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伊兵贬梁祝,见解高过九霄云 点击数:514
二十七、伊兵贬梁祝,见解高过九霄云

    对南薇《梁祝》強行所谓“修改” ,几乎毋须征得南薇同意,但冠冕堂皇总得说个理由吧。南薇《梁祝》,毕竟进过中南海,受过共和国缔造者的洗礼。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诸领导在看戏时都没有发现疑点破绽,竟被华东地区一个小小的付处级干部发现了。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於是在“《梁祝》特辑”上,发表了伊兵一篇足以力透纸背的重量级文章:“关於《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篇文章无异是判南薇《梁祝》死刑的檄文。
    文章开头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弹词宝卷中充满迷信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什么王母咒罰三世姻缘不成正果,大白星君几番幻化调换痴魂等等,但这些离奇情节,在南薇《梁祝》初稿时就被彻底摈弃,又无实际关系,何必如此详细介绍,几乎让人误认为南薇《梁祝》便是如此荒诞。不过他的结论还是十分“马列”, 他认为“梁祝悲剧正确地本质地暴露了阶级矛盾……同时对用阶级压迫的手段的封建礼教……表白了深刻的憎恨。”因此,断定它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 ,“今天活在人心的依然是人民的牧歌般的语言,和他们所塑造的梁祝的美好形象。”
    紧接着,他开始批判南薇:
    “南薇同志的这个改编本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这些缺点不仅表现在‘拍啦方’(平台) 、某些低级的情调和噱头、丑化四九、祭文、花绣鞋等等上面,及其他表演方法上流於形式主义的倾向上面;而且从他的改编本中得到印证,南薇同志在整理修改民间传说剧的立场态度和方法上,存在着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和缺点。今年他为越剧界捐献越剧号飞机义演而重新修改演出了《梁祝哀史》,並在以后重加修正,从他这个本子上可以看出,南薇同志不仅没有纠正他原来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而且进一步地发展了错误缺点。”
    其中罗列的缺点委实不少,有的根本不值一驳。首创“拍啦方” 舞台装置形式如今已普遍应用,成了一大贡献;至於丑化四九,低级的情调和噱头,本来戏曲就讲究“无丑不成戏”,插科打诨本就是戏曲叙事一大特点,杨家将戏中的老家院杨洪也用丑角扮演,说些浑话一点不殃及爱国主义主题,难道一个四九不当言行就会破坏《梁祝》“反封建” 的教育意义?至於祭文,你说低级,我说是妙文,是瑕是瑜,一目了然。祝英台不是目不识丁劳动人民,她是杭州学府高材生,区区一篇祭文,足以旁证她的聪明才智,有什么可责疑的?……
    至於“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和缺点”的“立场态度和方法” ,这顶帽子可就有点吓人了。它具体所指什么呢?
    他在文中接着写道:“南薇同志新的改编本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落入旧日文人修改民间传说的传统路子,牵强附会地考据这一故事和人物的年代出处,拘泥於细节的真实,強使那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的梁祝故事成为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毫无疑问,梁祝故事是古代人民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故事里现实地反映了古代人民一方面的生活实际和斗争实际,如果抹去了这些历史的标记,消除它古典的风格,那么它将会失却存在的意义。”
    “南薇同志的改编本有好几处不是去信任人民的传说而是偏信古代文人笔记中的传说,因此不必要地将为人民所熟知的梁祝读书之地的杭州改为宜兴的善权山碧藓庵,将梁山伯的坟墓改为几壠墟……”
    按伊兵凌乱不堪的逻辑,中国文学史皆可全盘否定了。因为历史上为文为诗的知识分子都不属於“古代人民”范畴,他们是“旧日文人” ,一概不能取信。這就是伊兵強加在南薇同志头上的荆棘头箍,这便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和缺点”的“立场态度和方法” 的莫须有罪状。
