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珠阁人的藏传佛教艺术情结

 

              ——遗珠阁紫砂物语（二十）

 

        （阿  泰）

 

“遗珠阁人”对藏传佛教艺术情有独锺，可以说由来已久。

【遗珠阁】设厂不久，上海工艺美术界元老级前辈李连锟先生，便特意赠送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藏传佛教艺术》，书中画文并茂，并载有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活佛手谕真迹。这对迷恋“唐卡艺术”的“遗珠阁人”而言，简直是雪中送炭！

为了更深入全面掌握、理解藏传佛教艺术真髓，大家再一次进行全市搜索，终於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总店玻璃橱窗内觅见一本唐卡画册。我们要求书店卖给我们，书店说橱窗内的书是陈列品，一慨不卖。於是只能胡搅蛮缠一个多小时，缠得书店经理无计可施，无处可躲，勉强将书从玻璃橱窗内取出，十万分不情不愿地割爱出售。可见痴迷到中了邪了！

也正由於这种钻劲，【遗珠阁】与…藏传佛教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批作品设计出来了。其中有毛关福的《欢喜佛》、《降阎魔尊》；有张永千（骞）的《怖畏金刚》《折腰弥勒》；有潘向阳的双修《白伞盖》《金翅乌》……还有刘锡洋的一米高的《白度母》和《绿度母》。都是十分成功的作品。

 

绿度母（刘锡洋 作 ）

 

 

                                 白度母（刘锡洋 作）

   

    遗珠阁人一味孤芳自赏，洋洋得意浸沉在创作成功的喜悦中时，在台湾，展出当天即遭到信徒和“仁波切”们的责疑。他们说藏传佛教佛像，制作有严格的仪规。尺寸大小不容自作主张，佛像背部还要挖一个洞，等安放了一些信物再封口，这种“灌顶之礼仪”不可稍有更动，否则无法销售。

“遗珠阁人”的理由也有相当充分的说服力。

首先，【遗珠阁】制作的是艺术品，不一定是用於宗教供奉或顶礼膜拜。

再则，所谓仪轨和规则，都是后世人为的规矩，约定俗成，并无合理合法依据。纵观佛教历史，本来膜拜对象仅有一只佛的足印，而后出现法轮。直至公元五世纪前后，在印度方才出现一些原始的佛像。即所谓“健陀罗艺术”。下列一尊便是“健陀罗艺术”典型造像风格的作品（【遗珠阁】仿制）：

 

 

 

自从大唐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玉树迎亲，大唐吐蕃结成甥舅之好，为中华民族融合留下一段不朽佳话！这又不由我想起田汉先生的话剧《文成公主》：“鸾舆已发怒江右……”《文成公主》和《关汉卿》是田汉先生两部解放后力透纸背之作！他那诗人和剧作家的双重气质，心动脉博，毫无遮拦地漾溢在所有台词的字里行间，它一定能与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唐蕃联姻的历史同垂千古！田汉先生对历史剧写作，尊重历史的严谨态度与现在崇尚的“戏说”历史，以致误导后辈的草率态度，形成强烈显明的对比和反差，值得我们严肃的反思和检讨！

    扯回话题吧。公元七世纪后，西藏也开始了建造佛像，唐太宗时，遣宗室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能工巧匠，西藏的佛像制作技术也有了新的提高。但说到藏传佛教艺术风格的形成，还必须提及一位功不可没的人物：

公元1260年，有一位尼婆罗雕塑家阿尼哥，来到西藏，他将希腊的雕塑风格传入西藏，隆胸细腰，便是典型的特征。於1626年建造的《塔尔寺》中“妙音天女”（另一尊“财源天女”）便是这种风格的范例。

 

                                   妙音天女（张永千〔骞〕作）

 

在大唐中土，雕塑造型的技艺，早已形成汉民族特有的风格。从秦始皇兵马俑出土情况来看，在先秦之时，中国的制陶工艺和人物造型技术业已成熟，从北魏、北齐，直至唐代，石窟造像的发展，北传佛教艺术造型，已完全形成了汉民族自己显明的风格和坚实的基础。藏传佛教艺术已经不大可能动摇中土造像风格。相反，通过尼泊尔、锡金、印度，在南传佛教的线路中，对泰国东南亚佛像造型艺术，倒起了相当的启迪影响。

西藏，由於雪山冰峰阻隔，相对闭塞，仍保留了原汁原味中世纪佛像艺术的独特魅力，令现代人如痴如醉的孜孜不倦追求、模仿、再度创造……【遗珠阁】藏传佛教佛像，虽与尼泊尔的佛像有很多差异，但它灵感来自青海、西藏的“唐卡”绘图艺术，并没有越轨逾界。后来，他们以后也逐渐认识和喜爱上了“遗珠阁风格”的“海派藏传佛教”造型风格佛像，还专门请【遗珠阁】艺术家，创作了南路佛像风格的释迦和双修红观音等作品。

 

                                             红观音（曹瑞强作）

 

【遗珠阁】的艺术实践，只想说明一点：“藏传佛教艺术”也是中华文明不容分割的有机组成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不属於达赖，更不属於流亡藏人的私有品！

遗珠阁紫砂物语（21）http://www.yizhuge.com/yztw2.asp?ID=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