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厄梦从这里开始 点击数:476
二十九、厄梦从这里开始
 
    《梁祝》二次晉京演出,南薇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犹如天壤之别。第一次赴京演出,他可以说是兴高采烈,信心满满,回上海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仅化了两个月时间,成功完成了《宝莲灯》的剧本创作,舞台排练,直至正式公演。第二次晉京演出,已是一年之后,除了《梁祝》,《宝莲灯》也作为汇报剧目同赴京华。10月7日、14日、15日,三次演出於中南海怀仁堂,至10月20日,方正式对外公演。这份成绩单又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与赞许。但他的心情丝毫高兴不起来。因为此时此刻,伊兵篡夺梁祝行动正步步紧逼,让他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无奈只能求助於总理,总理也批评了伊兵,但事情远没有就此了结。而他在京也气出了一场病。
    伊兵並没有真正接受总理批评,上海《戏曲报》发表梁祝剧本时,他虽然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却挖空心思換了个“伊兵同志作初步审定” 方式标上自己的名字 ,出版史上,作品这个用“初步审定”这样奇葩方式署名,看来也只有仅此一回。
    然而对南薇的“斗争” ,岂是《戏曲报》上一篇短短批评文章能了断得了,这不过是开个头的序幕。光凭在总理面前所受到的窩囊气,总得有地方宣泄宣泄吧。不出意料,南薇回沪以后,一扬暴风骤雨的斗争已悄然向他袭来。组织上决定,要对南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开会“帮助、帮助”。
“开会帮助、帮助”,南薇倒也不放在心上。袁雪芬跑来给南薇打气:“谁都知道梁祝是你的戏,你与他斗,道理在你一边,怕啥?”
    接着袁雪芬小动作就大了,她单身跑到南薇家,对南薇妻子范淑华说:“你知道吧,他在剧团里有外遇,瞒你一个人。明天开会你何以来揭发他,让他浪子回头,不要破坏你家庭……”此刻范淑华对南薇与他第二任妻子郑孝娥的关系时有耳闻,心中气忿正愁无处诉说,便答应次日出席会议。
    “帮助大会” 会议室坐滿了人。看似非常有准备的发言,出现了争先恐后场面。什么“南薇写戏要到国际饭店开房间才写得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南薇提出剧团成立艺委会,目的是想夺权!”
    “南薇提倡导演中心论,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艺术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 ……听了这些发言,南薇並不十分在意,等听到“南薇妻子有话说……”,他倒有点感到意外。
    范淑华的发言无非是诉说南薇有外遇,不顾家庭之类生活琐事。但也足以让群情激愤,“帮助会”霎时变成批判会,南薇还真有点招架不住。
    袁雪芬在动员南薇妻子时,曾允诺帮助她解决南薇外遇问题,事后去找过几次袁雪芬,袁雪芬都冷淡以对,避而不答,范淑华为此终生记恨袁雪芬,致死不得释怀。
    於后,南薇被勒令停止编导工作,罚去图书馆管理图书。“组织上” 益发有意识疏远他;而他也从此开始“离心离德”, 开始另谋生计,去至滑稽戏、沪剧界寻找些发展。
    到1952年1月,对南薇的封煞便正式公开了,《文汇报》发表了社论式的官方文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演出上有混乱现象》,公开点名南薇。“文章的口气很具权威感,又不具名,但也从文章的权威口气中,可以判断此文为当时文化局或戏剧协会的某领导人所作,或是《文汇报》编者采访那位领导人后记录了他的谈话。”文章不长,为避免有人误以为有断章取义之嫌,故全文收录:
 
