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

（许文霞）

(原载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责任编辑李岩，2004年6月略改)

（早年许如辉）

目   录

一．创办子夜乐会，谱写时代摩登歌曲
    二．民营电台义务播歌，巧遇任光缔结厚谊
  三．从平淡走向絢丽，明星公司音乐专家
四．为底层人物呐喊，堪称平民作曲家
        五．“黎锦晖、许如辉”，中国流行歌曲先驱者

     我的父亲许如辉(1910--1987)，又名许如煇，戏曲音乐笔名水辉，是谱写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的先驱者之一。确切地说，他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流行歌曲（时称“摩登歌曲”）开创阶段，与黎锦晖同享盛誉的词曲家。

     黎锦晖先生谱写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的史料，国内音乐界已挖掘了一部份，但对黎先生创作风貌的全景回忆，还没有看到。我的父亲许如辉，则至今仍在历史的废墟中深埋，当代人对许如辉这个名字非常陌生。其实，民国那个时段（30年代），较有名气的音乐家屈指可数，他们曾经辉煌，实在不该被长期遗忘。当年父亲在谱写流行歌曲时，就至少与黎锦晖、任光、严工上、聂耳、严华、贺绿汀、张昊等诸位先生共过事，有过往来。我的父亲许如辉应该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一笔。
 
     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不同阶段、作过开创性成就的重要人物，若在国外，早就被考据癖、史学家们，翻来复去，写进不同版本的音乐史书中去了。我国现状并非如此。撇开当年音乐家的成就不说，一部完整、客观、公允的中国音乐史书，是后人对前辈音乐家所作贡献的景仰和肯定；一部广袤、全面、按年编的中国音乐典籍， 更是前辈音乐家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慰籍的是，父亲许如辉这个名字，已随着他创作的流行和电影歌曲，出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的《中国电影音乐寻踪》、《解语花》、《中国早期电影歌曲精选》、《老电影、老影星》、《北方音乐》等国内音乐书刊中，而进入历史，只是对他生平回顾和作品评价文章 ，尚未见到。
 
     这篇文章，是根据近年发现的许如辉自传手稿，参阅了许如辉遗留的音乐作品整理而成。这篇文章，我还想梳理一下，父亲是怎么走上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创作道路的 ？这篇文章，更可看成作曲家许如辉的后人，对至今念念不忘许如辉早年创作的流行歌曲，来函索要歌本，关心许如辉后半生命运的平凡人士、普通朋友，一份由衷的感激和回音。

     一．创办子夜乐会，谱写摩登歌曲

     国内音乐界已达共识，黎锦晖先生于1928年问世的《毛毛雨》，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到了1929 年，仅相隔数月，我父亲，年仅19岁的许如辉，推出了他的系列流行歌曲，如《永别了我的弟弟》、《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等。父亲歌曲的特点是旋律优美，感情真挚，民众便于学唱。因此，上述歌曲，很快在上海流行， 脍炙人口，好评如潮。[ 1 ]

     “黎锦晖、许如辉”，当年被相提并论的这两位音乐家，共同开创了中国流行歌曲史，掀起了国内流行歌曲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国流行歌曲的创作，以破竹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后虽然有过几十年的静寂，但其顽强的生命力，终无法摧折，至今方兴未艾。“让音乐从高雅的神殿回归民间，让歌曲不分贵贱为全民享用”，流行歌曲的产生，堪称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划时代之举。
 　
     何谓流行歌曲 ？它源之何方 ？

     流行歌曲 (Popular Music Song)，其实是流行音乐 (Popular Music ）的一个分支。美国1990年出版的《新标准大百科全书》 (《New Standard Encyclopedia》) ，对流行音乐框了如下定义：“一种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歌曲或舞蹈音乐”。由于流行音乐的绝大多数载体以歌曲形式出现，以致“流行歌曲” 这一提法，后来往往与“流行音乐”一词混用[2]。流行歌曲发源地在英伦，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1240 年，该词首次在媒体中出现，是1855年 [3]。而赋于流行音乐现代化活力的地方，则是在美国。

     西方流行音乐登堂入室，进入东方古国，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了。当时中国已进一步门户开放，西方商贾、学者、传教士、思想家，鱼贯而入。他们带来了西方价值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的理念；也带来了人类共享的先进文化产品：电影放映机、留声机、唱片、歌曲和爵士乐团；是这股锐势不可阻挡的新潮，催生了中国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的中文译法，是非常妥贴的，因为英语“Popular” 含有流行、通俗、大众化之意。而流行歌曲在上海开创时期，被叫做摩登歌曲，也是有据可资的，它是取之“现代音乐 ( Modern Music )” 的谐音。“Modern” 这个词的中文解释是 “ 现代、新式” 之意。故，流行歌曲引入中国上海后，是被专长于为舶来品取名的那些沪上文人雅士，铨释为时髦的“摩登歌曲”。诚然，“摩登歌曲”的提法并无不妥，就如“司迪克(手杖)”、“洋火(自来火)”、“开斯米(绒线)”、以及卓别林主演的默片《摩登时代》一样普通。上海这个通商口岸，每天实在有太多别致新奇的舶来品蜂拥而至。海纳百川的雅量，崇尚欧化的民风，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海派特色。
 
     始料未及的是，作为一个代名词的“摩登歌曲”，这次在上海登陆，恰遇到一些麻烦。“摩登歌曲”连同它所代表的一盘流行音乐文化，自30年代起，便毁誉参半。如何评价“摩登歌曲” 和它的词曲家？或褒或贬，众说纷纭，至今余波未了 ！

     其实，不论现代不现代，摩登不摩登，“一首歌曲的成功，看它能否流行”，评判的标准是十分简单的。

     我父亲(许如辉) 适遇民国初期那段独特时期，赶上外国流行风在上海盛行，“天时、地利、人和”碰在一起，20年代末，走上了中国流行歌曲、时称“摩登歌曲” 的创作道路。
 
     1923年， 一个年方12岁、怯涩、内向、言语不多的少年，驮负着童年生活的茹辛回忆，从兵荒马乱的浙江嵊县跑了出来，他除了能说一口道地的绍兴官话外，皮囊空空，一无所有，全部学历是私塾 3 年加高级小学毕业生。象许多乡间人士一样 ，这个少年十分憧憬、向往到一 座毗邻家乡，有活力的大城市去碰碰运气。他匆匆忙忙挤入日趋壮大的移民大军，随舅父踏上了一块异乡客地：当时还不到三百万人口的上海滩。这位浙江少年，就是我的父亲许如辉。
 
     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适逢西风东渐，正朝十里洋场蜕变。父亲被抛到花绿绿的大都市后，并没有沉弱于中，失去方向。他寻觅机遇，打点零星小工。闲时， 则以外来人的角度，观察、度量、审视上海这个城堡和属于这个城堡的真正主人。父亲发现时尚的上海人涌向戏馆，欣赏外国电影，品尝西式罗宋汤，流连于歌舞厅，乐此不彼；而与新潮无缘的那些穷困潦倒的底层人士，则衣不蔽体，沿街叫卖，蜷缩街头，挣扎在饥饿边缘，与嵊县乡下人并无二致。一幕幕童年的经历和上海社会的反差景象，变幻、交替地叠印在父亲的脑海里。数年后，这些情节全部变成父亲的创作素材，变成父亲回馈社会的流行歌曲。

     想摆脱贫穷，就要学点本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这条古训，父亲是非常信仰的，他不断寻找自身突破点。

     机会来了。

     1919年，北京那场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之风，也吹拂到了上海。一时， 大众流行文化、传媒，报纸，出版机构铺天盖地而来，单不同品味的报刊杂志就达1, 200种 [4]。各类文学、艺术研究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十分活跃。上海嵩山路上那家大同乐会，便是其中社团之一。大同乐会专事弘扬中国国乐，仿制西洋乐器，恢复古乐，研制古乐，整理古乐，奏演古乐，是沪上颇有名气的民族音乐团体。1925年12月，一个寒冬腊月的星期天，父亲偶而路过嵩山路(金陵东路)36号，顿被内里传出的琴瑟箫笛声所吸引，他驻足不前，听得入神。这里正是久享盛誉的上海大同乐会所在地。父亲的专注神情，旋即引起该会会长，中国国乐大师郑觐文的注意，经切磋细谈后，郑老先生慧眼独具，当场定夺，让父亲进大 同学音乐。父亲那时音符也不识，只有15岁 [5]。

