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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那块“拼图”(万佳欢) 点击数:2756
 
               
                   最关键的那块“拼图”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金锁记》

                                                                   文/万佳欢

  1975年~1976年,年过50的张爱玲完成“自白小说”《小团圆》后将其搁置一旁,继续着手写短篇小说《色·戒》。

  《色·戒》来自于两个真实故事的拼贴,即上海的郑萍如刺杀汪伪政权高级官员丁默村事件,和老朋友宋淇给张讲述的天津一些年轻人刺杀汉奸的故事。

  而作品一经出版,一些索隐派就认为,张爱玲极有可能曾经从胡兰成口中得知汉奸的内幕。更有人由胡兰成曾经的汉奸身份指出,女主角王佳芝身上带有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钱钟书曾这样描述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然而几乎人人都想从张爱玲的作品中看清她本人的模样。张爱玲因用字的精练和疏离感,其作品被称为“纸上电影”,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一种距离感,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加之她早年的传奇身世与晚年的深居简出,使人们更加钟情于将她笔下的人物与她本人进行比对和推演,试图最终拼贴出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其实,自早期的《倾城之恋》等作品开始,张爱玲的每一部小说都从来不乏对她个人的各种臆测目光。在那些作品中,她些许带入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大家也由此拼出了张爱玲的大致轮廓:骄傲、聪明如白流苏,压抑、淡漠如曹七巧……

  而在这幅张爱玲拼图上,唯独缺了她的自我反视和自我剖析。

  现在,这个“拼图游戏”中最关键的一块——《小团圆》已经出现。

  虽然很多研究者指出,张写《色·戒》主要是为了探讨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没有更多的企图,但2009年《小团圆》的发表还是将这种揣度推向了顶峰——《小团圆》自传体的写作,以及序中刊载张的信中提及“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等等,无不让人浮想联翩。“张迷”们更发现,女主人公盛九莉的台词里,“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一句话曾经一字不误地出现在《色·戒》中。

  《小团圆》:一个更真实、更悲凉的张爱玲

  与很多研究张爱玲的人一样,上海作家淳子也对张作品中的人物及她本人进行过深入探究,并且将张爱玲的“拼图”“拼”得像模像样。看完《小团圆》后,她发现,自己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以印证的对白。小说里,盛九莉取出二两金子递给母亲:“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她母亲坚决地说:“我不要,”然后流下泪来。

  读到这里,淳子号啕大哭。她找到了自己之前推断的“证据”,张爱玲果然一直都没有体会和原谅自己的母亲。“书里的张爱玲就是一向以来我研究、观察她作品的那个感觉,只是更悲凉。”

  “我知道她一生是委屈的,只是不知道委屈到这种程度;知道她一生的每一种情感都是千疮百孔的,但是不知道这个黑洞是那么深、那么大。”淳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小团圆》更为集中地展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张爱玲。

  在《小团圆》中,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张爱玲的“张迷”们惊呼: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张爱玲,她比以前所有作品的主人公更加复杂:她自卑而冷酷,焦虑而多疑。

  《张爱玲传》作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在读《小团圆》时,常没来由地想起鲁迅所谓“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发现,小说中对自我的处理堪称“心狠手辣”,而写《小团圆》时的张爱玲也比早年时写作抛弃的东西多得多。“同样写母女关系的紧张,《私语》中尚有‘分寸’,此时再无顾忌。彼时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如炎樱、姑姑,下笔都有顾忌,此时都往透里写。”

  小说中,盛九莉形容母亲“脸的轮廓消蚀掉一块,改变了眼睛与嘴的部位”,形容九莉的情人邵之雍最后“使她憎笑得要叫起来”。

  “她有一份彻底,她下得了手。”余斌感慨地说。

  陈子善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张爱玲对人生的复杂性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整个小说中都是嘲讽的口吻——所有人,包括盛九莉自己,都在不断地分析自己、嘲讽自己。”

  拼出“真实”的张爱玲?

  在这本自传性和私密性最强的《小团圆》中,张爱玲好像在迫不及待地要对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做一个总结,所有与她家族及生活有关的人物影子都不难在里面被找到。

  “从文本的角度看,这是一部自传性质非常强烈的‘私小说’和女性性心理小说,比起以前的作品,更为显著、夸张。”淳子说。于是,很多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恨不得使用电脑中的替换系统,把人物带到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去。

  无疑,《小团圆》是迄今为止最接近最真实的张爱玲、也是张爱玲调动她生活积累最多的一本书。有了这一块,张爱玲的形象拼图眼看就要拼接完整。

  但是,盛九莉真的是张爱玲么?陈子善对此甚为疑惑。

  和其他读者不同,由于亲眼见过张爱玲笔下的一些角色,陈子善在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有一种与真实比对的心理,“在感情上,我会碰到这样的困惑:她这么写她姑姑,有什么依据?”

