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父亲和我
向泽沛 口述，文 靖 执笔
我的父亲是庚款留学生，他非常喜欢音乐，吉他弹得不错，还写过电影剧本，但是爷爷坚决不让他搞文艺，所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商学院学了经济。毕业以后，父亲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生活得很好，后来听说成立了新中国，他赶紧回来，把全家从香港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聘他为系主任。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父亲带了一箱子78转的粗纹唱片，很多乐谱，另外还带了一把1/4的小琴，大概花了五百美金。40年代，那个价钱都能买一把不错的成人琴了，但他不懂，其实那是一把真正的名琴，是有证书的。父亲先让我哥哥学，吱扭了两天，坚决不学，又让我姐试试，她是一拉就哭，最后把我叫过来，拉了两下，说：“好听不好听？”“好听。”“想不想学？”“想学。”
好，那就是你了。
1950年我5岁，起先我跟天津一个很老的老先生学了几个月，叫马道永，后来换了白俄老师古达迪耶夫。他在租界里教琴为生，每次都是父亲带着我去，古达迪耶夫会说英语，父亲就给我翻译。
当时我家和马思聪家非常近，就隔着一个结核病院，大概也就几十米的一段围墙，但并不认识。中共执政后，不断有外国人离开，1952年，古达迪耶夫也要走了，去巴西，但他特别喜欢我，说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个好老师。当时他在中苏友协里跟马先生认识，并且一起合过重奏，但是他说俄文、英文，马先生说法文，语言不通，所以也不是很熟。
那天正赶上父亲出差，古达迪耶夫一个人带着我去见马先生。听我拉了之后，他们俩各说各话聊了半天，知道马先生决定收我了，我们挺高兴的就走了。后来马先生说，那天他以为古达迪耶夫带了一个会拉琴的小娃娃来，是个没人要的孩子，问他们夫妇是不是可以收养。马先生觉得不错，想留下，但又觉得奇怪，怎么临了古达迪耶夫又把我给带走了？等父亲回来，又带着我到马先生家，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所以从1952年起，我开始跟马先生学琴。那时候他刚40岁，我7岁。过了两年，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就每个礼拜坐一趟火车到北京上课。开头父亲带着，后来就是我自己去，父亲怕我走丢了，还在琴盒里搁十块钱，写个纸条：“叔叔阿姨，我迷路了，请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有半年多没去马先生那儿，他给我家打电话，说：“泽沛怎么不来上课？”父亲说自己这边出了政治问题，怕牵连他。马先生说：“你的事儿跟泽沛有什么关系？你叫他该来就来。”就这样，我跟马先生学了14年琴，一直到1966年他被关进牛棚，是他的弟子中跟他学琴时间最长的一个。一般别的学生，比如林耀基 ，他是马思聪1952年从广州选来的，当时15岁，他们一般只跟马先生学两三年。另外还有盛中国，比我大4岁，是我双料的师兄，他跟马思聪学过，我也跟他的父亲盛雪学过。因为马先生说，盛家的左手技术很好，所以让我跟他学了两年。马先生有这样的胸怀，并不把学生当成私有的，别人不许碰，但今天就不一样了。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第一届的学生，不过那时候并不是专业附小，文化课还要到普通小学里上。的确，我是比较听话的那种小孩，虽然也挨过打，但在练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个钟头琴，再去上学，下午两三点钟回家，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作业，玩一会儿又开始拉。除去吃饭，一直到晚上9点都在练琴，正是这样，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而且，因为我从小跟马先生学，从7岁一直弄到21岁，无论从持琴、运弓等等，都很像他，就跟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马先生对我也基本满意，有时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说话，把脸一沉——本来他的脸就长，那样就更可怕了，对我简直就是大祸临头，绝对回去得玩儿了命地好好拉。
我跟古达迪耶夫学到Kreutzer（克莱采尔）的练习曲，但是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础。比如《克莱采尔》第二课和第七课，一个分弓、一个大弓，他让我天天练、天天练，前后三年不断强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较好的。而且，马先生特别注重音乐，不像现在许多人“技、艺分离”，你去了只是学技术，完全就是肌肉练习，非常枯燥，也非常的无趣。但马先生不是这样。拉琴毕竟不是体操，不能只把响儿弄出来，你要表达生命里的什么东西，这才是目的。所以他的学生发音都非常漂亮，比如林耀基、杨宝智、刘育熙、余富华、王华益、常希峰等等。