     转眼到了1929年，父亲已在大同乐会潜心研究了五年古典音乐。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的绍兴官话已完全褪化了，取而代之，是说得一口十分儒雅、纯正的上海方言。更重要的是，他在恩师郑觐文先生的教诲下，有了长足进步，从“五音不全”， 发展到精通古筝、琵琶、扬琴、二胡、萧、笛、 埙等几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中国乐器。在大同乐会期间，父亲还帮助郑老先生， 整理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琴瑟曲谱。为了透彻理解中国古典乐曲的精髓，父亲研究许慎《说文解字》，解读六朝《乐府诗选》，潜心孔孟礼仪学说， 对“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七艺，什么都产生了兴趣。在上海大同乐会的磨砺和锤炼，让父亲终生受益。父亲的作曲生涯，长达60年，涵盖了流行歌曲、电影音乐、器乐曲、话剧音乐、戏曲音乐等众多领狱域，但当他人生轨迹转了一大圈， 到了金秋晚霜时节，时常无限怀念起在上海大同乐会的点点滴滴和童年音乐启蒙老师郑觐文，父亲将自己最后定位为“一个中国古典音乐研究者”。在此摘录一段他晚年写的文字：
 
     “先师郑觐文在世时，整理过大量琴曲瑟谱的工作，著名的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阳春白雪》、《月儿高》，大同乐会整理而成的。又如闻名中外的合奏曲《春江花月夜》也是由大同乐会整理而成。这些整理工作，我都参与其中。又例如，中国民族乐曲乐器失传已久，大同乐会自设工场，进研究制造过三百多种古今乐器，作过公开展览。 业师郑觐文编篡一部《中国音乐史》，德国柏林图书馆、 法国巴黎图书馆，都藏有这套著作。这些有关文化生活的活动，都为当时中外社会名流所公认的。戏剧家欧阳予倩、梅兰芳、程艳秋、都是大同的常客”。[6]

     30 年代前后，大同乐会外出演出时，父亲一直担任7人合奏《春江花月夜》中的古筝和《国民大乐》中的打击乐手。博闻强识、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今名曲，少说也能背诵上百种了；频繁的社会演出活动，让他眼界大开。尤其大同乐会所到之处， 都是城内中西名流、文人、学者、梨园精英荟萃之地。更甚的是，西式歌舞厅， 爵士乐已在上海日趋盛行，一些豪华大酒店如大华、礼查、汇中、华懋等，都有驻店爵士乐队，为酒吧伴奏和表演。父亲随大同乐会造访过无数高级宾馆，如哈同花园（ 祝寿会)，大华饭店(蒋宋联姻)，常与异国情调的爵士乐团擦臂而过，他感到新鲜、好奇、直想模仿。那时，上海戏馆影院已遍及大街小巷，要看戏，怎么也比嵊县乡下只有一出“的笃板”斑斓、丰采得多了。而法、俄、犹太侨民音乐家在沪上开班、讲学、授徒、演出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整座城市散发出一种祥和、包容、现代、多元、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氛。
 
     父亲那时与同龄少年志趣相同，有一点积蓄，喜欢逛新开张的游艺场 （毕竟是青年嘛），听京剧名角（ 一生最爱，稍后还发表过文章《曲牌锣鼓的新谱》[7])， 看文明戏（赶民国时尚，30年代后期为王美玉、汪优游主演的《武则天》、《刁刘氏》等通俗话剧作过曲)，欣赏爵士乐（追逐流行风 ），观摩地方戏曲（后半生栽了进去，谱写了百余部戏曲音乐)。父亲对新潮事物毫不排斥，同时琢磨人生道路该如何走下去 ？

     当然，我父亲完全可以顺着大同乐会演奏员这条路子走下去，日后成为一位著名的演奏家，与卫仲乐、金祖礼、柳尧章等先生齐名。然而，他并不想走演奏家的道路。事后的发展，完全证明父亲是一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他能够将脑海中翻腾跳跃，变幻无常的旋律，溶化成一种叙述性、规范化音乐符号的本事，这就是作曲。那时，父亲内心充满激情，有说不完的故事想用音乐形式表现出来，与人共享。父亲视演奏为客串，专攻作曲，最终成为大同乐会郑觐文老先生培养出来、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位重要的作曲家。

     而郑觐文始料未及，更让许多人跌破眼睛的是，20年代末，青年许如辉跨出的第一步，竟是冲破封建传统习俗，跳出中国古典音乐圈子，模仿外国音乐家，创立流行乐团，谱写摩登歌曲。是为稻梁谋，亦为对音乐的一份理想与抱负，父亲就这样成了继清末民初形成的学堂乐歌之后，谱写中国流行歌曲先驱者之一。此举当然有人叫好，也难免有人闲言碎语。
 
     创办子夜乐会。
 
     1929年，父亲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子夜乐会，广纳社会音乐贤才，并自任会长。

     追溯古代六朝乐府，即有《子夜四时歌》篇。父亲开宗明义，为自己的乐会取名“子夜”，自有他一番苦心孤意。“子夜” 这个风雅的名称，来自于天干地支中的时间排序 ， 一日中12个时辰之 一。“ 子丑寅卯， 辰己午未， 申酉戍亥”中的第一时辰为子辰，“子夜” 相当于深夜11时至凌晨1 时，也即初晓时分，父亲取“子夜”为乐会名称，表明了他白手创业，初试啼声的一腔热忱。子夜乐会是一个多功能的音乐团体，主要包括子夜社（出版社)、子夜歌会（歌曲)、子夜乐团（伴奏）等， 子夜乐会是全方位为父亲的流行歌曲推向社会而创办的。

     父亲创办子夜乐会，与其说是模仿大同乐会，还不如说是模仿外国爵士乐团来得确切。尽管子夜乐会采用的是纯中国乐器，但是，还记得吗？子夜乐会的掌门人许如辉，是上海大同乐会 33 人 大乐队中的首席打击乐手。而一位打击乐手，往往是一支乐队的灵魂，关键时刻，四量拨千斤，具有调动起整个乐队，形同千军万马鏖战疆场、气吞山河的声乐威力。
 
     打击乐距爵士乐仅一步之遥，在节奏上常有异曲同工之妙。父亲对音律、节拍、声韵、力度、效果的把握，是很擅长的。用中国的锣、鼓、钹、来营造出铿锵有力、节奏强烈的爵士风味曲，是完全做得到的。子夜乐会排乐练或对外演奏时，父亲还时常亲下乐池，示范或操动打击乐器，让乐团的音乐效果达到沸点。子夜乐会国乐团，从它开创之日起，就是为中国流行音乐和流行歌曲伴奏的，是30年代上海颇有名气的国乐团。
 
     从流行音乐分类原则来看，按照国际贯例，狭义的包括通俗 ( Popular Music)、 民歌(folk)、勃鲁斯 (又称蓝调，Blues)、爵士 (Jazz)、乡村(Country)、西部(Western) 和摇滚乐(Rock)等。广义的流行音乐，涵盖面更包罗万象，可以是民歌、小调、 舞蹈、电影、杂耍、歌舞厅、竞技场、轻音乐、活报剧、军乐团、铜管乐队等……，不一而足 [8]。 简、繁两种流行音乐分类法。都包括爵士乐在内。如无意外，父亲1929年创办的子夜乐会， 应该是纯中国风味的早期流行音乐爵士乐团，且是国内第一家。
 
     1929年，父亲( 许如辉) 居住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蒲柏坊136 号 [9]。在这栋父亲音乐生涯中颇具历史意义的住宅里，他边组建子夜乐会，边创作，一口气词曲并重，写下了《永别了我的弟弟》、《卖油条》、《搁楼上的小姐》、《夜月之歌》 等12首歌曲，自费出版，并用《搁楼上的小姐》作封面，委托上海北新书店代为发行 [10]。顺便一提，这家北新书局在上海颇有名气，负责人叫李小峰，是当年文坛语丝社的活跃份子，(1949年后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1957 年被划为右派)。 从中国音乐阶段层次来分析，父亲交付出版的《搁楼上的小姐》歌曲集，是20年代末，中国最早出现的流行歌曲集之一。 [11]
 
     父亲最初创作的12首歌曲中，作为封面的《搁楼上的小姐》（后来有的歌本， 用的歌名是“上海的小姐”)，曾被批为黄色、靡靡之音。《搁楼上的小姐》，顾名思义，其实是一首时代讽刺曲。这首歌曲所披露的，正是父亲刚来上海不久，以外来人的角度，入微观察远东大都市上海所充盈的光怪陆离现象之一。《搁楼上的小姐》，讽喻上海一些社会底层青年，高楼大厦不去住 (当然住不起也是原因之一 )，偏要住在搁楼上，青天白日睡在梦里，夜深人静谈天说地，青春年华虚度，不求奋发上进，不可思议的生活习俗。因此，《搁楼上的小姐》并非黄色歌曲，而是一首形象生动的时代流行曲，20年代末，由著名的歌星江曼莉唱红。
 
     原中央民族乐团指挥秦鹏章先生告诉我，他 30年代居住上海时，在时称申城最豪华的静安寺百乐门歌舞厅，听过江曼莉小姐演唱《搁楼上的小姐》。秦先生指出：《搁楼上的小姐》这支歌当时很流行，也谈不上什么黄色歌曲，那时称摩登歌曲。
 
