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梁祝》剧本署名真伪辨

 

                 ——一个小差异 釐清大奥秘

 

                            （无名）

 

徐进和袁雪芬在上海法庭上提交的完全雷同，并由国信公证处公证过的所谓“证人证词”中，异口同声、口径高度一致、斩钉截铁写道：

戏曲报发表《梁山伯与祝英台》后，因未将南薇署名为执笔人，引起了他的不满，于是他私自将戏曲报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署名改成：改编南薇，徐进、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修改，送去《人民文学》发表。

法庭上，上海越剧院律师，一再称上海《戏曲报》1951年11月发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和北京《人民文学》1951年12月发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内容完全相同，而南薇又没有参加由徐进、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组成的所谓“创作工场”的讨论、修改、执笔，而南薇又是“私自将戏曲报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署名改成：改编南薇，徐进、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修改，送去《人民文学》发表。”因此他的结论，南薇理所当然可以排除在外。而“创作工场”才是真正的梁祝执笔的作者。

结论慢一步下！

《戏曲报》和《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梁祝”剧本不完全一样！虽然差异不大，但许多细节还是大有不同！我举一个喜欢越剧者人人皆知的一段脍炙人口唱词为例。即是《楼台会》前幕后合唱。《人民文学》本是这样写的：

合唱：久别重逢梁山伯，不由我，又欢喜，又伤悲，喜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悲的是，我俩姻缘已拆开，我见他，满脸笑容来访九妹，祝英台肠欲断来心欲碎。

《戏曲报》上是那样写的：

合唱：可怜山伯访九妹，得见红颜喜满怀。谁知平地风波起，一个是痛心如绞强颜欢笑上楼台。

从修辞角度分析，后者人为修饰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

由於抢夺“梁祝”署名权的阴谋是在匆忙伧促中进行的，“创作工场”也是临时拼凑而成，不可能将一个已经较为完善的剧本，短时间内完全进行颠复式的二度再创作，至多在修辞上作些零星修改，因而，若不仔细比对，很容易蒙混，还当两者就是同一个本子！其实大谬不然！

《戏曲报》上发表的本子，应该是“创作工场”剽窃篡改本！

《人民文学》发表的才是完完全全是南薇的“改编”本！

至於说由“他私自将戏曲报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署名改成：改编南薇，徐进、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修改，送去《人民文学》发表。”那才是袁雪芬、徐进捏造的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的伪证！

两个本子发表相隔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那时既无电脑，又无快递，从作伪、送稿、审稿、铅字排版、校对、印刷、发布广告，构通商量……30天如何安排？试问袁雪芬、徐进，你们诬陷已死去20年的南薇“私自将戏曲报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署名改成：改编南薇，徐进、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修改，送去《人民文学》发表。”良心上如何过得了羞愧这一道坎的？

再说《创作工场》原本是摆不上台面的“影子部队”。自从改成“袁雪芬口述，徐进改编”署名方式后，宋之由、陈羽、成容、弘英的大名也不翼而飞，真要是为《梁祝》讨论、修改、执笔出过力、尽过职，为什么集体哑了声？说明《创作工场》本来就是虚晃一枪，本无他们的真实参与。否则唱片厂、越剧院、音像公司、小百花，甚至上影厂，支付了你那么多稿费，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后人，都没想到要分一杯羹？这合情合理、说得过去吗？你徐进、袁雪芬二度剽窃别人劳动成果，岂不成了惯犯！

早在1952年7月17日，上海市文化局就发出通知，明文规定：

        “查本市各戏曲、曲艺剧团改编其它形式之文艺作品，往往不征求原作者之同意，即擅自改编上演，殊属不妥。为使改编能符合原作精神，并珍重原著者之权益计。此后凡有改编演出，一律必须先征得原作者之同意，报我局核备，然后才能上演。”（上海新民报晚刊，1953/3/1，第2版）

     1953年2月23至26日，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科科长、文艺评论家何慢先生在该局召集的戏曲界有130余人参加的会议上严肃指出：

“有的人剽窃他人作品，这是一种剥削别人劳动成果的投机取巧行为。”（上海新民报晚刊，1953/1/27，第2版）

在中国【著作权法】公布之前，党的“红头文件”理所当然是处理版权纠纷的准绳依据。上海越剧院律师声称如今颁布的【著作权法】并不适用50年代情况。我倒要反问一句，“党的领导”适用不适用50年代。？现今的【著作权法】，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人大制订。它是红头文件的延伸、发展、完善的硕果。你想割裂，曲解【著作权法】，以此达到某些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要承担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