马先生说，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没有才能，主要就两点：一是他对声音是不是敏感，就像学美术的是不是对色彩敏感一样，只有你对声音敏感了，能够捕捉到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声音。二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象力。音乐没有具象的东西，比如你说“苍白”，那是没办法形容的，但是一拉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很苍白，这就是想象力。比如在拉Fiorillo（费奥里罗）第28课的时候，我11岁，马先生启发我说：“你把它想象成一条小溪。起先……接着……然后……”什么是“幽咽泉流水下滩”，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创作的时候有这个想象力，他在教琴的时候，就把这种想象力传授给学生。
马先生平时话特别少，课上也一样，但他会做示范，这一点他做得特别好。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带”出来，就像小孩学说话一样。每个妈妈都会去示范，说你“慢——慢——来”，没见过哪个母亲说：“我听着，你说吧！”所以好的老师必然要做示范，而我最烦的就是那种“君子教学法”，上课连琴都不带，就凭嘴说。所以我那时候特别服马先生，他上课从来不用看谱。我跟他学了十几年，所有我拉的东西，从练习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谱架后面都能拿起琴来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有时候他提醒你，说：“这儿是f（强）吧。”或者“这儿是cresc.（渐强）吧。”你仔细一看，哎，果然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从《开塞》到《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等等，基本上都背得出来，那是从小训练出来的结果。
现在学琴的人很多，市场很大，一些人自己拉得不怎么样，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拉琴，照样到外面教课。比如有个人在外自称是音乐学院的，但他只说了一半，其实他在音乐学院是烧锅炉的。现在就是这样鱼龙混杂。我们有一个学生，琴拉得不错，她爸爸是出租司机，不会拉琴，但也在外面教学生。还有一个学钢琴的孩子，每次上课他爸爸都拼命记，半年后竟然开班了。所以现在做学生也很难，要我说，挑好老师最简单的一条，就是看他上课带不带琴，一拉你就知道他的水平。要是他从来不示范，就凭一张嘴，然后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把架子端得足足的，那可万不能信。
另外，马先生从始至终都没收过我学费。有一次父亲提起这事儿，他说：“国家给我的就够了。”他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大概三百块，当时来说的确不少，而且据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杨宝智等等这些学生，他都没要学费。但是现在的风气完全不同了，一堂课五百、六百，就我所知道的，最贵的是一堂课两千，那么可能一些非常有才能的孩子就学不起了。再比如有的老师，今天下午三点我跟你约了，你没来，那钱你得交，因为时间我给你留出来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再比如，有个老师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住了十一个吹小号的外地孩子。你想想，三室一厅，都是吹小号的，住了十一个，怎么弄？每个人床费每月一千二，饭费每个月一千二，每个人上一节课是五百块钱，他一个上午能上八个：半个钟头一个，吹两下，行了行了，换下一个。最后考音乐学院，他就让一个考上了，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都考上了，谁住我那儿去？”就是这样赤裸裸的。如此下去，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剩下买卖关系了，你来，好，交钱，上课，然后你走人。但马先生那时候的整个社会风气都和现在不一样，传业、授艺、培育人格，那才真叫教书育人。
马思聪早年留法，头一次是11岁去的，学小提琴，回来后没几年又去，这次专门学的作曲。所以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和声漂亮极了，那种精致、考究，虽然脱胎西洋，但又非常的中国味道，他是结合得最好的，无人出其右。而且，马先生平时话很少，很内秀，不会海阔天空跟你吹，但是他喜欢琢磨，肚子里的东西特别多。比如绘画，马先生自己不画，但是很懂，家里大大小小挂着很多，其中就有齐白石送他的。有时候他给我上课，忽然就指着墙上的画，让我去体会中国文化中的那种内涵和修养。有一回他带我到蒋兆和家，就是画《流民图》的那位老先生，那次马先生特意带上我，就是要让我去听。他们聊了差不多得有一两个钟头，他们聊天、我喝茶，在旁边学了很多东西。