     由于父亲主持出版的子夜乐会歌曲本，在社会上一炮打响，继而走红，反映不俗，他又开始出版活页的《子夜周歌》。“周歌，周歌，每周一歌”，当时父亲租赁了上海西藏南路敏村12号，在这个巷子内，他坚持一周写一首歌，用简谱和五线谱出版，计有《卖油条》、《路柳墙花》、《回忆慈母曲》、《四时吟》、《永远亲爱》等歌曲。出版趋于繁忙后，父亲还邀请了大同乐会的许光毅、朱景化等同仁，协助整理乐谱。为了搞歌曲伴唱，他又聘请了上海一些业余演奏员加盟，计有张颂翔、钱冬秀、林泉、李肃等人士。这样，子夜乐会国乐团基本成型。
 
     父亲有一个特点，举凡他经手过的，那怕是片纸张页，均保存完好无损，从不丢弃（除非我们插手，事情就会乱套 )。他寄出去的信件，喜欢用复印纸誊写数份，留底保存。父亲作曲手稿很多，重要的放在亭子间里，非重要的就搁到晒台上（因为上海亭子间很小， 堆不了 ）。
 
     上述活页的《子夜周歌》，直至文革初期，仍成堆地躺在亭子间内，一只长方形藤条蓝子里，我不时好奇地去翻动翻动。《子夜周歌》显然是被父亲归入重要一类的。难能可贵的是，这堆歌谱，父亲从烽火连天的上海扛到过重庆，抗战结束又从重庆捧回上海。在我的记忆文库中，这些“史前”的16开歌本，是以五线谱和简谱的形式，排成铅字印刷而成，纸质上乘，一般是单页的，也有3，5首歌订成一索，用彩色丝线串成，只因年代久远，纸张已泛棕黄色。
 
     十分可惜的是，疏于保藏，这些珍贵的《子夜周歌》单页本，已荡然无存。至少，我家是找不出了一件了。1966 年8月，上海社会已风声鹤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风，愈吹愈烈，局势发展深不可测，尤对知识分子极为严峻与不利。父亲那时已被隔离审查，关在上海江湾五角场附近的育鹰小学内，我们全家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这些“四旧物品”，给他平添更多劣迹和罪状。于是，同年8月下旬某个“子夜”时分，我们在四周白色恐怖气氛的笼罩下，胆颤心惊地抱著大捆《子夜周歌》，扔进冬天放钢炭取暖用、至今还躺在上海旧居内的一只靛蓝色大磁缸内，点上火，一焚了之。父亲浑然无知。
 
     那晚，我们还一举销毁了其它一些自认为“看不顺眼”的信件书刊。.一屋老小唯恐这些资料，同样会给许如辉带来麻烦。小弟文霆，当年才14 岁，因趴在西晒的亭子间地上整理陈年旧物过度，皮肤中毒，腿上布满肿块。数天后，1966年8月30日下午，我家就被抄了。事后，全家个个挤眉咋舌，庆幸极了，自以为替父亲排危解难。
 
     时下，我和文霆在加拿大多伦多闲聊当初之举，真后悔莫及，我们其实做了一桩大蠢事，简直在毁灭一段历史。当我茫茫然地将父亲19岁时谱写的流行歌曲珍贵资料，扔进火坑里，任凭熔化成一堆废墟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尚一事无成，也是19岁。象我一样稀里糊涂，将历史文物当作“四旧品”处理的国人，又知多少 ？
 
     正在忏悔的当儿，又在电脑上发现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Library of Duke University)制作的精致网页，让我更自愧弗如。网页上，杜克大学图书馆提供了1850 年到1920年间，美国早期流行音乐家的珍贵手稿，稀有图书，单幅出版物的书名页，总数达3,000 多件。[11] 杜克大学图书馆让资源全球共享的同时，不忘优雅地向世人炫耀他们辉煌的流行音乐史。拜美国手稿寄存制的实施，此类网站很多，让后人得以窥测前辈音乐家是如何凝聚心血，写出传世之作的 ？遗憾的是，由于对历史文物的珍贵性缺乏认识，更由于稀世文物在历次运动中被大举毁损，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没有多少近代音乐家的手稿、原始曲谱、以及相关的早年出版物流传下来。近代就让它过去了罢，抓住当代吧，当代音乐家的手稿、札记、原始曲谱如何妥置？“亡羊补牢，非为晚也”。
 
     最后再回到父亲许如辉创办的子夜乐会国乐团。这支国乐团自1929 年到 1937年底，几乎整个30年代，活跃于上海乐坛，有过一段历史辉煌。后因抗战爆发，上海陷沦，父亲去了重庆，子夜乐会国乐团才不复成在。子夜乐会国乐团的内涵，是改良过的中国古典音乐，尽管采用的是纯中国化的民族乐器，但它与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相接轨，走的是爵士流行音乐的道路。子夜乐会国乐团游走上海各电台之间，为流行歌手伴奏；去影片公司为电影配乐；替唱片单位灌制歌曲；到大公司为社交舞会助兴；还担任过明星公司话剧《月儿湾湾》巡回演出的伴奏等等。子夜乐会国乐团外出演奏的大多数场合，由父亲许如辉亲任指挥。[12]

      二 ．民营电台义务播歌， 巧遇任光缔结厚谊

     1877年，美国汤玛斯．爱迪生（Thomas Edision ) 发明留声机(Phonograghy）后[13]，立即令西方杰诺曼．科恩（Jerome Kern )、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维申特．尤曼斯（Vincent Youmans ）的歌曲变得流行起来[14]。留声机这项世界级科技成果，不久就堂而皇之进军上海，一时“留声机、广播电台、唱片” 三足鼎立。
 
     得助于传播媒介的发展，父亲( 许如辉)创作的摩登歌曲，得以从单一的歌舞厅，走进上海千家万户，最后又流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值此，东、西两半球原本百余年差距的流行歌曲，其发展势头，已不相伯仲了。
 
     20年代，上海市面一派莺歌燕舞。1923 年元月，上海第一座无线电台开播了，以新闻节目为主，它仅比世界上第 一座电台（德国）晚 5 年而已。要收听新闻，须有收音机，赶潮流的上海人，开始忙乎起来，市面上迅速形成一股购买收音机热，这和当代全民赶搭电脑热风潮，没什么两样，是一种时尚，更是一种需求。1927年3月，上海又出现了由新新百货公司开张的第一家民营电台，这家电台宣传、推销的自家重头商品，正是收音机。一下子，民间收音机的普及，又反过来激发了市民对电台的需求，以致上海民营电台的崛起，如燎原之火，不到两年，便发展到30多家。这些电台，大多数设在南京东路闹市一带。到1934年，上海民营电台更攀升到54家，比同时期的美国纽约，还足足多出30家。[15]
 
     民营电台的出现，如雨后春笋，其中较有名的有亚美、大中华、天灵、国华、中西、友联、华美等[16]，这些电台亟需歌曲、滑稽、京剧、曲艺等娱乐节目穿插其中、以吸引听众、最终将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商品广 告上去。商家的企图心，与当今将广告淹埋在网络新闻中，基于同样道理。不管如何，此举直接催生了摩登歌曲的社会流行。
 
     父亲审时度势地遇上了这一好机遇，于是以“子夜社”的名义，连番推出他的流行歌曲，在众多民营电台义务广播。当时到电台直播、演唱我父亲歌曲的，有著名的歌星和影星， 如江曼莉、包庸珍、余静、夏佩珍等 [17]。这样一来，父亲所谱写的流行歌曲，藉上海民营电台的开播，进一步打响了知名度，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而演唱许如辉歌曲的江曼莉、包庸珍、夏佩珍等歌唱家，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早期流行歌曲的歌星。其中的夏佩珍女士，还是中国早期著名武打影片的明星，拍摄过18集《火烧红莲寺》，与范雪朋、钱似莺、徐琴芳、吴素馨等人齐名 [ 18 ]。
 
     再回溯一下中国唱片业对早期流行歌曲的影响。当时上海注册的唱片名牌商标近30家，当然真正有制造能力的只 有3 家，它们是英商百代公司（ Electrical Music Industry)，美商亚尔西胜利公司 (R.E.A. Victory Co.) 和大中华唱片公司，这3 家公司眼光独到，投资膨大，业绩显著 [19]。
 
     1930年，父亲赴上海各家电台忙乎播歌的同时，在他音乐生涯中发生了一件永世难忘的事。这一年，他巧遇了从法国留学归来、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录音部主任的任光。许如辉和任光，同是浙江嵊县人，他们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在同乡任光的支持下，父亲的流行歌曲陆续被灌成唱片发行。这样，父亲的歌曲开始流向全国。1931年，父亲进入上海电影界，他所谱写的电影歌曲，均由任光任职的百代唱片公司，以及胜利唱片公司， 丽声唱片公司， 灌制成唱片发行。上海图书馆唱片部，迄今保存有不少市民捐赠的老唱片，包括父亲词曲的《永别了我的弟弟》、《回忆慈母曲》、《卖油条》、《四时吟》等。2000年春季，我回国时，打听了一下翻录价格，一支歌曲300元人民币。
 
