陈联诗的人后来也受到迫害，但她们所受到的报应并不能与其迫害陈联诗的罪过相抵。
思考三，党组织成为整人的工具。在血风腥雨的年代，党组织意味着东躲西藏，意味着掉脑袋，意味着亲朋好友受株连。当革命成功后，党组织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整人、治人的工具。陈联诗如果没有加入党组织，她不会有后来的知名度，但也不会受被某些人迫害的窝囊气。就是这样一个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奇女子，却非被那些自称为党组织的人逼着写“退党申请书”，这是最不能让陈联诗容忍的。她的四位亲人曾为新中国成立献出生命，她曾为新中国成立出生入死，好不容易迎来胜利的曙光，享受胜利的果实，她却要被劝退出党，陈联诗当然不会答应。可是，党组织对付一个普通党员是有办法的，劝退不成就开除。无奈之下，陈联诗含屈忍辱地写下了“退党申请书”。善良的她，指望着党组织的大门重有一天再向她敞开，不停地写“入党申请书”，一共写了42份，然而，那道沉重的门紧闭着。直到陈联诗含冤死去22年后，她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可悲，可叹！
善良的人们，要警惕！
附：“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
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但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
进入妇联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做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曾经有过很多传说，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
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办了一个缝纫社，缝纫社里大多是烈属，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妻子谭幺姐。
陈联诗知道，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她借了五部缝纫机，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恰好此时，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
当时的妇联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陈联诗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
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革命，“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农场风波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相当于新币2000元。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其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到1950年9月，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随着事情的一步步运作，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向妇联生产部提出，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承认了这件事情。
事情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应该劝退出党！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
遭到“劝退”
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置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
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逆境自强
1953年春天，陈联诗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她踩着雾气浸湿的千级石阶，慢慢走向山顶的一座破庙，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发牢骚，闹事，不听调配，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五十好几的陈联诗身心交瘁，她很瘦，经常生病。但她带着这些把自己和男人都不当回事的女人学习《婚姻法》，带着习惯了游手好闲的她们去植树，锤碎石子修公路，还去为她们解决扯筋打架和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盖上了公章，后面还很慎重地署上了每个领导的名字，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私章。在陈联诗一再要求下，每个人都给她提了意见，意见中的优点是“党性和组织性极强，阶级立场鲜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入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吃苦耐劳热情积极……”缺点是“常常陷入事务主义，凡事都要亲自过问，批评时应该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没有很好地坚持生活制度，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
这份鉴定中反复用了“党性和组织性”这样的词汇，显然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党内的同志一样看待，表明了他们对于陈联诗被“劝退”的不理解。她刚来不久，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她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教养院的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以后漫长的申请之路就这样开了头。从那时起，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受的斗争场面更加残酷——她被关进了黑屋，没有任何人听她的辩解，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也爬上了千级石阶，在破庙里住了三天哭了三天，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恢复党籍
被妇联“扫地出门”的陈联诗，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关心。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为她的那些故事着了迷，将她调到重庆市文联的美术家协会，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成了一个专业画家。她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其间好像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过为她解决”组织问题”。
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在不断被提高，以至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都会发现新的问题。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复杂”，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说不清楚”：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土匪”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于是不但游击队的性质无法确定，就连廖玉璧的“烈士”身份也无法确定，陈联诗的党籍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革命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这在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的1960年，对于一个受过“处分”又“经历复杂”的老人，算得上特殊中的特殊。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鼓励她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癌细胞在全身到处扩散，喉管也因为一次抢救被切开，几乎说不出话来。
生产部长轻轻地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她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
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大姐会这样。我知道她虽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却一直保留着书香世家的修养和鉴赏水平，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我吓坏了，连忙拦住她，说陈大姐我不能要，你留给你的宁君吧。陈大姐着急了，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给我比划，意思是宁君她有一只，这只一定要给我。她拉住我的手，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戴上了，我……”她已经泣不成声。
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
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炎黄春秋》 2008年第4期林雪 文
（转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