有的人一辈子就会拉琴，但马先生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个非常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你和他接触，你就会知道。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种跟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似的娓娓道来。比如《思乡曲》，那是马思聪1937年写的《绥远组曲》（又称《内蒙组曲》）中的一首，旋律其实就是从“我在城墙跑马，眼泪流花花……”那首歌里抓过来的。马先生在给我拉的时候，不像现在人那样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的，虽然也在拍子里，但是一张一收、一张一收，表达出一种叹息，在一种半清醒、半沉迷的状态下，思绪冲出你的屋子，自由地飞到你遥远的家乡去。而且，马先生非常喜欢研究，他把绥远民歌都吃透了，在处理的时候借用了“缩腔”——这在民歌里很常见，但现在极少有人这么演奏了，还是按照西洋歌剧的理解，好比外国人唱《茉莉花》，在中国人听，还是太“洋”了。
另外，马先生一般不拉特难的东西。他17岁成名，技巧很好，但平时不显摆的，只有一次露了一回。1963年“上海之春”全国比赛时，东北的阎泰山也来了，那是“东北一霸”，拉得很棒的。他来找我，希望能跟马先生上一堂课。马先生说：“行啊，来吧。”那时候，大家水平都不高，那天阎泰山拉的是帕格尼尼的协奏曲，就算是最顶级了。阎泰山拉完以后，马先生没说话，拿出琴来，从头到尾哗啦哗啦又来一遍，而且是背奏。阎泰山佩服得不得了，说：“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其实马先生平时很少拉这种炫技的作品，他是很儒雅的一个人，偏爱那些非常细腻的、有内涵的曲目，所以那也是我头一次听他拉这么难的东西，真是大开眼界。
马思聪是1949年周总理从香港招回来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在天津住一个单独的小洋楼。当时吕骥是副院长，是延安系统的，后来还有一个赵沨，过去是地下党，他们主持工作多一些。而马先生除了开会，很少掺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事儿，他的生活非常静，心里也非常的静。有一次我问他：“您这个‘院长’怎么不管事儿啊？”他说：“管事儿？那我这院长就当不成了。”那时候正是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挨过批。先是1956年讨论“音乐的方向”，他挨过批，后来是向党提意见，一定要他说，结果反右又挨批。后来四川的一个什么人，说马思聪独奏的那些曲目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给老爷太太们听的，于是又挨批。
1957年，我父亲当了右派。过去他是天津民盟的负责人。“三反五反”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姓曽，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被冤枉致死，跳楼自杀了。后来让给党提意见的时候，本来他不说，但是学校党委书记让他一定带头发言，于是他就提起这件事，要求不要扩大化。父亲后来被打成右派，他不服，还抗辩，结果弄成“极右”，被《人民日报》点了名。因为这个问题，1958年没让我上附中，所以初中我是在普通中学念的。1962年形势变了，政治气氛缓和了一下，我才插班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
到了1965年，又不行了。那时候特别讲出身，我又是右派家庭，算是“黑五类”，加上琴又拉得好，全国比赛拿过名次，所以从1964年开始，老在班里挨批判，成了“只专不红”的典型。还有一个陈佐湟，他是我同班同学，当时是学钢琴的，也是出身不好——但比我好一点，所以后来把他分到了“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把我分配到了平谷，在农村文化馆教舞蹈，顺便也作曲、打快板、组织表演队、画毛主席像，一直干到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当了“反革命”为止。
我是1965年8月去的平谷。本来院务委员会通知我，让我到农村呆一年，然后回来继续上大学，但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我就一直呆在那儿。那时候马先生是“黑帮”，关在学校的牛棚里，红卫兵说他姓马，让他吃草，用军用皮带打他，有一次皮带扣打在脑门上，那血当时就流了下来。还有一个老教授叫章彦，据说是红卫兵抄家，翻出他过去上海音专的毕业证，上面有国民党党徽，因为这个把他们两口子都抓起来，后来章彦被打昏了过去。