     父亲自传手稿中多次提到任光，下面是任光协助灌制唱片的段落：
 
     “我以‘子夜社’的名义，在当时的民营广播电台义务广播，主要是从中扩大影响，争取社会给予支持，目的想从唱片方面和出版方面寻找出路。后来，在当时英商百代公司录音部主任任光的支持下， 灌了好多张唱片，计有《永远亲爱》、《卖油条》、《四时吟》、《夜月之歌》、《路柳墙花》等歌曲，参加演出的有包庸珍、余静、江曼莉、夏佩珍等业余歌唱人员。”
 
     父亲上述自述，为中国流行音乐开创史，留下了参与者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点出了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发展的背景。除了民营电台和唱片业的崛起外，任光先生的推手作用，实在功不可没。任光利用他在百代公司的特殊地位，竭尽全力协助中国音乐家，让他们的流行歌曲迅速传播开来，我父亲是第一个受惠人。后来， 任光又帮助黎锦晖、聂耳、黎锦光、严华等音乐家，使他们的歌曲作品得以四处流传。
 
     30 年代初，父亲已开始东奔西颠，十分忙碌起来。记得父亲生前提起，他和聂耳时常在毗邻的录音室工作，录制音乐，现场直播，不是在百代、胜利唱片公司，就是在广播电台。可惜的是，父亲是去录制歌曲还是去演奏器乐曲，我们没有追问到底。中国艺术研究院向延生研究员告诉我：许如辉与聂耳，两人有过合作。当时他们曾经为一家小影片公司（吉星公司)共同谱写音乐，因一部拍摄中电影的需要，他们还四出张罗小道具，忙乎过一阵[20]。
 
     后来的歌星周璇，在她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电台、唱片业助歌曲风靡的情况：“大概八，九年前吧（指 1935年)，上海电台事业蒸蒸日上，爵士音乐也风靡了这十里洋场，爱好歌唱的人们都组织歌唱团，有业余演出，有的是靠广告的职业演唱团，上电台去播音，或是到唱片公司去灌音，就这样轰动了一时” 。[21]
 
     只有连番不断通过电台广播，获得社会肯定的歌曲，才能灌制唱片。作曲家的收益是从发行唱片而来，这条“成功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到30年代后期，每灌制一张唱片，作曲家的报酬是 200 元，女歌唱家同酬，男歌手则略逊一畴，但也有1 5 0 大洋[22]。相比当年物价指标，一张上海到杭州的火车票价目，是1.85元，足见谱写流行歌曲的作曲家，收入是颇为丰盛的。
 
     就是到了现代，制作流行歌曲音响产品的回报，也始终不菲。80年代歌手麦可 ．杰克逊 (Micheal Jackson)，恩里克 ．卡罗索 （Enrico Caruso) 的歌曲，全靠录音带在全球倾销而一举成名。90 年代以来，全球光碟销售排名第一的女歌手，是加拿大的席琳． 迪安（ Celine Dion ）。这位唱过《泰坦尼克》主题歌的歌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流行歌手 [23]。可见各国流行歌曲的发展势头，有愈来愈兴旺的迹象，远不会从颠峰上落下来的。
 
     回头再论父亲和任光。任光年长我父亲十岁，是一位著名的左翼音乐家，我甚喜欢他的古筝合奏曲《彩云追月》和电影《渔光曲》主题歌。1933年，任光比我父亲晚两年，也进入了上海电影界（联华影片公司）。同期，父亲在明星影片公司谱写了《香草美人》、《劫后桃花》、《女权》等电影的主题歌，由夏佩珍、胡蝶演唱；任光则是电影《渔光曲》、《迷途的羔羊》、《凯歌》的作曲家，主题歌由王人美等担纲。通过品味许如辉和任光的大量音乐作品，人们可以发现，这两位来自钟灵毓秀、浙江嵊县的作曲家，创作风格极为相似。他们走的都是抒情、叙事、 细腻、流畅的创作路线，作品的旋律深受江南戏曲、民间歌谣的影响，他们的音乐作品，不约而同地洋溢出一股行云流水、典雅古朴的吴越文化特点。任光曾被戏谑为“四大神经”之一，其余三大“神经”，是指程步高、田汉和唐槐秋[24]。此处，“ 神经”不是贬义词，纯是激进青年的代名词。我父亲的性情，可说与任光大相径庭，十分平静。他们两位音乐家，恰互相尊重，彼此欣赏，是一份乡情，也是艺术上同路人的缘故。许如辉与任光的友谊，是一种心心相印，互相扶持的亲情之谊，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直到晚年，不时提及任光，念及任光。
 
     父亲最后见到任光，则是1940年的春天。那时父亲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谋事，任光又一次归国不久，他跑到我父亲居住的重庆上清寺，彼此见了几面 [25]。第二年，任光随叶挺奔赴皖南新四军，后被国民党炸弹击中，光荣殉职。
 
     任光若不是英年早逝，他与我父亲许如辉，一份由百代公司灌制唱片培植出来的真挚友谊，一定经得起时间考 验，会天长地久的。
 
 
      三、从平淡走向绚烂，明星公司音乐专家

     父亲谱写的流行歌曲，在短短数年（1929年到1931年 ），藉由汪曼莉等歌星的甜润歌喉，通过歌舞厅演唱，电台播音，唱片灌制而风靡上海。此举遂引起上海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导演们的注意，他们一定也喜欢上了许如辉的歌曲。当时，中国电影正处于从无声电影迈向有声电影的历史巨变，有实力的影片公司，无不视招聘作曲家，赶上有声电影潮流为当务之急。经明星公司导演们的推荐，又劳驾公司高层三驾马车之一，总经理周剑云先生亲自出马，与父亲洽谈，就这样，我父亲(许如辉)挟着流行歌曲成功的余威，于1931年，被明星影片公司聘为音乐专家，为有声电影谱曲，时年21岁。 次年，父亲又被明星影片公司转成支月薪的“基本作曲”。
 
     当时上海“一职难求”，能进明星影片公司，这对许如辉而言，是莫大的荣幸，也是“成功产生成功”的“社会光圈”发酵现象。父亲是中国第一位被影片公司聘为有声电影基本作曲的音乐家，他从平淡走向绚烂， 迈向音乐创作的高峰期。父亲在明星厂工作到 1937 年底,公司被日寇大火烧尽，关门歇业为止。

     父亲是如何进明星公司的？在他的自述手稿中，有如下叙述 ：
 　 　 　 　 　
     “我是1931年，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导演介绍，加入明星任音乐作曲。1931年 为特约作曲，1932年至1937 年为基本作曲。在这段工作期间，为张石川的《 兄弟行》、李萍倩的《桃李争艳》、徐欣夫的《翡翠马》、《生龙活虎》、还有欧阳予倩的《清明时节》 [26] 等影片作曲。这几部电影都有插曲，先后在任光主持的上海英商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灌过唱片。由胡蝶、夏佩珍、顾兰君、顾梅君等电影明星担任主唱。”
 
     除了上述提及的影片外，父亲还为明星影片公司陈铿然的《香草美人》、徐欣夫的《路柳墙花》、《金刚钻》、张石川的《劫后桃花》、《女权》、程步高的《梦里乾坤》等影片作过曲。他还为吉星影片公司左明编剧的《年年明月夜》谱过曲。父亲谱写的电影音乐远远不止这些，一切仍待继续挖掘。
 
     胡蝶是演唱父亲电影歌曲最多的影星，她一直尊称父亲是她的音乐师，1941年，父亲住在重庆上清寺，为胡蝶谱写了最后一支曲子《满江红》。次年，在重庆国泰剧场，话剧《堂棣之花》开幕之前，由重庆国立礼乐馆的馆长郑颖生先生引介，胡蝶公开演唱了这首《满江红》。除了胡蝶外，此时演唱父亲歌曲的，变成了顾兰君、顾梅君、叶秋心、朱秋痕、谢添、谈瑛、孙敏等当时走红影星。
 
     1936年春，父亲(许如辉)与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同仁贺绿汀、张昊、王春芳先生的一帧合影，已成为中国有声电影史的珍贵历史文物了。
 
     想当年，同是30年代，美国有声电影 (Sound Film )的诞生和发展，将“流行歌曲”的流行，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戴安纳》（Diane)、《夜日》(Night and Day) 等美国电影歌曲的旋律，风靡一时，整天在有声电影的诞生地，美国天空中飘逸 [27]。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与美国完全一样，自从与有声电影相结合后， 父亲的歌曲凭藉歌本和百代，胜利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以及电影上映而广为流传，其流行音乐旋律，响彻大江南北，为千家万户带来青春欢乐。
 　 　
     据北方一位77 岁高龄的崔民山老先生回忆，国防侦察片《生龙活虎》 30年代在齐齐哈尔市的大陆电影院上映后，许如辉作曲的影片插曲《村姑乐》和《月夜小曲》很快就随电影《生龙活虎》在当地流行起来。
 