    “最近三家剧团的上演,粗率增删剧本,以致损害了原来民间故事的优美色彩。
    本市最近有三家越剧团上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除了虹口剧场的华艺越剧团已于日前改演了其他戏外,嵩山戏院的春光越剧团和龙门戏院的上海越剧实验剧团,现在都还在演出中。
    《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青年的婚姻自由的要求,并预言了这种要求最后一定会得到胜利。这个故事在越剧还处于绍兴文戏的时期里就有戏本子。在解放前,袁雪芬、范瑞娟、南薇等曾改编演出这出戏,作了初步的重要整理。一九五○年东山越艺社演出这出戏时,南薇同志再度修改这个剧本,恢复了“化蝶”一场,澄清了若干芜杂部分,为净化这出戏作了若干有益的贡献。去年越剧界捐献义演,在大众剧场演出的《梁祝哀史》,是南薇第三次修改的剧本,但这次修改反而得到不好的效果,原因是他替剧本新添了许多不必要的场面,如“宫嫔怨叹”“三公议事”“下诏选女”等;同时又删除了为一般人所喜爱的“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场的一部分比较清新优美的唱词,甚至把一向为观众们传颂的“回十八”全部除去。这样,在演出时,因为戏词短,换景多,就觉得台上好像只是在不停的搬景移幕,演员无法深入角色情感,观众也就很难被感动。
    去年二届国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赴京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台本由华东戏曲研究院创作工场根据越剧原来的本子和南薇的改编本进行集体讨论后写成,并经华东戏改处长伊兵初步审定。这个舞台本包括“别亲”、“草桥结拜”、 “十八相送”、“思祝、”“下山”、 “逼婚”、“访祝”、“楼台会”、“送兄”、“山伯临终”、“闻耗”、“吊孝哭灵”、“祷墓”、“化蝶”等各场,一般说来,是相当完整的。
    但这次华艺、春光、上越三剧团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却并未依照这个本子演出,也不是根据这个本子修改演出,却仍各持所见,任意上演,以致观众对这个剧本的印象,显得非常混乱。
    华艺剧团演出的戏,是从“回十八”演起的;春光越剧团则从“结拜”开始。两剧团仍因袭着最初的本子的旧套,像丑化四九、祭文、绣花鞋、过河脱鞋等都仍照老套搬上舞台。其中春光越剧团演员尹树春还将梁山伯演得非常轻佻,损害了传说中的梁山伯的稳重、多情的个性。
    “上越”的戏,由南薇编导。南薇同志在这次演出中,是根据他上次在“大众剧场”义演时所修改的剧本的,不过其中已删去了下诏采选秀女的一幕,可是虽然如此,上演时仍使人对他的编导方法有电影手法用在舞台上的感觉,原因是他仍保留着许多不必要的场面,如“下棋”“弹琴”几段,及后来的“读祭文”等,这几段戏曾经由伊兵同志指出是“表现了作者在人物性格上不正确的观点”,这种迂腐的毫无生气的语言及行动,“大大的伤害了梁祝一剧原来纯朴健康富于色彩的牧歌般的调子的统一和纯洁”。我们觉得伊兵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对的。
    在这次演出中,最要不得的是增加了“梁母访祝”的一段,梁山伯病重时,梁母到祝家去请祝英台到梁家去,祝英台当时竟坚决的回答:“不能效劳!”像这种画蛇添足式的增加场面,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们觉得华东戏曲研究院创作工场去年修改和审定《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时,没有邀请南薇同志一起参加,这显出大家的工作态度还不够认真和周到,但像南薇同志那样坚持着自己的修改本,也是不好的。当然华东戏曲研究院初步审定的本子,到目前还不能算作十全十美,南薇同志还可能根据这个审定的本子,有更进一步的意见,加以提高,然而要紧的是不要拘泥于已被群众所否决的偏见。
    中央文化部为了使全国戏曲剧本演出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统一,将在全国有计划地进行修改剧本工作;而且中国戏曲研究院已经在开始进行。我们希望华东方面不久也能开始,争取做到各剧团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统一。
    (1952年1月11日《文汇报副页》第四版) ”
 
    同样在该副页上,还刋豋了一篇短评《澄清演出的混乱现象》,似是这篇社论级文章的按语:
    “中国戏曲研究院在进行京剧改本的工作,目的是想澄清全国戏曲界演出的混乱情况。在这之前,《人民文学》即已发表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舞台本,这虽然不能说是已经毫无缺点了的定本,然而大体上它是比较完善的。那么,各剧团在演出这个戏的时候,是应该采用这个本子的。
    然而在上海有许多剧团在演出《梁》剧时却仍旧是各行其是的。好像完全不曾注意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较完美的剧本的样子。
    如果个别的演出在剧本上是有着更进一步的改善的,比较更为完整的倒也是值得欢迎的;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个别的演出往往是充满了错误的。
    这现象是可怕的。这表示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中间不是对新事物存在着极端的麻痹,视而不见;就是对新生的、较好的事物有着拒绝的倾向。
    如果不好好清除这样的倾向,对于戏改运动的开展是不可能有什么期待的。有计划的改本工作也是不可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因此,我们必须好好清除戏曲界这种毫无理由的漠视与麻痹的作风,为戏改前途打开一条开阔的道路。
    (1952年1月11日《文汇报副页》第四版)”
 
    明明是从南薇原作抢过来的作品,搶了儿子封煞娘,理由居然是“损害了原来民间故事的优美色彩”。《人民文学》权威发表本的编剧标明南薇,上海要禁的偏偏又是该剧的权威改编者本人。禁演整肃的理由又是伊兵強加在南薇头上的不实之词:“上演时仍使人对他的编导方法有电影手法用在舞台上的感觉,原因是他仍保留着许多不必要的场面,如‘下棋’‘弹琴’几段,及后来的‘读祭文’等,这几段戏曾经由伊兵同志指出是‘表现了作者在人物性格上不正确的观点’,这种迂腐的毫无生气的语言及行动,‘大大的伤害了梁祝一剧原来纯朴健康富于色彩的牧歌般的调子的统一和纯洁’。我们觉得伊兵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对的。”现在看来,伊兵们的文章和以此发起的行动,实在有些荒唐,可在当时却是一柄“尚方宝剑”,一方诸侯,将“相府意见”也可置之度外,华东局的权力就是能盖天盖地,权倾天下!南薇一介书生,如何抵抗得住。
    舆论的压力逼得南薇无所适从。而罗织南薇的罪名,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一些官方的记录中可见一斑。在华东戏曲研究院的一本《文件资料汇编》中,就有三段文字提到南薇、韩义一些事。
 
