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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风云突变，觊觎者奇招叠出
北京载誉归来，他与韩义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为东山越艺社创作排练了《宝莲灯》。
1951年春，上海市文化局主办的第一届戏曲编导学习班，周信芳任主任，南薇被任命为副主任。2月《孔雀东南飞》单行本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5月，《梁祝哀史》单行本也由上海新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突然有一天，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改处任副处长的伊兵，找南薇单独“谈心”，谈的是文艺整风运动，问南薇通过整风有什么心得体会。谈到最后就谈到了《梁祝哀史》，他说这是劳动人民创作，以后应该用集体创作称呼，当然可以考虑你保留执笔的名义。南薇当即不予同意，並表示自己对《梁祝哀史》改编，曾经“八易其稿” ，怎么能算是“集体创作”的呢？这场谈话以不欢而散告终。
亊后南薇将此事向周信芳诉说，周信芳听了以后，慰劝南薇说：“你斗不过他们的。钱不够用了？”随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五十元钱钞票，硬要塞给南薇，弄得南薇有些尴尬，收又不想收，推又不好推，最后还是让周信芳收了回去。五十年代初，普通人的一个月工资才十来块钱，这五十元可不算小数目。每每提及此事，脸上总会露出一丝自嘲的苦笑。
伊兵不像南薇，不谙政治，又无野心，更乏城府。南薇的心里脑际，装的尽是戏文。凡有好的点子出现在脑子里，他会像小孩似的喜形于色，哼上几句京腔京调，对官场上的利弊得失，丝毫不感兴趣。梁祝一事，若不是逼上门来，他是决不会斤斤计较的。试想他执导过多少人的剧本，为他人的剧本呕心沥血，有的甚至全部推倒重写，往往都可以不署他的名。他的个性就是这样豁达大度，而伊兵则不然。他是政治运动的行家，他能充分估计到“梁祝” 的价值。去年怀仁堂演出惊动国家最高领导层，这种机缘可望而不可求，这一点他比谁都掂量得清清楚楚，他对“梁祝” 极不可能轻易放手的。於是想出个绝招，以华东戏曲研究院名义设立一个所谓子虚乌有的“创作工场”， 对“梁祝” 实施抢夺计划。计划虽在悄然进行，南薇也无可奈何，只感到欺人太甚。
新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剧团接到通知，调“梁祝” 再度赴北京参加庆祝二届国庆演出。伊兵指派黄沙取代南薇，执导复排。时间仓促，赶排不易，好在是演熟了的戏，黄沙总算应付下来，免不了有些许沾沾自喜。於是写了篇《导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点滴经验》文章，发表在1951年12月5日，上海《戏曲报》杂志五卷八期上。看了以后，足可令人恍然，明白当今世界最非凡、最牛气的戏曲导演非黃沙先生莫属！试摘录些精采之处还是值得一看：
“这一次排戏的时間非常短促！从拿到剧本起到排完止，一共祗容许五天时间……为了执行这个突击任务，在排戏的日程支配上与平常稍有些不同。在第一阶段里，我们集中火力把二场重头戏‘十八相送’与‘楼台会’在一天半中赶掉；第二阶段为了使演员不太疲劳起见，用一天时间，把头上几场新写的戏如‘别亲’‘托媒’等排掉，戏虽是新的，但较短，人物也分开来演的，演员们可以略事休息；第三阶段是在半天之中一口气把另一场新写的重头戏‘逼婚’排完，第四天把剩下的几场戏如‘临终’‘吊孝’等全部结束。最后一天作为总排，就这样匆忙地把戏排完。”这是一份极妙的“排演日程表”！是一份足以破迪尼斯纪录的“排演进度表”！读之惊心动魄，鬼神全晕！细细算来，实际工作量不到40个小时！试想一下，即便把导演的案头工作省略不计，什么揣摩剧本主题思想，写写角色自传，都不去研究。光排演场上处理变化繁复的舞台调度，身段手势，唱腔音乐磨合，排佈景装置，排灯光气氛，联排响排彩排……都需要导演面面俱到妥贴安排，不能有丝毫疏忽！黃导有多大能耐！五天日程滿负荷，还没包括他没提到的“结拜”“思祝”“回十八”“送兄”“化蝶”诸场！要知道当时演出要演足三个小时！黄沙导演五天之内轻而易举排完這部堪称越剧史上的经典，看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没得混了，布莱希特可以靠边站了，这里有了“黃沙斯基”，“黄沙希特”，不是中国演艺界的骄傲吗！