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搅得面目全非的维护水辉(许如辉)作曲权官司
现代社会印刷技术发达，任何智力作品面世的第一天，就会留下准确的文字记录，这为创作权益保护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任何纠纷案件只要查看它面世时的第一次记录，就能准确断案。然而身边却有这样一起作品名誉权案，原告提供了作品发布时“权威，公开”的第一记录，但审案“既偏离诉讼主题，又无视历史档案”，官司依被告的口证要求结案，历史真相被搅得面目全非。此案发生在被赞为“改革开放前沿，一切同国际接轨”的上海，真是不可思议。该起名誉权诉讼案就是(作曲家)许如辉家人状告中国上海唱片厂，扬子江音像公司和音乐制作人汝金山的侵权案。
许如辉，又名水辉，中国现代歌曲创作先驱者之一，中国第一位被电影公司聘为专职电影作曲的音乐家。早年在上海研究国乐，抗战期间奔赴战时首都重庆，从事“音乐救国”，“音乐复兴民族”活动，主持创办了抗战难童国乐教养院。期间创作了歌剧《木兰从军》，话剧《棠棣之花》等鼓舞抗战士气的音乐，并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所托，编写《国家典礼乐章》。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从事戏曲音乐创作，1952年被勤艺沪剧团聘为专职作曲，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两代人》、《家》、《白鹭》、《陈化成》等近50部大戏的音乐。1987年在上海逝世，2007年被上海市虹口区列为居住虹口的爱国文化名人。
案起于2005年8月。许如辉家人购得由中唱上海公司出版发行的名为《沪剧名家名曲伴奏系列（3）》的录音带，使用了许如辉作曲的《妓女泪》、《为奴隶的母亲》、《龙凤花烛》、编剧并作曲的《白鹭》，但未署名“作曲许如辉”，却署名为 “配器指挥汝金山”。许如辉家人又购得另一套三辑光碟名为《沪剧杨飞飞流派演唱会》，11部许如辉作曲的作品全署名为“汝金山作曲”，于是许如辉夫人(加拿大)和她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子女作为原告方，把侵权的三方告到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并提交半个世纪前相关作品演出时写明“作曲水辉（许如辉）”的历史说明书、曲谱和报纸广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但被告方却坚持:“许如辉不是这些作品的作曲者”，“发行的名家名曲录音带都是杨飞飞的唱腔，是杨飞飞设计的”，并提出请沪剧界有影响的杨飞飞女士作证。这个要求使一起“作曲诉讼案”变成了”唱腔设计的诉讼案”，完全背离了本案侵犯著作权的主题，被告这一转移视线的要求却为审案法官采纳。
杨飞飞，上海市勤艺沪剧团(创建于1949 年8 月)团长兼演员，在她任内，于1952年底聘许如辉（水辉）为专职作曲，并在许如辉作曲的《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两代人》、《家》、《白鹭》、《陈化成》等剧担任主唱，几十年中，两人配合默契。杨更视许如辉“亦师亦友”（见《电影百年——中国早期电影音乐作曲家许如辉诞辰95周年会刊》）。半个世纪来，杨飞飞在舞台上以演唱许如辉作曲的剧目出名，形成了所谓“杨派唱腔”，于2008年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沪剧领域)称号。
案件庭审中，原告方提交了《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龙凤花烛》、 《两代人》、《家》、《白鹭》等当年演出时，经杨飞飞本人以团长(即法人代表)身份批准在报纸上发布的演出广告，均指明:“水辉（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因此杨飞飞有义务说明历史事实，为已去世20年的老战友许如辉争回创作署名权。
但不知杨飞飞出于何种利益考虑，在庭上出人意料，竟说:“杨派是自己唱出来的，绝不是作曲者作出来的”，剧艺术实“杨派唱腔是我在沪践中探索创作形成的，不是由许如辉作曲创作形成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中的杨派唱腔是由杨飞飞等主要演员自行创作、乐师记谱，边唱边改，不断完善形成流派”。杨飞飞作证至此，五十年前由她亲手签署的“作曲:水辉（许如辉），演唱：杨飞飞”的历史事实，连影子也没有了，杨飞飞给许如辉发了十几年工资算是让他白享清福。
维护历史真相的对决！
——一场被搅得面目全非的维护许如辉作曲权官司
杨飞飞所作的口证，被上海市中级法院采纳，一审判决：“对许如辉家人的起诉不予支持”。当年以“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公示的许如辉所有作品刹那间成了“唱腔设计：杨飞飞”。