     另一位75岁的虞慕蓉女士，当时在奉天（沈阳）城南国民优级学校读书，她记得《月夜小曲》是一首中速圆舞曲，那时从小学、中专到大学校院内，到处都是 《月夜小曲》的旋律。而由父亲(许如辉)词曲的《月夜小曲》原词为 ：“我爱天上的云，云里的星。星旁的月儿明，我恨它柢能照着我的身，照不了我的心，明月啊，这使我无限地伤悲，分外地痛心。”
 　
     后来，当地有人根据《月夜小曲》的曲调重填了一首诙谐的新词：“我有热诚的心，心中的人，人间爱之 深。我爱你黑黑的眼睛红红的唇，又美丽又天真。 妹妹呀，知道吗 ？ 我为你奋斗，我为你竞争”。霎时间，许如辉谱写的原创歌词和民众后填的歌词，同时在沈阳火红流传。[28]
 
     父亲 30年代所作的电影新歌，一般先刊登在明星影片公司自行出版，由公司宣传科主任高季琳（柯灵) 主编的 《明星月刊》上。有时，电影尚未公演，电影新歌已绍介出来，随后陆续被当时的电影新歌集或电影名歌集反复收选，例如 1935 年的《电影名歌四百首》、1936 年的《电影名歌一千首》、1938 年上海金光歌午社编的《电影新歌曲》、1939 年上海大方出版社的《电影名歌集》、1946年的《电影新歌集》等。特别是褚保延先生于1938年编辑、上海国光出版社的《电影新歌集》中，占一半以上篇幅 ( 11首歌曲)，是许如辉的作品。[29]
 
     目前为止所发现的父亲的流行和电影歌曲，有百余首，如：
 
     《永别了我的弟弟》（许如辉词曲，江曼莉主唱 )
     《卖油条》（许如辉词曲，江曼莉主唱 ）
     《搁楼上的小姐》（许如辉词曲，江曼莉主唱 ）
     《回忆慈母曲》（许如辉词曲，江曼莉主唱 ）
     《缝穷婆》（许如辉词曲，江曼莉主唱 ）
     《夜月之歌》（ 许如辉词曲，江曼莉主 唱 ）
     《四时吟》（ 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
     《路柳墙花》（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 ）
     《永远亲爱》（ 许如辉词曲，汪淡淡主唱 ）
     《摩登女郎》 （ 许如辉词曲，潘云云主唱 ）
     《我当初认识你》（ 许如辉词曲，包庸珍主唱 ）
     《这回事情太稀奇》（ 许如辉词曲， 严斐主唱 ）
     《离别了姑娘》（ 许如辉曲，于敏求作，江曼莉主唱 ）
     《村姑姑》（许如辉词曲，朱秋痕主唱 ）
     《俭德歌》（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 )
     《香草美人》（许如辉词曲，电影《香草美人》插曲，夏佩珍主唱 ）
     《女权》（许如辉词曲 ，电影《女权》主题歌，胡蝶主唱）
     《村姑乐》（许如辉词曲，电影《生龙活虎》插曲，顾梅君主唱 ）
     《月夜小曲》（ 许如辉词曲，电影《生龙活虎》插曲，顾兰君主唱 ）
     《路柳墙花》（许如辉词曲，电影《路柳墙花》插曲，夏佩珍主唱）
     《下琼楼》（许如辉词曲，电影《翡翠马》插曲，顾兰君主唱 )
     《兄弟行》（许如辉曲，徐卓呆词，电影《兄弟行》主题歌，胡蝶主唱)
     《桃花之歌》（ 许如辉词曲， 电影《金刚钻》插曲，顾梅君、顾兰君主唱)
     《重返故乡》（ 许如辉词曲 ）
     《劫后桃花》（ 许如辉词曲，电影《劫后桃花》主题歌，胡蝶主唱 )　
     《凯旋歌》（ 许如辉曲，钱博词，电影《梦里乾坤》插曲，谈瑛、李丽莲、姚萍、谢添主唱，大夏大学歌咏团合唱)
     《美丽的小家庭》（许如辉词曲，电影《梦里乾坤》插曲，谈瑛，孙敏合唱)
     《田家乐》（ 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 ）
     《村姑姑》 （许如辉词曲，朱秋痕主唱 ）
     《打碎玉栏杆》( 许如辉曲，李萍倩词，电影《桃李争艳》插曲，叶秋心主唱)
     《青春误》（许如辉曲，李萍倩词，电影《桃李争艳》插曲，顾兰君主唱)
     《憔悴春光》（ 许如辉词曲，胡蝶主唱 ）
     《茶山情歌》（ 许如辉词曲，电影《年年明月夜》插曲，姜曦主唱)
     《采茶歌》 （ 许如辉词曲，电影《年年明月夜》插曲，姜曦主唱 )
     《采茶曲》 ( 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
     《郎有心》 (  许如辉曲，明：挂枝儿记，电影《董小宛》插曲，顾横波主唱)
     《最后五分钟》（ 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
     《乡下大姑娘》（许如辉词曲，夏佩珍主唱)
     《湘江浪里忆我君》（许如辉，夏佩珍主唱)
     《满江红》（许如辉词曲， 胡蝶演唱，重庆 )
     《大同之声》（许如辉曲，胡蝶主唱，重庆）
     《神鹰之歌》（共两首，许如辉词曲，重庆）
     《抗敌歌》 ( 许如辉曲，于右任词，重庆)
     《吕四娘》（共两首，许如辉曲，其中一首为潘公展词，电影《吕四娘》插曲，李慧芳主唱）。

     整个30 年代，父亲任职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作曲家的同时，继续主持子夜乐会国乐团，参与大同乐会对外演奏活动，他还是担任民乐大合奏《国民大乐》中的打击乐手，只不过，他的筝、琵琶、打击乐的弹拨奏演技艺更炉火纯青了。这期间父亲参与的所有音乐活动，带给他无比兴奋的成就感，父亲(许如辉)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欢悦的时期。

     抗战爆发，为了不做亡国奴，父亲与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从上海撤退，投奔到大后方重庆。
 
     40年代的重庆，并不具备制作流行音乐的土壤和气氛，父亲不再专注流行音乐的创作，而致力于民族器乐曲、严肃音乐和话剧音乐的写作。不过，他还是忙里偷闲，在重庆谱写了一些歌曲，如 《神鹰之歌》（二首）、《大同之声》、《满江红》、《孔子纪念歌》等等，其中不乏抗日歌曲《抗敌歌》。

     四，为底层人物呐喊， 堪称平民作曲家

     作为许如辉的女儿，我愿将自己几十年来近旁观察所得，对父亲创作的流行歌曲特点，捕捉、剖析和综论一番。
 
     父亲的流行歌曲作品，大抵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花好月圆型的爱情歌曲，例如《我当初认识你》，《离别了，姑娘》等，这部分歌曲不多。风花雪月的抒情体裁，不是他创作的强项。
 
     第二类，清纯的田园歌曲，如《茶山情歌》、《采茶歌》、《田家乐》、《村姑乐》等 [32]。歌为心声，这部分歌曲体现了父亲许如辉的性情，也是他实际性情的写真，作品无疑是成功的，流传甚广。如电影《生龙活虎》中的插曲《村姑乐》(顾兰君演唱)，可说是父亲拟人化、寓意深刻的田园歌曲的代表作：
 
     喳喳喳，鸟儿在噪/ 喳喳喳, 回巢去了/ 哑哑哑, 乌鸦在闹 /哑哑哑, 他说晚了 /太阳下山了 /晚烟也浓了/ 辛勤的牛大哥/ 也该休息了/ 残道的野花微微在笑/ 无情的枝叶摆摆摇摇 /（道白)笑得我头痛! 摇得我烦恼/ 唉! 我们的苦楚谁也不知道 /耕人家田, 种人家稻/ 给人家温, 给人家饱/ 一年到头总是这一套 /咯答咯答咯咯答 /咯咯答咯咯答, 生下一只蛋/ 小小巧巧, 玲玲珑珑/ 玲玲珑珑, 小小巧巧/ 一只蛋, 一只蛋/ 放在篮里, 明天吃个饱。
 
     父亲实在是一个很与世无争的人，在他的潜意识里，有一点东晋陶令公渊明那样的习性，渴望过一种谧静的田园日子，临风把盏，怀古思悠，用音乐抒发他对自然界生灵万态，水榭山麓的无限憧憬。这种秉性，父亲经年未改。他时常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跑到杭州灵隐山，写生去了。砌一 壶龙井绿茶，呷一口西湖纯水，一住就个把月。晚年重病缠身，生命已到尽头，他还不忘嘱咐外甥明来，到杭州郊外觅一处安静的地方，一俟健康许可，便搬到那块净地去，继续创作。[33]

