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出国留学，当时国内还比较保守，到了美国之后见识了许多前卫的现代艺术，远远超出我能接受的限度，深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的冲击波。第一次到大都会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一些我以为是荒诞的艺术品，如一双肮脏的破球鞋，一个灯泡放在砖头旁边，使我大惑不解。请教了一些艺术家，非但没有释疑，反而更使我糊涂。有的说现代艺术品看来简单，其价值在于创新的意念，他想到一双破球鞋，你想得到吗？我语塞，百思不得其解。一位美术学院毕业，受过严格科班训练的油画家则不屑置评，两个字：“糟粕”。我不知所从。

   几年后，在上海遇到一对画家夫妇，丈夫是职业的抽象画家，妻子本是中文系毕业，因仰慕丈夫的艺术天才而改学画。他们托我带两盒幻灯片到美国，寻找愿意资助他们在美国开画展的画廊或博物馆。我通过朋友辗转在纽约找到一位现代画家Stephen Lane，相约在Soho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寒暄之后，Lane先打开一盒幻灯片，他边看边随手递给我，我也跟着看。那些抽象画对我来说无非是一些毫无规律的色彩组合，并无任何意义，Lane看完后也不置可否。岂料打开第二盒后Lane的眼光突然一亮，赞不绝口，说这是个高手。我也跟着看，也是毫无规律的色彩组合，仍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再一看盒子，第一盒是妻子的，第二盒是丈夫的。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作品虽然我不懂，但是碰到识货的行家，一眼就能看出好坏。这次经验曾一度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不懂的东西，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回想中国的扬州八怪，如郑板桥的书画，当年不也是现代艺术吗？

   然而我谨慎的克制很快就开始动摇了。我在纽约的画展上见到一件现代艺术品，是一件污秽的风衣，口袋里露出半截避孕套，美其名曰“安全的性”（Safe Sex）。广东话里风衣叫“雨褛”，据说是避孕套的讳称。该作品的作者是华人，父亲还是国内的一位分管媒体的部级干部。外行难免说外行话，如果我也在风衣的口袋里放个避孕套，谁能分出哪件是大师的作品，哪件是我的作品呢？一些以艺术家自居的高人懒得搭理我：“那是人家想出来的，你想得出来吗？”更有人劝我：“如果你不懂，最好不要多嘴，附和着说好就是了，说错了露怯多不好？”联想到现代的“行为艺术”，竟然是一群裸体的男女，使我不禁想起了皇帝的新衣。我本姓胡，不信邪的劲儿上来了，憋不住胡说八道：“不就是创意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有的是创意，我可以用屎，用月经垫，用最脏、最恶心的东西，你想得出来吗？”赌气终究是赌气，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谬。

   几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一个舅舅，下面是“中国书画家网”对他的介绍：“丁永道（1927.1 — ），江苏镇江人。1942年先后在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学习“西画”。1951年毕业于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并留院工作。1953年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参加《美术》杂志筹备工作，为杂志编辑。1972年调人民美术出版社参加筹备《连环画报》复刊及编辑工作。1978年任《美术》杂志副主编、编审。中国林业美协顾问。80年代为历届全国连环画、年画评奖委员，中国连环画研究会、中国年画研究会理事。”

   总算找到了一个我能相信的美术界老前辈，于是向他求教有关“现代艺术”的疑惑。他毕竟见多识广，既不全面否定，也不与鱼目混珠者苟同。我回到纽约后不久，居然收到舅舅从北京寄来的信：

   “在京小聚，你来去匆匆，未能深谈。有关现代艺术，确实有精华，但更多的是荒诞的糟粕。最近看到报道，纽约的一位艺术家（据说还是华裔），用脏的月经垫钉在画板上。”

   我纵有生花之笔，也无法形容斯时的心情。几年前我与人抬杠而信口雌黄的胡言乱语，不幸竟被我言中。

   我从未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让我在德国爱乐交响乐团里滥竽充数，外行都听得出来，遑论独奏？我相信要成为大师，如梵高和毕加索，必须先有严格的基本功训练。炉火纯清之后，再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艺术才有生命。而有些堕落的所谓“艺术家”，连素描都没有学好，就想一步登天，以荒诞下流的噱头哗众取宠，那既是对艺术的亵渎，也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其心可诛。

   对于“现代艺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呢？窃以为非常简单，用我们的常识。试想有两滩泥巴，一滩出于“大师”之手，另一滩是顽童撒尿和泥的恶作剧（这也是我在赌气时得到的灵感），如果常人分辨不出，而行家一看就知道哪一滩是“大师”的杰作，那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我自愧无知，口服心服。如果连行家都无法分辨，那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