不过黃导还是很谦虚的！他接着写道：“戏是赶出来了，但一切工作都是粗枝大叶的，对各部门工作的考虑显得很不够，拿景来说当时祗求大体能用，至於音乐方面，除了排戏时与音乐工作的同志取得一些联系外，就没好好谈过；服装道具方面，则差不多可以说更是无暇仔细顾及了。因此在新排的时候，丫环的服装穿得甚至比小姐还漂亮。其它如效果与道具方面更是闹了不少笑话……”如此“粗枝大叶”的作品竟然又在京城走红，只有一种可能：这本是就是一齣成熟的戏，南薇导演从剧台调度，角色交流，饰者表演，都反复作过精心编排，黄沙只仅仅是个“补戏导演”，原版导演只是南薇！荣誉应该属於南薇！黄沙只不过拣拣“现成皮夹子”而已！不过黄导还是比较坦诚的！他文章的字里行间，为后代史学家们留下不少拔乱反正的蛛丝蚂迹！他不是明明白白说过，此次排戏是“为了执行这个突击任务”，“时间非常短促”。本来就是抢夺南薇作品的特殊任务！黄导也真勉为其难了！不过他所付出的努力，与他自此以后所得到的荣誉，放在天秤上衡量一下，那是相隔天壤的失衡啊！黄沙此文让我们十分形象地看到了越剧史上最丑陋的一幕是如何在进行的！进行得那么伧促，那么气急败坏，那么狼狈不堪，那么厚颜无耻！
南薇与伊兵在“梁祝” 的版权问题上是有过激烈争执的，所以趛“梁祝” 北上作庆祝国庆二周年演出之际，南薇随团北上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当面批评了伊兵：“不能用这样粗暴方式对待党外知识分子，要讲团结，讲实事求是。”在京的田汉等领导也认为“梁祝” 是南薇的作品。因此，当年12月份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正式发布《梁山伯与祝英台》文学剧本时，署名的方式是：“南薇改编宋之由、徐进、陈羽、成容、宏英修改” 明确认定《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者为南薇。其它一帮子“创作工场” 人员皆为修改者。这个“创作工场” 之后再不见“生产”过什么剧本，可见是专门为“梁祝” 而设置的专一特殊机构。诡异的是那位排名首位的宋之由先生从此石沉大海，六十多年来不见踪影，好像人间蒸发，无法知道他是何许人氏。
伊兵本来打算用他掌控的上海《戏曲报》发表“创作工场” 修改过的《梁祝》剧本，並将该期杂志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特辑” 命名 ，主观意图已昭然若揭，不就是想拿《梁祝》冠名易至自己名下？而且让舆论开道，以白纸黑字正宗刊物锁定而已。当时他兼任《戏曲报》主编，这本在上海戏剧界具有导向作用的政府机关报性质的杂志，如果谁能具有支配权力，准可起到呼风唤雨，甚至翻江倒海、扭转乾坤功效。但由於北京情况有变。这期杂志竟破例比中国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迟出了将近一个月。这又如何向读者如何解释呢，於是在杂志最不起眼的角落，发了条短短的启亊：
“本期本报因《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发排后，临时修改数次，以致延迟出版日期，特向读者致歉。戏曲报编辑报。”
临发排尚未定稿，还要“临时修改数次” ，岂能如此草率？这样的作品能经得起推敲？这个漏洞补得是否有点欲盖弥彰？
剧本发表没有《人民文学》署名“南薇改编”， 但加了条“华东戏曲研究院啟” ：
“这个本子是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为庆祝二届国庆演出的舞台本。由华东戏曲研究院创作工场根据越剧原来的本子和南薇同志的改编本集体讨论，经宋之由、徐进、陈羽、成容、宏英诸同志分头执笔写成，並由伊兵同志作初步审定。这个本子是在匆促中趕起来的，因此疏误在所不免，希望读者多加指教，以便纠正缺点，使成定本。”
黄沙说此次排戏是“为了执行这个突击任务”，“时间非常短促”。 启事中称“这个本子是在匆促中趕起来的” 。那说明如此匆匆忙忙草率的大动作，是为了让《梁祝》剧本改得更合理、更完整、更精彩？韩义在临死前数月，说过这句话：“他们在这次演出中，只改了六个字！对薄公堂时，我可以出庭作证。”这次演出照搬南薇原作时，只改动了六个字，想必韩义到了七十几岁不惑之年，还来揑造如此低级的谣言作伪证？再说南薇“八易其稿”梁祝剧本，流传各剧团演出本就有八种之多，在之前均是路头演唱，何来“越剧原来的本子”？ 用南薇的本子比对南薇的本子，这不是现实，而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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