判决一出，音乐界、戏曲界一片哗然，他们成立了声援团支持原告。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馆还专门召开“尊重历史、尊重作曲家著作权益、暨许如辉戏曲音乐案”座谈会。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陈钢教授首先指出：“这起判决违反了‘不诉不理’的基本准则。本案告的是汝金山侵权，但法院避开了原来的主攻对象，通过汝金山推出的杨飞飞的无证的‘口头证词’，将目标转向许如辉，实际上是将许如辉变成被告了。杨飞飞并没有告许如辉！按照法律不诉不理，为什么要理她？” “(判决书)通篇都是用和汝金山有关系的人的‘口头证明’作为‘证言’，以图推翻几十年铁定的历史事实，抹杀戏曲前辈一生心血，太轻率、太残忍了吧！” 陈钢教授更指出如此判决后果的严重性：“历史上的广告、说明书，作曲署名一直是‘水辉’（许如辉）。这是个历史事实，假如把这个事实推翻了，那不得了，所有的演员都可以说都是他的唱腔，都是他作的曲”，“此事不是对许如辉一个人的否定，而是对整个戏曲界作曲的否定”。他愤慨地警告：“假如我们上海出现了最后高院也是这样判，那是上海的耻辱，也是上海司法的无知”。
原上海沪剧院一级作曲，长宁沪剧团团长奚耿虎强烈不满：“许如辉署名被莫名其妙去掉，一点道理也没有。水辉先生人虽已不在，不能说话，但他的作品还在，事实还在! 奇怪的是，讲这些作品不是水辉这句话的恰恰就是当时的领导(杨飞飞)。当年有她领导的同意，才能在报纸广告上，演出说明书上，署名“水辉(许如辉)作曲”，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法人行为，现在她这样说要负法律责任的。要是我这样做，利用沪剧团团长职权剽窃别人的东西，这是很严重，很可笑的事情”！
原告方坚决反对违反“不诉不判”的司法原则，把“创作名誉权”之争引向“唱腔名誉权”之争，把保护“许如辉的创作名誉权”演变为“保护杨飞飞唱腔名誉权”的判决。更对所谓“杨派唱腔”同作曲的关系进行剖析：“唱腔只是演员唱功的表现；唱腔离不开作曲家创作的主旋律；唱腔在任何音乐作品中不占有独立地位；没有作曲家许如辉写出主旋律，何来杨飞飞的唱腔”? 他们写了长达40页（两案）不服判决的“上诉书”，又一次横渡重洋飞来上海，上诉至上海高院，要求复审重判。
12个月过后，终审判决出来：“维持原判”，且比一审判决更彻底的否定当年由杨飞飞签署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书证，判决结论中写道：“许如辉虽然在《为奴隶的母亲》等10部沪剧剧目的演出资料上署名‘作曲’，但这一署名方式并不代表对整个剧目中所有沪剧音乐元素的创作”。完全剥夺了许如辉的署名权。
沪剧界老前辈周良材先生听到消息，气愤之极，向许如辉后人表示：“无啥可吃惊的，因为这个社会有一批人已经疯掉了! 跟他们一遍一遍解释，什么是戏曲作曲，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著作权法》，有什么用？与一批整天胡说八道、毫无正义感可言的人在辩论，是白费精力，是抬举了他们！”
该判决已执行，但按民法规定，原告方还有向法院质疑的机会，他们表示“决不放过机会”。许如辉的妻子(加拿大)已届九十，终年卧病，官司一直靠她的女儿(加拿大)许文霞横跨太平洋万里来回，不停奔走。面对以逸代劳的法官和被告方，口焦舌干，艰苦可想而知。整个诉讼真像一百年前让浙江省余杭县出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 (一起也是因证人--“小白菜”在庭上胡说一通的口证搞成的冤案)，可称它为《杨乃武与小白菜》21世纪国际版，因那起奇案中余杭—杭州--北京，千里来回呼号的也是位女性(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
案件远未结束，环绕着《为奴隶的母亲》等名剧到底是历史资料所写的那样：“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还是杨飞飞口头说的“全是我杨飞飞唱腔唱出来的”这个根本分歧，一场维护历史真相的对决正在展开。杨飞飞已不惜用第二生命“诚信”作抵押，否认她五十年前以法人身份向社会公示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历史结论，犹如泼出的水，已无收回可能；而拥有许如辉作品署名权历史铁证的许如辉家人也毫不示弱，在网上不断公布杨飞飞亲笔签署的“许如辉作曲，杨飞飞演唱”的原始铁证，不断收紧包围圈，步步紧逼。但杨飞飞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头衔，空前风光，更有审案法官为她的口证撑腰，占尽上风。而原告许如辉家人头上无光环，手中无权势，只有一叠证明“许如辉作曲”历史铁证，形势险恶。
“一朝输赢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赞颂两千年前刘邦一败再败后，终于在垓下一战干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的千古名句，该不该在这场对垒中再次应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