    对於解放初期像伊兵那样认识肤浅的戏改干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他所罗列的南薇同志种种罪状,按实事求是分析,反而印证了他創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同时也反映他为人品质上的正直磊落。相反伊兵的为文动机倒让人洞察得一览无余。
    南薇整理改编梁祝的态度是严谨的。他不仅仔细研究了各种口头文学中梁祝的资料,也对梁祝故事的成型和沿革作了大量考证。决不是用胡编乱造去搪塞观众的耳目。南薇的八易其稿中至少有一稿是说故事发生地在宜兴,这也不是南薇杜撰。在1951年5月,由上海新戏剧出版社首次出版南薇编剧的<梁祝哀史>时便是这样介紹的。
    有一次笔者与南薇先生出差到宜兴,途经宜兴和桥,他对笔者说梁祝唱词“胡桥镇上立坟碑”这个胡桥就是和桥。我当时也曾疑惑。他於是向我谈及宜兴求学的一些考证。
    宜兴古称荆溪,阳羡,义兴,秦汉时,隶属会嵇郡。因此梁山伯自我介绍“会嵇梁山伯” ,並不能证明他是绍兴人。这个会嵇应是行政区域称谓而已。也不仅如此。宋朝诗人薛季宣曾写过一首诗<游祝陵善卷洞>,很有意思:
    “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魂,花开想玉颜。”
    宜兴善卷洞,遊览胜地也。据旧宜兴县志载: “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 ‘蝴蝶滿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台’ 。”又载“善卷禅寺,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 以祝英台故宅创建。”既是祝英台故宅,极有可能是英台游学阳羡所居。
    从薛季宣诗中,至少传递出梁祝传说的两个重要信息:。
    “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 给入描绘了一幅悽然的画卷,祝英台素衣白练,缓缓走向石洞深处。花雨缤纷洒落山崖。她仿佛是去追寻恋人逝去的足迹,一片痴心永不悔改。
    “蝶舞凝山魂,花开想玉颜” 蝶是精神花似颜,留待后人细品味。说明梁祝化蝶传说早已有之。
    善卷洞有裂石成室一说。祝英台祷坟裂墓,化蝶成双即是由此而来。所以说南薇先生首创梁祝化蝶浪漫主义结尾,严格说来应该是传承发扬了民间传说的一个成功例子而已。他人仍在相争孰先孰后首创化蝶结尾,实才多此一举。
    清光绪吴景樯所著<义兴荆溪县新志>有一条目 “碧鲜坛” ,录有邵金彪<祝英台小传>一文,摘录於下: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 “当出外游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嵇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义兴善权山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祝约曰: “某月日可相访,将告父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相许也。梁自以家贫,羞涩畏行,遂至衍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僮曰: “吾家有九娘,无九官也。”梁惊悟,从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侧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迁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墓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奏於朝廷,请封为义妇。此东晉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其读书宅称碧鲜庵,齐建元间改为善卷寺。今寺后有石刻,大书’祝英台读书处’ 。寺前里许,村名祝陵。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大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蝶尚谓’ 祝英台。”