     这类闲情逸致下产生的纯自然，或带点虚幻，深邃莫测的音乐作品，除了流行歌曲外，还有其它。譬如父亲40年代在重庆时，谱写过一首器乐曲《寒夜闻柝》，这是一支海内外广为演奏的名曲。从父亲为《寒夜闻柝》音乐内涵的分节 ：静思、忆音、诉情、郁怀、默祷、闻柝、意音、晚霞，就可窥探他的创作心迹 。
 
     此类创作风格，可归纳出父亲渴望抒发自身情怀的意愿，他具有一种古典文化底蕴深厚，悠悠然，纯音乐人的气质特点。品味父亲的音乐风格，从他遗留世上的作品可以发现，愈是古典，愈见成功。这类音乐家，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应有其独特地位的。
 
     诚如中国历代文学家们，激扬文字，神采各异，他们的作品风格和行事原则，是不尽相同的。记载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大师们，是将这些文学巨匠的典籍和掌故， 无一漏外地收编在案。你能啧啧赞许“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忧国患民的好段落；忍将描写景致的佳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从史书中踢出去吗 ？基于同样道理，如果将分散在祖国江南塞北，川东湘西所有音乐家召集起来，排一个队，一定与你原以为他们会属同一种习性，唱一种调子的想法，南辕北辙。这些音乐家连同他们的作品，或高昂激越，或恬静淡泊，或忧患疾奋，如此，才依不同地域、年代、形式、风格、产生出丰蕴甸厚的不同音乐品牌。可以这么认为，每位音乐家缔造了他独特的一段中国音乐史。

     第三类作品，道德规范和愤世疾俗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类歌曲，占据了父亲创作的大部分，堪称精品。
 
     流行歌曲的宗旨，是“给社会底层人士提供道德规范，灌输文化素养”[34]。父亲崇尚儒家，尊师爱友，自律甚严。他词曲的《俭德歌》、《女权》，正是这一宗旨下的产物。此类其它作品，还有《缝穷婆》[35]、《回忆慈母泪》、《卖油条》、《永别了我的弟弟》等。其中又数《永别了的弟弟》社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些歌曲的共同特点是摧人泪下，揭示人性的真善美。这些歌曲又不约而同地闪烁出父亲许如辉人格光辉，奠定了他是一位为底层呐喊，负有社会责任感的严肃的平民作曲家。

　  例如，父亲在《缝穷婆》 (江曼莉主唱)中是这样诉说的 ：

     家无隔夜粮/ 儿女泪汪汪/ 手提针线篮/ 缝穷到街坊/ 缝穷啊，缝穷啊/ 谁家儿郎破衣衫/ 拿来替你缝两针/ 缝穷啊，缝穷啊/ 公子小姐不光临/ 我们的主雇是穷人/ 不分夏与冬 /不分热与冷/ 坐在阶沿旁/ 缝补破衣旁/ 一针针，密密缝/ 安慰着孤儿的心 /一块块，补得紧/ 温暖了穷人的身/ 缝了一针又一针/ 补尽了，天下的破衣襟/ 补了一块又一块/ 补不了，一颗破碎的心/ 缝穷呀，缝穷呀。
 
     《缝穷婆》歌词，丝丝入扣，栩栩如生，寓意深远。“补不了，一颗破碎的心”，形象地刻划了一位游走在社会边缘，为摆脱贫困而自谋生道的底层妇人。父亲抛弃迎合大众口味的风花雪月，选择如此朴实无华，沉重压抑的社会主题，他不惧怕自己的歌曲被当时的流行淹没，谱写此类歌曲，父亲足可称之为一位良心音乐家。

     父亲词曲的《卖油条》，是另一部相当成功，在30年代流传甚广的现实主义的音乐作品。《卖油条》全曲共分四段。它出神入化地勾勒了一位在餐风宿路中，为养家糊口而沿街叫“卖油条“ 的平民汉，裸露双脚，穿梭奔走于雪花纷飞的深巷之间，靠三个铜板卖出一根热油条来维持合家温饱的凄苦景象。透过令人动容的《卖油条》歌，我不无伤感地再一次看到了父亲艰辛的童年生活影子，领悟到了他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浸注的深情体恤和关切爱心。下面是《卖油条》(江曼莉主唱)第四段歌词 ：
 
     卖油条 ，卖油条/ 跑东跑西到处的叫/ 哪里来的温? 哪里来的饱/ 卖油条，卖油条/ 狂风呼呼叫/ 白雪纷纷飞/ 赤脚露膝， 战战兢兢， 兢兢战战， 真苦恼/ 卖油条，卖油条/ 今天油条卖不掉， 一家老小活不了/ 妻子要哭爹娘闹/更有那儿女要吵/ 卖油条，卖油条/ 哪里来的温 ？ 哪里来的饱？/ 就靠我买的油条卖油条。
 
     最后再谈父亲早期流行歌曲中最具代表性，社会反响最强烈的一支歌：《永别了我的弟弟》。尽管 1949年后，国内电台从未播出 《永别了的弟弟》，报刊没有一篇《永别了我的弟弟》的评论文章，然而这首父亲于1929 年创作的伤感的歌曲，不胫而走，不时被人们从浩如烟海的音乐积淀中提起，一些当年唱伴着这支歌长大的小朋友们，如今已白发苍苍，仍无限怀念这支歌，这足以证明，《永别了我的弟弟》是不用宣传的一首隽永、不朽的名曲，一首真正跨年代的经典流行歌。下面节录《永别了我的弟弟》(江曼莉主唱)其中一段 ：

     我亲爱的小弟弟/ 天真烂漫， 活泼美丽/ 那时候 ，你小小的年纪/ 不会胡闹， 不会淘气/ 一天到晚笑咪咪/ 爸爸妈妈都很喜欢/ 谁知你睡在摇篮里，一病不起/ 害得妈妈心里慌，爸爸着急/ 姐姐去赎药， 哥哥去请医/ 弟弟妹妹侍候你， 一天到晚没有安息/ 谁知道，雄鸡啼/ 永别了我的弟弟。
 
     《永别了我的弟弟》这支歌问世时，父亲只有19岁。同样这个岁数，有的小孩尚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 编织美梦、异想天开” 的快乐日子。我父亲恰已饱尝人间生离死别、艰辛坎坷的生活磨难。父亲绝非“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年纪轻轻，已有一种使命感，他想通过歌声，传达他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和同情；通过歌声，倾注他对劳苦大众与生来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照拂和爱心，父亲许如辉的这种音乐创作原则，贯穿一生。
 
     父亲为音乐而生，他一生大多数音乐作品，又都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社会中下层人民。冥冥中似乎苍天早有安排，“曲如其人“，他那充满怨哀、凄凉、悲壮的古典民族化风味的音乐作品，一路陪伴他走完78 年同样悲凉、凄楚、坎坷的真实人生苦旅。
 
     父亲歌曲中所讴歌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缝穷婆》的原型，就是我的祖母徐荷花，一位替人缝网补杉，操劳终生的农家女。《永别了我的弟弟》，是父亲为怀念当童工而丧命的弟弟常林而写。这类歌曲，是父亲饱含真情，呕心沥血，艺术升华之作；每个音符，淌出来的是父亲埋心底的血和泪，要说作曲家的感情不真挚，难也 ；要让听众不动情，更难也。 这些歌曲的创作原动力，父亲生前从来也没有在社会上披露过。
 
     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老人，对《永别了我的弟弟》这首歌曲是不会陌生的。为收集父亲的资料，我特赴上海莘庄，拜访了赵氏个人电影资料收馆的主人，电影史专家赵士荟先生。当我一提起《永别了我的弟弟》，往事立即从赵先生的记忆中跳出，他连声说道，《永别了我的弟弟》这首歌在 30 年代的上海是非常流行的，这首歌曾被许多学校，包括他所在的学校选为校歌。
 
     去年夏季，江苏省连云港市史悠祺老先生，辗转来信，索要《永别了我的弟弟 》歌谱。他在信中回忆说：“《永别了我的弟弟》这首歌，我还是在小学三年级时学的（１９３３年 ），相隔已 6，70 年了。可能该歌作于 20 年代末或 30 年代初，早期的通俗歌曲，多数是为中小学生创作的，唱片公司一般不灌制唱片， 那时，成年人中喜欢唱歌的人也比较 少，所以流传下来的歌曲很少，除了少数几首以外，大部分被淹没了，这是十分可惜的。就拿《永别了我的弟弟》这首歌来说罢，同样适合于现在唱。” 

     父亲晚年的工作伙伴，今年也有70多岁的上海著名沪剧演员毛羽、王智萍夫妇告诉我，父亲在剧团时，一时意兴性起，就问大家：“你们会唱《永别了我的弟弟》、《卖油条》吗？” 说罢，父亲便打着拍子，哼了起来，大家随着他的节拍，旋即引吭高歌，场面煞是壮观。毛羽先生告诉我，他小时候，学校里到处都是《永别了我的弟弟》 的旋律，后来才知道是我父亲所作。毛羽先生还告诉我：“"你父亲设计的戏曲唱段和音乐，常常带有歌曲的味道，沪剧《两代人》的音乐，就是你父亲将戏曲音乐歌曲化的成功例子。”
 