当时音乐学院东门对面有个家属院，附近的“地富反坏右”都集中全关在那儿。有个叫“西纠”（西城纠察队）的红卫兵组织，打死里面很多人，后来都没法追究，其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比如我们有个吹长笛的同学，一个人就背负好几条人命。还有一个女孩子，以前我们同班，她爸爸是部队的领导，文革初她给自己剃了光头，叫做“光头党”，整天穿着马靴，拿皮带抽人。亏得当时我没在音乐学院，不然多半也是被打死，或者像刘诗昆那样。他家在天津是十大资本家之一，“封资修”典型，但这个人很聪明，转得得快，他的夫人又是叶剑英的女儿，大概跟这个有点关系，所以他在文革刚开始红过一阵，参与了文化部“一·一九”夺权，很风光的，但是后来又被打下去。因为他钢琴弹得好，在国际比赛上得过奖，红卫兵说：“让你弹！”啪，把他的手给打断了。
1967年马思聪“叛逃”，中央军委派专案组到平谷调查我，因为第一我父亲是右派，第二我跟他学了那么多年，第三我家是建国后从香港回来的。结果平谷一看是中央军委派人来，立刻当成一号案子来办，审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出来，而且的确也没有什么。文革开始以后，我基本就没见过马先生，一次他们让我去看他劳动，我说我不去。当然我也没办法救他，但我不愿意看到他们那样待他。
但这么大的案子轰轰烈烈地上马了，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查出来，说不过去的，所以最后给我定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分子”，开除公职五年，留用两年。我家本来有七把好琴，到平谷时，我带的是最次的那把，都是50年代初马思聪带着我父亲在天津挑的。过去天津有很多白俄、犹太人，离开时候留下一些好琴，几百块钱、或者一两千就能买把相当不错的了，放到今天大概得卖到一二十万（马先生用的那把兽头琴是他在东北买的，当时就一万二）。结果文革时候抄家，七把琴全没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琴头。
当时受株连的人很多，马思聪的大哥（马思武）就是在这个时候跳楼自杀了。我哥哥原来在天津教书，文革开始以后把他开除了，准备弄到乡下去，他就拿着户口本跑到昆明，我嫂子一家帮他落了户口，又找了工作。结果天津大学专案组追到昆明，说：“他弟弟是反革命、叛国分子，他爸爸是右派，这样的人你们也敢用？！”我哥哥当场大吐血，后来昆明的医院诊断是侵润性肺结核晚期，给家里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跟我说：“你去看看吧，生离死别，也许就看不到了。”我到医院一看，他身上盖着白被单，就俩眼珠是黑的，整个脸跟被单一样白。结果打了一个月结核病针，再照片子，肺上连一个阴影都没有。那肯定是医院搞错了，大概是哪个肺结核来了，大夫当感冒给打发了，然后把他的片子搁在我哥头上。这就算是捡了一条命，但是身体垮了，很多年才养过来。
“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十年，1978年底，我平反了。第二年春天，我到北京交响乐团做了首席和独奏演员。
1985年，马思聪平反了。他托女儿马瑞雪从美国带来坦普尔大学的报名表，说连房子都替我找好了。那时候，团里很多人出国考学的录音带都是我拉的，但我觉得，既然已经是首席了，学历并不是很重要，何况马先生说，他很快就回来，所以我没去。
1987年，马先生动了一个心脏手术，据说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几，大家都以为没问题，但他就赶上那百分之一，没两天就去世了。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心里难受极了。跟马先生学了那么多年琴，可以说是情同父子，他也视我如己出。过去他住西城马勺胡同1号，国家给他配了专车，并且有专职司机，有时候他带我和马如龙到颐和园，他在知春亭那儿站一会儿，这就是休息了，然后我和马如龙两个人在外面推汽车玩儿。等大一点儿了，有一次他带我去佛香阁，看飞檐上的铃铛，他念起陆游的“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我问他什么是“画角哀”？他说，那里有音乐，你听：
叮当——
叮当——
我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1954年，他被调到天津大学经济系，当了右派以后，又调到化工系，但一直都在劳动，中间教过一段英文，文革开始以后又是劳动。父亲当了21年的右派，骨头很硬的。那时候批贝多芬、莫扎特，后来又批德彪西，他跟我说：“我始终相信，贝多芬和莫扎特永远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1978年父亲平反，天津大学请他筹建系统工程系，他拼命工作。那年，他发着烧到昆明开会，到医院一查，直肠癌晚期，住了一个月的院就去世了，累死在任上。
我很怀念我的父亲，如果没有他，我也同样走不到今天。50年代的时候，他常带我去剧院，梅兰芳，小白玉霜，还有河南的常香玉，这些我都听过现场。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北京、天津演出，两场我都听了。当时的票价不低，但父亲就是要培养我，而且几个孩子里他最喜欢我：因为，我是要去完成他的梦想的。
原刊于《记忆》2009年9月7日第22期
[学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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