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苏青

前段时间看苏青的＜歧路佳人＞，自然想起了她。跟很多人一样：我知道苏青也是因为张爱玲的原因。张爱玲的孤傲清高并不需要观赏她的多少文字，单单看那张官方常用的扬首照片就可见一斑了。她是一个如此自负的临水照花人！而女子之间要成为朋友亦似情人一般总要有些缘分，总要是“合得来”，强求愚蠢。张和苏是一对有缘的朋友，去掉文学的因素，她们的关系真是美好！

 

  张爱玲说起苏青，有鲜见的真诚和热乎劲，她必是敬重她的这位朋友的：“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文人相轻”的话不适用在张爱玲和苏青之间。她们一同逛街、做衣，形同“闺密”，她们有女子间真挚的友情，很真！很贵，而这与她们是名人，作家，毫无关系。

   １９４５年初的《杂志》曾在张爱玲的寓所进行张、苏二人的访谈，称她俩为“当前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当时，她们分别谈论了当时职业妇女的一些困惑与苦闷。苏青泼辣、直露的性格在这次访谈中有惊鸿一瞥的展现。而现在的张迷多热衷另一关节——胡兰成之初识张爱玲。其实苏在中间也有作用：胡是在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上读到张的小说《封锁》后而去拜访张，从此，那段感情被绵延说到今。

且回首看去，苏青的面影总难以玲珑、活泼起来。象王安忆说的，苏青有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而作为一个独立文人的苏青，却连她故乡的宁波人也是影像模糊，记忆遥远。而其实，苏青一直活到1982年才去世。

 

       苏青出生在宁波，在上海读的小学，中学时又回到甬江畔。她曾在散文里这样写道：“我家在月湖之西，那边算是住宅区，在往常的日子，每当夕阳西下时总有些男女学生在骑自由车玩儿，或马蹄得得，绕环城路徐徐兜转。”这些语句让我觉得自己和苏青有了一种莫名的近切。在宁波时，我也曾步月湖，那里走过苏青吧？但人们善忘，那个城市里人们更多会切切记怀一项促进经济变更的政策，而这个女子， 这个文人孤单寂寞的瘦消背影早已经纤痕不存。而在上海时，我也曾问起一个当地的朋友是否知道苏青在沪的故居，她亦道不出所以然。

     可我也没有资格用责难的语气啊，自己不是也仅是淡淡的脑海一掠么。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苏青是声名显赫的，她出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到１９４８年印行了３６版。）办《天地》杂志，为各种报刊写专栏文章，是成功的职业女性代表，名望并不落后于张爱玲。可平心而论，苏青文字虽好，却到底没有张爱玲那般奇崛幽微引人。

    在大学时候，草草看过一本《寻访苏青》（好象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被裹在了专业书里面，看她很碌碌。当时觉得她作为一个母亲与女人的不易。也了解到她在写作、出版上的成就以及她５０年代开始任越剧、锡剧编剧的经历。我本来倒并不知道，尹在福建的芳华越剧团里那个的冯允庄即是苏的化名，而越剧《宝玉与黛玉》便是她的手笔。

    苏青很苦，文人的苦搀杂了女子的苦，还有那个时代推搡她的苦。

    这个性格倔强的女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原因，是因在向丈夫要钱度家用时挨了一记耳光。她是不甘匍匐的女子，不觉得自己可以低到如许程度，从尘埃里开不出花来——她决计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卖文为生了。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她还是以那个时代女人鲜见的勇气毅然离婚，然后一个人勉力育幼，其辛其苦，可想而知。

    民国人物在上世纪中期的沉浮，今人独多感慨却无身受。人的遭际总是无法抗拒地受时代制约。苏青在汪伪政府短暂的任职经历，尽管与时势艰险、谋生不易有关，但“大节有亏”四个字还是烙上了这个女子的身。１９５７年，她受胡风事件牵连，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更是雪上加霜。到了晚年，生活萧索枯涩，写作是她“愁居无聊”的途径，也是糊口方式。用文字来安顿自己，甚至是救治自己为一个女人残破的内心，并苦撑分崩离析的家。这一切，于旁人于后人不过是闲眼看文字一样的消遣，而对她自己，是连一句“奈若何？”也无力问了。她也许咬牙了，但那股子劲道叫我想到鲁迅的话——“直面惨淡的人生”。人间的机趣和温暖多么寥寥，她却依然写着，写着……我钦佩她！

     苏青是个孤独的女人，但一生都在显示着个体生命的硬朗和坚韧，但在我写这些文字快要终结的时候，忽然觉得：在骨子里，她到底还是有些弱不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