     1937年的《明星月刊》上 ，曾刊载过署名琉璃的文章，就《生龙活虎》电影音乐，介绍许如辉的作品风格。文中写道：
 
     “《生龙活虎》，片中有插曲两首，一为《村姑乐》，由顾梅君演唱。一为《月夜小曲》，由顾兰君演唱。两歌的曲谱，均为音乐家许如辉所制。许君所作歌曲甚多，如《永别了我的弟弟》、《卖油条》、《下琼楼》、《搁楼上的小姐》……等，已脍炙人口。此次所制的两首插曲，韵调节奏，是保持了纯中国的情味，抑扬婉转，极为动听，伴奏所用的音乐是纯中国的乐器，如《村姑乐》为古瑟、秦瑟、杨琴、横箫、奚琴、琵琶等。《月夜小曲》为古瑟、双清两种。”
 
     父亲的流行歌曲，处处散发了对大自然的无限憧憬，深情刻划社会底层人物的压抑和艰辛。他的音乐语言，鲜明、独特；他的音乐风格，古典、深沉、悲戚、民族化。为平民呐喊，是父亲许如辉一生创作的主轴和基调，散发此类人性光辉的作品，除了流行歌曲外，还遗留世上很多，如戏曲音乐《为奴隶的母亲》、《龙凤花烛》、《王魁负桂英》，篇篇委婉铿锵，力透音符，极富感染力。父亲一生乐于结交平民朋友，古道热肠，助人为乐，慷慨好施。尽管他十余岁走出乡间，来到都市，日趋成名，但毋忘草根，一生简朴，为人十分厚道低调。他的音乐作品和人格，造就他堪为一位慈悲为怀，充满博爱、人道主义精神的平民音乐家。

     五.“黎锦晖，许如辉”，中国流行歌曲先驱者

     让时光倒转，再回顾一下中国流行歌曲开创之时吧。黎锦晖先生，是从儿童歌曲转向流行歌曲；我的父亲许如辉，则是从上海大同乐会民族音乐，一步跨入流行歌曲。从年龄层次来考量，他们属于两代人，事先并无刻意联络的迹象。然而，殊途同归，“ 黎锦晖，许如辉 ”，当年并驾齐躯，共同开创了中国流行歌曲史。
 
     中国流行歌曲的产生，与世界相差近百年。为什么它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 ？这和其它城市尚处更封建、社会风气不够开化有关。又因为 20年代以前，国内载以歌曲流行的 “ 硬件”， 如唱片、唱盘、收音机、歌舞厅缺乏，前辈作曲家的歌曲，只能在学校、庙堂、个人庆典活动的小范围内流传，进不了大社会。而那些科技新产品，后来率先在上海登陆，所以流行歌曲在上海产生。
 
     黎锦晖和许如辉之前，并非没有好歌，没有优秀作曲家。诚如上面所说，缺乏歌曲得以流行的现代媒介，或者已进入现代社会，而创作的歌曲属于艺术类，“阳春白雪，和者甚寡”，都是使歌曲无法流行的原因。如李叔同先生于1905 年用民间乐曲《老六板》填写的《祖国歌》等，专供儿童演唱，属学堂乐歌不易流传 [36]。又如刘半农先生作词、赵元任先生作曲， 1926年推出的《叫我如何不想他》 [37]，词曲优美，是被归入艺术歌曲类的，所以，黎锦晖先生 1928 年创作的 《毛毛雨》，成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
 
     这些归类与当代相似。譬如，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时常“ 安可” 的名曲《我的太阳》，极为有名，无人不晓。但凡人只能用降几度的歌喉，哼出韵味而已，高音部分是无论如何攀不上去的，不然，世界上有太多的帕瓦罗蒂。对《我的太阳》喜欢归喜欢，人们是将其作为一首艺术歌曲来欣赏的，并非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的旋律 ( Melody）和节奏( Rhythms )，是有讲究的，它们在歌中应该容易辩识，并多次重复出现。而歌词在歌曲中所表达的抒情含义，欢乐或伤感，力求简单为好，这样容易被歌迷们牢记住。大多数的流行歌曲由作曲家和撰词家共同完成，能词善曲的创作家更为了不起。得以流行的歌曲，一定受社会上草根阶层的喜爱， 朗朗上口的歌曲，才能流传相当长时间。[38]
 
     简言之，流行歌曲产生，需具备两大要素，其一，歌词言简意胲，韵节旋律重复，黎锦辉和许如辉的歌曲，正具有这个特点； 其二，要有让歌曲传遍社会的载体，风云际会，黎锦暉和许如辉成为中国流行歌曲先驱者。
 
     许如辉自1929年至1937年，谱写流行歌曲时间长达 9 年，抗战期间，他居住重庆，仍笔耕不辍，但主要专注戏剧音乐和严肃音乐的创作。包括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冒舒湮的《董小宛》 谱写音乐。父亲还自编自曲 ，创作了轰动山城的抗日音乐剧《木兰从军》，以及为民国政府谱写 24 章节的《国家典礼乐章》[39]。父亲音乐的特色是，旋律优美动听，充满古典风味。这也比较符合为什么他后期不写流行歌曲，喜欢创作一气呵成，大部头作品的原因，如器乐曲《寒夜闻柝》、《原野牧歌》等。只有这样，父亲才能充分调动想象力，化出叙事般的旋律。比如，他晚年以笔名“水辉”谱写的戏曲经典音乐《为奴隶的母亲》， 民族风格浓烈，音乐旋律优美，将他独有的作曲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抗战爆发后，黎锦暉先生与我父亲一样，也去了大后方重庆。而留在上海的音乐家们，从 30 年代初开始接棒，谱写流行歌曲的热潮，丝毫未改。黎锦光、 陈歌辛、严华等作曲家，成为中国流行歌曲的第二波。流行歌曲，易在学术空气活跃，流派兼容并蓄，人文气息浓烈的地方发展，这一点，海内外是一样的。不在重庆、不在北京，而在上海形成中国流行歌曲的产生和发展地是必然的。 40年代，上海成为孤岛，沦陷区，但流行歌曲依然能大行其道，实在是个异数。内地流行歌曲到 40年代末，便日渐式微。但姚敏、李厚襄等作曲家，转辗香港，中国流行音乐的旗帜依然不倒……。

     约 70 年代中期，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一位着棉白衬衫、穿墨绿色军裤、40 开外的李姓杭州友人迈进我家，与我父亲在客厅中摇着蒲扇闲聊时提到：他在一本旧歌本上，发现许多歌曲冠有许如辉的名字。李姓友人的这段议论，不经意地漂到我的耳根，顿使我产生 一种与时代很不协调的遥远感觉。去年，我在上海图书馆藏书楼触摸到大量老歌本，看到父亲的名字真的赫然其中，才感慨这位友人所言不虚。记得那次杭州客走后，父亲淡然说过一句话，我印象极为深刻。父亲说 ：“ 当时社会上公认写流行歌曲有名的，有两个‘辉’，'黎锦晖、 许如辉’，市民是把我们的名字放在一起称呼的。”
 
     无独有偶，黎锦晖先生的夫人也证实了这个提法。今年年初，《解语花》一书的编者吴剑女士问黎锦晖夫人(梁惠芳)：“当时在上海，创作流行歌曲的，除了黎先生，还有谁？”
 
     黎夫人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还有许如辉，他写的《永别了我的弟弟》当时很流行。”
　
     (2001年)3月7日，我与黎锦晖夫人作了一次越洋长谈。这是我首次同黎夫人谈话，她爽朗的个性，惊人的记忆力，慎密的思维方式和一种大格调的历史观念真让我吃惊不已，怎么也不象是八五老人的心智。我们在电话中侃侃而谈，关于许如辉与黎锦晖部分，黎夫人有如下一段谈话：

     “解放后，许如辉到我家来过。那是1957年，许如辉一进门，就很谦恭地自我介绍说：‘我是许如辉。我和黎锦晖连忙将他迎进来，高兴地说，‘许如辉，知道，知道’。许如辉告诉我们，他所在剧团在愚圆路百乐门演出，所以顺道到府上来拜访。[40] 我和黎锦晖对你的父亲许如辉印象很深刻，我们都很喜欢他，许如辉和黎锦晖 30 年代也见过面。许如辉的歌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黎锦晖在1936年就跟我说过：‘'许如辉的歌曲是写得不错的，当时只有许如辉一个人较出名，其它人不怎么出名。黎锦晖一直对许如辉赞许有嘉，他说过：'许如辉是跟我一样的，许如辉就是和我差不多，我们两人的歌曲风格比较接近。许如辉写的《永别了我的弟弟》，当年很流行，感情很真挚。歌是代表一个人的心声，有感情才能动人，歌词写得再美，没有感情没用。”[41]
 