  80年代末,陈子善曾经多次登门拜访张爱玲的姑姑,他看到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虽然由于年龄和身体问题,她当时已经不得不卧床,但是总的来说精神还是很好。

  一次,陈子善直截了当地问姑姑:“对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接触,当时你是什么态度?”她回答说:“很简单啊,我不干涉他们。胡兰成来了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到我房间里去,让他们呆在一起说话。我不可能呆在边上,好像监视他们一样。”

  “她的意思也就是说,张爱玲已经成年了,有权利决定自己把握私人事情和情感问题,她不表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陈子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小说里的描写则跟他的印象有很大出入。姑姑“楚娣”不断地从她的眼光来看待盛九莉与邵之雍的恋情,并发表意见。

  陈子善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相信小说,还是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候,他也会回过头去考虑张爱玲的整体构思:“她所写的姑姑是青年到中年,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差距很大。或者,也有可能当时对胡兰成的形象还很敏感,她不好说。”“但是,毕竟她姑姑给我的印象同小说里还是不一样的。”

  对这份疑惑,陈子善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得出结论:小说就是小说。“西方文艺理论都认为,小说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小团圆》中是有许多真实人物的影子,但是不能把角色与现实画等号。别说是小说,就算是历史著作,不也不可能完全真实么?”

  他认为,小说中的情节很难说究竟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有多少又是以真实为基础重新构思的。“更多的细节无法证实。从《小团圆》还原真实人物不但不可能,而且也很危险,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因为可能人家极有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小团圆》中揭露出来的“张爱玲”,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并没有太多惊喜,但张爱玲如此强烈的“自传冲动”还是令他稍感意外。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书中情节与她的经历丝丝入扣,以至这本书你想不把它当自传都难,“与之前的作品将‘小说冲动’放在第一位不同,《小团圆》的自传冲动已然压倒了‘小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金宏达认为,这与张爱玲当时在美国时的创作窘境有关系。“很显然,她的创作其实是不大有出路了。写自己熟知的东西,既是她的好处,也是她的危机所在。后来,只好拿自己的经历做文章,吸引华人世界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盛九莉就是她自己。这是一一对号入座的事情。”

  金宏达对本刊说,由于张爱玲的创作无法打入美国的主流文学,那里的生活也不能提供给她更多的创作素材,她只好把自己的作品改成英文,又将《金锁记》改成《怨女》。六七十年代,她甚至为了迎合市场想要写少帅张学良,接着还想研究丁玲。

  究竟,《小团圆》里透露出多少真实张爱玲的信息,而真实的张爱玲又该是什么样的?要完全拼好张爱玲这块图,恐怕单凭一个《小团圆》还远远不够。

  “拼图”的人们:还原真实或是制造传奇?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张爱玲在上海的生活,还是离开中国,至最后去世,关于张爱玲其人及经历的种种猜测和想象都不曾减弱。

  自“张爱玲热”由海外和港台蔓延至大陆的20多年来,大陆的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有关张爱玲的图书百余部,其中各式各样的张爱玲传记就有10余部;除了作品被频频改编成影视作品、话剧外,她本人的经历也被数次搬上了影视。

  从1993年就开始研究张爱玲的上海女作家淳子对本刊表示,“在张爱玲巅峰期过后的漫长时间里,更像是别人不断地在书写张爱玲,把她书写成了一个传奇。”

  为什么偏偏是对张爱玲如此?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对本刊指出,“张爱玲是倾向于充分利用个人经验一型的作家,不大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她虽曾声明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抱‘私家禁地,请勿践踏’的态度,《流言》中却也披露了不少自传材料。”这样的作品创作方式当然让人们对“索隐”更加乐此不疲。

  张爱玲的弟弟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我姐姐的作品都各有其本。”本即“出处”,张爱玲的小说多和她极其有限的个人经历有关,从《传奇》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大都有其“本”事。

  此外,张爱玲传奇般的身世和恋爱经历,英国贵族般的缄默,中老年时期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以及80年代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后,并将其经典化之前,她给中国大陆读者留下的神秘印象,甚至于她悄然避世和无声的离世,恐怕都为大众的好奇心增添了砝码。

  总之,90年代以后,张爱玲迅速成为最醒目的文化商品和文化符号。“人们已经把她当作一个另类人物传奇化了,喜欢在作品中推演她的生平行状也不足为奇。”金宏达对本刊说。

  金宏达曾经撰文将李安等人列为 “索隐派”。他指出,有的人过于刻意地去作品里面找张爱玲个人的影子,这实际上有些虚夸,比如《色·戒》,明明张爱玲自己说她的企图就是要尝试写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硬说她是写胡、张之恋,这是不对的。

  这种“索隐”所造成的后果是,很多人对张爱玲其人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余斌对“张爱玲热”中的一股“偷窥欲”已有些反感,“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出版后注定了要被作对号入座式的消费”。

  据悉,在港台面世一个多月来,《小团圆》即连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榜首,并已准备再版。

  《小团圆》出版后不到一月,3月22日,香港大学便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华东大学教授陈子善、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欧梵等张爱玲研究专家均有出席,主题是“从《小团圆》再看张爱玲”。4月9日,香港大学将再举办一场名为“张爱玲:浪漫的两种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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