    這些翔实的记载多半出自宜兴県的県志,並非都是笔记小说。而且善卷洞前石刻,碧鲜庵的旧址,也不是南薇杜撰,南薇为了改编梁祝,做了大量调查考证工作,更不是“吃饱了撐的” ,他的治学精神和整理传统戏的严谨态度和立场,应予以肯定而非批判,因为这种态度附合辩证唯物主义!相反伊兵的观点倒显得相当主观唯心。只是行政权握在他手中,几乎真理也该归在他一边似的。
    伊兵在文中还写道:
    “南薇的这个本子,把这个故事安排在晋废帝时代,太后下诏綵选秀女,第一场表现宫庭里宫嫔怨叹,三公议事,作者的目的在於使英台的乔装求学,加強了可能性。且不说祝家的门第和祝父的思想是否会使女儿逃避綵选,在这一清丽的牧歌风的民间传说剧上插上一场宫闱戏,也就必然会伤害它的统一效果。这是一。第二,祝英台的性格是人民塑造出来的性格,圣经贤传决不可能培养出像祝英台那种类型的女人的性格,因此,历史记载和诗歌小说中的古代女人,没有一个能像祝英台那样充沛着人民的气息,那样的大胆机智坚强善良和美丽,南薇在处理祝英台的性格时不是去把握这个基本持点,而是以庸俗的观点把她归之於老师的教诲和晋时裴愿的‘崇有论’ 薰陶的成果……”
    伊兵所举的南薇的这个本子,可能是“八易其稿” 中的一稿,留待下一节详谈。他提到綵选秀女这一情节,在《人民文学》和《戏曲报》上发表的剧本中,仍留有痕迹,英台在与老父据理力争时,有这样一段台词:“爹爹,东邻王府千金,三年前抛家别亲被选入宫,皇上不见,父母难逢,只因难度凄凉岁月,终致寻死短见,爹爹不放女儿求学,到那时若被选为宫女,女儿祗有一死……”女儿言之成理,老爸只得於行。
    在封建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祝英台式的人物。孟丽君、冯素珍,只是戏剧作品的艺术形象,不是历史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按伊兵说法,祝英台的存在,不管是文人创作还是人民创造,作为戏剧作品的艺术形象,他的存在必须合乎戏剧创作基本规律,要在“情理之中”,合情合理,即便是“意料之外” 突发事件,也不可胡编乱造悖於常理。祝英台要想女扮男装,离家远行,去求学深造,在那个女子毫无仕途可图的社会,要取得老父老母同意,至少该有个让父母信服的理由吧!谁能编造个理由出来?南薇这一解释,恰恰解决了这一祝英台求学“情理之中”的难题!这不能不说是南薇一大创举,一大发明,一大贡献。
    至於将时代背景设置在晋废帝时代,也是有史可据,《义兴荆溪县新志》所载“丞相谢安闻其事,奏於朝廷,请封为义妇。此东晉永和时事也。”即是南薇所置之依据。该书也非笔记小说之类,可说是民间修史的一种。明未清初,因不满清政府所修《明史》粗制滥造、大量失真疏漏的弊端,出现众多民间修史现象,尽管惨遭清庭“文字狱”荼毒,但其填補了官修《明史》的不足,为后代史学家所肯定。所以南薇此举用不着大加挞伐。即便是赘肉,割舍了就是。
    至於“南薇在处理祝英台的性格时不是去把握这个基本持点,而是以庸俗的观点把她归之於老师的教诲和晋时裴愿的‘崇有论’ 薰陶的成果……”举个“裴愿的‘崇有论’” 只不过渲染一下晋朝时代背景而已,它是否对“祝英台的性格” 有决定性意义,也是欲加之词。看香港黄梅调电影中芸芸学子背诵《论语》章节,也可以对港人想将祝英台培养成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而予以横加指责?其实这是很笑话很笑话的。
    伊兵这篇文章志不在说什么道理,而在於夺取《梁祝》这颗熟透了的桃子造个舆论。真要将南薇《梁祝》贬得一无是处,你将总理的题词:“这是一齣成功的剧” 置於何地?所以在文中不得不假惺惺说上几句好话:
    “南薇诸同志在数年前的改编演出的这齣戏时,作了初步的重要的整理修改,分场分幕使它适应适应都市的舞台条件(並删去了露骨地宣传迷信的部分) 但也因此删去了最后集中地标志着古代人民对这一悲剧的抗议和对未来美满生活的向往的‘化蝶’一场:变成英台坟前碰死作结。一九五零年南薇、范瑞娟、傅全香等同志再度修改演出这个剧本时,重新恢复了‘化蝶’的一场,除去了‘草桥结拜’以前诸折,澄清了若干芜杂的部份。初步纯化了梁祝的性格,为净化这齣戏作了若干有益的贡献,在表演方法和唱腔上也有若干创造。加上了合唱,美化了舞台气氛,使这齣戏在舞台艺术上有了明显的发展。”
    周总理的评价“这是一齣成功的剧”, 在伊兵笔下,已被三个勉勉强强“若干”赞语所替代。不得不说上一句:“伊兵贬梁祝,见解高过九霄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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