     我遗憾地告诉黎夫人：“父亲 1949 年前的音乐作品，包括流行歌曲， 我从来也没有听过”。
 
     黎锦晖夫人接着说 ：“黎锦晖的子女，也从未听过黎锦晖的歌曲。”

     说罢，黎夫人和我都不胜唏嘘 ：“不幸音乐家的遭遇都是相似的”。
 
     黎夫人在电话里，一再重复黎锦暉对我父亲的评价，不言而语，黎锦晖与我父亲的歌曲风格接近，他们是彼此欣赏的，他们同属中国流行歌曲开创时期，有社会影响的作曲家。黎锦晖先生的作品，长期被贬为 “黄色、靡靡之音”。父亲许如辉，当年就被归入“黎锦晖之流”而饱受攻击。时过境迁，是继续针砭“黎锦晖之流” ，还是见仁见智， 对“黎许流派”的音乐风格，重新评价？其实，国外如英美、拉丁、非洲等地，对流行音乐的分类非常简单，它由“地区、形式、抒情风格”而定，绝无 “落后、黄色、反动”之说，不然，世界流行音乐早就萎靡，走向末路。
 
     父亲温文尔雅，虚怀若谷，心底朴厚，一生平实。他只顾埋首作曲，为人十分低调。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甚少在外人面前谈论自己的过去，他总是憧憬下一部该写什么作品了 ？唯其低调，去年岁末，本着对中国音乐史负责，我完成了回忆父亲许如辉的长篇文稿《寒夜闻柝》，并将初稿寄到温哥华，敬请音乐家黄锦培先生提出修改意见。不料，黄先生阅稿后大吃一惊。他告诉我：“我和令尊大人 40年代在重庆情同手足，他是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演奏员兼作曲，我专事作曲，你父亲后来主持重庆大同乐会和难童国乐教养院去了，我还给那些教养院的学生上过课， 他 30 年代在上海从事流行歌曲和电影音乐的辉煌生涯 ，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

     父亲晚年倒是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历史是不会被抹煞的。”
 
     说这句话的缘由，不得不联系到1984 年春天的一幕。父亲在上海寓所接待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书的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向延生研究员。向先生为编 《聂耳全集》，特来专访：30 年代，父亲谱写电影《年年明月夜》的音乐和影片插曲的经过；以及父亲与聂耳共事的情况。
 
     向先生是父亲(许如辉)生前唯一接待过的国内音乐史专家。
 
     父亲接过向先生递过来的《茶山情歌》，情不自禁、开怀地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吟唱了起来。向先生离开后，面容清癯，举止苍迈的父亲痛饮数盅，感慨万系，压抑多年的郁结心情顿时开释，他还是说一口糯雅、纯正的上海方言，连番不断地对我们子女说：

     “30年代，姜曦在上海主唱《茶山情歌》这件事，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茶山情歌》应该是我谱写过的许多电影歌曲中的一首。”

     说罢，父亲对天长叹：“历史是不会被抹煞的！”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的确是不应该被抹煞的。拂去历史尘埃，封存下面是璞玉。蔑视历史人物，掩埋历史事实，对历史料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枉然的。时下林林总总、气势恢宏的音乐史论不少，然而，这些宏篇巨制，对一部中国音乐春秋史的描述，仍旧勾勒、廓现、停留在一种浑沌、迷离的模糊表象，这不由让人发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感慨。譬如，本来甚有看头的某段长达30多年的音乐史，常在一些著述中，被 叁 、两行字数匆匆打发掉，这种开历史天窗的写作方法，很让人产生出不忍卒读全书的念头。
 
     “ 青史岂能成灰 ？”
 
     勿论其它，至少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这个层面，我的父亲许如辉，就是一个很难回避，恰被史家们遗弃得一干二净的重要人物。
 
    (原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1期， 2004年6月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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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与注释

[1]。 许如辉自传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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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 Standard Encyclopedia》， Standard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Chigago, U. S. A., Vol. 13，1990， P。484-485。
.
[3]。 Peter Gammon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opular Musi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US，1991, P.458 – 466。
 
[4]。 许敏：《民国文化》，载《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卷，1999 年，第 234 页。
 
[5]。 同 [1]。
[6]。 此段文字，许如辉写于1979年8 月。
 
[7]。 许如辉、徐以礼：“曲牌锣鼓的新谱”，《戏曲报》，华东人民出版社，第 4 卷，第5期，1951 年 4月20日， 第185 -190页。
 
[8]。 同 [3]。
 
[9]。 今上海重庆南路太仓坊 三 十 弄内。
 
[10]。 同 [1 ]。
 
[11]。 见网页 ：http://scriptorium.lib.duke.edu/sheetmusic/
 
[12]。 高季琳(柯灵)主编：《明星半月刊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版，1937 年。
 
[13]。 Phil Hardy & Dave Laing：The Faber Companion to 20th - Century Popular Music，Faber and Faber，London、Boston， U.S. A.，1990， Introduction page。
 
[14 ]。 同 [ 2 ]。
[15]。 许敏 ：《民国文化》，载《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卷，1999 年， 第 243 - 248 页。
 
[16]。 赵玉明 ：《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 年。
　
[17]。 同 [ 1 ]。
 
[18]。 郦苏元等：《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34 - 235 页。
 
[19]。 许敏：《民国文化》，载《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卷，1999年，第245-248 页。
 
[20]。 2001年元月，我与向延生(作曲家向隅之子)先生越洋通了一次电话，再次感谢他提供了很多当年音乐家联系地址和电话，以及流行歌曲集名，并告诉向先生，我写的回忆父亲许如辉的长篇文稿《寒夜闻柝》，已完稿，明将从邮局寄出，他很快就会收到。电话中我又一次提起，能否提供1984年春天，他在上海与我父亲会面的详情（因那年我在北大进修）。向先生电话中告诉我，他还知道一些我父亲的情况，随后道出我父亲与聂耳共事的这段历史，其它则未谈及。
 
[21]。 周璇：“我的从影史”，载《周璇自述》，赵士荟编，上海三联书店，上海，1997 年，第３页。
 
[22]。 严华：“九年来的回忆“，载《周璇自述》，赵士荟编，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1997年，第 16 页。
 
[23]。 Ingrid Peritz：“Dion's 'Prince' Gets Royal Baptism”，《The Global and  Mail 》， Toronto，Canada， July 26， 2001。
 
[24]。 刘绍唐等：“民国人物程步高”，《传记文学》，第68 卷，第 4 期，台湾， 1996 年， 第 139 页。

[25]。 同 [1]。
 
[26]。 有声电影 《清明时节》，明星影片公司１９３６年出品，贺绿汀作曲 ，如辉 ，张昊配器。
 
[27]。 同 [2]。

[28]。 吴剑：“许如辉的歌和我们的童年 ” （ 待发稿 ） ，2000 年。
 
[29]。 这些１９４９年前出版的流行歌曲集，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悉数收藏。
.
[30]。 大夏大学原为一所私立大学，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
 
[31]。 原重庆大同乐会会员，８５高龄的刘志坚先生提供了许如辉抗战期间在重庆谱写的歌曲和其它珍贵音乐手稿 。
 
[32]。 吴剑：“不该忘记的音乐家许如辉”，《北方音乐》，哈尔滨，第6期，2000年，第38页。
 
[33]。 许如辉致外甥许明来书信， 1986 年 9 月 20 日。
　
[34]。 同 [2]。
 
[35]。《缝穷婆》为许如辉中期作品，歌谱刊登于1935年《子夜周歌》第7辑， 《歌星画报》1935年第2期。百代唱片公司1936年4月29日灌制成唱片， 江曼莉演唱。此歌无论旋律或演唱， 颇有特色。
 
[36]。 孙继南：“艺菀高名传四海”，载《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向延生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94年，第59页。
 
[37]。 向延生：“作曲家赵元任”，载《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向延生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209 页。
 
[38]。 同 [2]。
 
[39]。 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音乐探索》，成都，第4期，2001年，第74 至81页。
 
[40]。 这样自我介绍的开场白是很符合父亲口吻的，可判断相当长一段时间，黎锦晖和许如辉没有见过面。父亲真是去寻回一段历史，拜访一位故友去的。因1949 年后，父亲多半用谱写戏曲音乐用的笔名“水辉”与人交往。他所在剧团， 以上海爱华沪剧团上演的《少奶奶的扇子》可能性最大。此剧由许如辉用笔名“白沙"编剧，以笔名“水辉”作曲。 也可能其它剧团， 许如辉(水辉） 兼职的剧团很多。百乐门是指红都剧场 ，地处上海西区静安寺，属繁华地段。
 
[41]。 这段与黎锦晖夫人 (梁惠芳女士)的谈话记录，源之2001年3月7日越洋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