    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伊兵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四年来的工作总结中说:“四年来由于院部领导上政治修养、艺术修养差,思想水平低,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庸俗作风,加上经验不足,任务重、摊子大,因此曾经造成了很多错误缺点∶第一,思想领导薄弱,掌握政策不稳,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和演员的团结教育工作上左右摇摆,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斗争表现软弱无力,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如南薇、韩义问题的拖延不处理,造成内部团结上和业务工作上的重大损失,对主要演员团结多教育少,因此长期不能很好的团结改造他们。院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上下通气不够,发现问题拖延不决,计划性差,事务忙乱,组织上的官僚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新三反后虽有改进,但还严重存在。(见29页)”
 
    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主任陶雄在编审室工作总结中说:“(十)南薇参加工作近两年,但未正规地到院办过一天公,也没有正当地在组织领导下执行和完成过一件工作任务,却一直忠实地在为大公滑稽剧团服务,组织领导屡次教育帮助始终无效。一九五三年的总路线学习和一九五四年春节慰问解放军,都曾动员他参加,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长期拿着高额工资,不作一件工作,在地方戏组总结时却全部否定了别人的工作。总结中,他辱骂各级领导,并公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这样一个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人,必须采取比过去更为有效、更加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因此,我们正在提请领导予以彻底处理。(57页)”
 
    至於这位与南薇、韩义的同行,之后剽窃南薇《祥林嫂》主要人物,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主任吴琛在艺术室工作总结中说得更像是落井下石:“(4)组织性纪律性的松弛,个别干部有违法乱纪现象存在,是在我室导演组表现得特别突出。自由散漫的作风长期不能克服,小组生活不健全,不严格遵守办公制度,同志间只有庸俗腐朽的一团和气而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组长只感到难于领导而思想上不愿担任组长,不从积极的如何对组内同志政治上、业务上关心帮助着手做好组的领导工作。组内个别同志如韩义同志已发展到违法乱纪的严重地步。韩义同志曾有很长一个时期不来院办公,在艺术创作上不接受领导,拒绝领导上分配的光荣的劳军任务,两年来始终公开或秘密地在外兼职而不接受批评拒绝改正,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 的丑恶思想。始终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利用文艺理论学习小组发言攻击谩骂领导。总结时利用对院领导提意见的机会进行挑拨离间、污蔑领导和反领导的活动。狂傲自大以越剧“保姆”自居,要“保卫”越剧,对院的工作成绩及党的正确领导采取全盘否定的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态度,把党的事业看成少数人的私产,企图篡夺党的事业的领导权。在这次室的总结会上对同志们所提出的诚恳尖锐的批评一方面含糊其词表示“都对”,一方面仍坚持自已错误的虚无主义看法,表示要与“道德品质恶劣的领导”继续斗争。全室同志一致严肃的表示对韩义的思想作风已不能容忍,一致建议领导必须重视韩义思想问题的严重性,应采取有效的方法,明辨是非,予以严肃的处理,以整饬院的纪律。并通过批判韩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展开思想斗争,教育全体同志划清思想界线。”
    对南薇的“彻底处理” 很快就实施了。南薇行政级别直降四级,不准重用,不准排戏(先是越剧院,后推至全市各剧团) ,同时申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五年,正式宣布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藉。
    将近30年后,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刘厚生同志,仍在这个《文汇报》上发表《越剧的功臣∶南薇和韩义》文章,这篇迟来的文章虽然肃清不了构诬南薇先生流毒,但多少说了些公道话:
    “我感到他们都倾向进步,欢呼解放,接受党的领导。但他们又是两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艺术经验丰富,但艺术思想模糊;他们生活态度严肃,但又自由散漫;他们尊重党的领导,却又自视甚高;他们懂得必须团结,却又常常闹矛盾。50年代,正是知识分子改造雷厉风行时期,而那时的改造运动,大都急于求成,方法简单。虽说应当说服,但常以政权力量指令改造。终是“我说你服,非服不可”。其结果或是诚心接受改造,实际上不可能彻底,或是抵触改造,矛盾激化。南薇、韩义不幸成为后者。50年代的文艺整风等运动中,他们自然成为批判对象。”“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
    刘厚生先生在介绍了南薇和韩义的事迹后,认为他们是“投入最早、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功勋应该铭记在一代代越剧人的心中” “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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