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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唱戏唱到京都，做客做到相府
上海的五月，已然是百花争艳的季节。1949年的五月，据说兆丰公园的月季园，各式各样的香水月季，朵朵开成像汤碗似的彩球。
突然在某一天清晨，当人们打开大门，猛然发现弄堂里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衣衫褴褛的大兵。他们身上背着布粮袋，粮袋里装的是炒米，有的早醒的战士坐在地上，抓一把焦黄的炒米塞进嘴，又喝上一口军用水壶里的凉水，正在大快朵颐呢！於是乎，左邻右舍纷纷奔走相告：“上海解放啦！”
上海解放啦！剧团里渐渐发现，往日古道热肠的熟悉的朋友，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去了北京，原来他们……
南薇也有一种失落的感觉。短短几年的相处，南薇对亦师亦友的朋友田汉，常有依赖之感。他写《兵车行》、《月下老人》，都曾向田汉征求意见。在执导田汉《珊瑚引》时，几番通宵达旦长谈，时时刻刻縈绕在怀。尤其是上海白色恐怖紧张时刻，在用《山河恋》义演款买下了新大沽路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田汉与安娥从剧专出来无处居住，由南薇建议，就请他们两位在厢房后间居住，直住到1948年下半年离开上海……” (《袁雪芬自述101页》) 这期间，每天为田大哥烧菜送饭的任务，便落在南薇夫人范淑华肩上。
1950年冬我被选为戏改委员，出席全国戏改会议，参加了全国作协与华东文联。
一年离别，如隔几秋。正当他对老友思念心切之际，突然收到一份沉甸甸的请柬，请他出席“全国戏改会议” 。会议其间，与田汉等一些好友重聚，正是春风遍神州，转眼已隔两重天。与会其间，他被选为戏改委员，同时参加的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
南薇从北京开完会回来之后，时不时向“剧团姐妹们讲述了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诱人，在他们青春的、翻身做主人的心里，播下激情的火种——去北京演出。说干就干，在范瑞娟与傅全香的带领下，他们把最近几场演出的收入，不作分配而作路费。可是去北京找谁联系呢？南薇给当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同志写了一封信。令人惊喜的是，田汉同志马上回信：欢迎北上！接信后的喜悦激动是难以名状的，越剧，一个诞生于浙江小山村的‘草根’， 能够立足于大上海已经是‘不得了’了，现在还能从上海演到北京，真是做梦也不敢想。”
紧接着中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邀请函，像一股春风，送到了“东山”人的手里，大伙儿的兴奋劲，可说是气冲斗牛。带什么戏去好呢，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赴北京演出，决定带去的剧目是《梁祝哀史》和《祝福》。这两齣戏，代表了越剧创新和整理传统剧目的两个重要方面的成绩，恰恰都是南薇的作品。
去的时候坐的是普通列车，尽管旅途漫长，剧团五十来号人，在火车上仍感觉到异常兴奋，这不是越剧姐妹们在台上经常演的故事？这叫“上京赶考” ！在火车上体验生活，虽说时代迥然不同，但人的心情状态，却是仿佛的。
傅全香两篇在报上发表的短文，为后人提供了北京演出的确切的见证。这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北行琐记》：
“利用了歇夏的时期，我们东山越艺社全体同志到北京去作了一次有意义的旅行。旅行的目的不但是交换戏剧经验，更主要的还是想去多多学习一点。
我们全体同志一共五十六个人，北上的时候，乘的是普通车，虽然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十分愉快。
到北京后，我们在大众剧场第一次的演出，是招待戏曲界，来观剧的有筍慧生，李少春等，此后我们连演了十六天营业戏，剧目是【祝福】与【梁祝哀史】，原来带去的还有【李秀成】，因为时间关係，而未及上演; 我们竟获到了许多好评，这使我们兴奋而又慚愧。
九月十四日苏联大使馆曾经来包过一场【梁祝哀史】，十六日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梁祝哀史】，招待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副主席等军政首长，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十七日周总理设宴，席间並告诉我们希望越剧应该注重歌舞，多多演出民间故事，因为民间故事是为人民大众所熟悉，所喜欢，而容易深刻了解的。我觉得这些意见非常合理，我们应该诚意接受，以后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渐求進步，不要突然把水准提得太高。
在北京我们寄寓在京剧研究院。我们曾经观看过一次评剧【小二黑】，一次李少春袁世海的【将相和】，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确定已有很大的進步，希望我们南方戏剧也能做到这一步。
十八日我们本来已经定好车票，准备南返，临时决定再勾留一天，在怀仁堂演出【梁祝哀史】，毛主席七点三刻到场。剧终时江青同志招待我们全体同志在西厅吃茶点，当时江青同志问及我有肺病，曾经对我说: ‘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要有健全的身体’，嘱咐我要好好保重，我听了真是非常感动。
十九日我们乘卧车回上海，归途上是比较舒适了。
虽然仅仅是二十多天的旅行，但是我相信我已経学习到了许多。今后我一定要不断地努力，把越剧搞好，为戏剧界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来。
陪同的有田汉,鲁迅夫人许广平以及孙维世及其妹妹孙新世。十八曰专门为毛主席加演一场。江青在西厅招待了他们。南薇回忆江青代表转达毛主席的建议：‘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沉香刀劈华山，你们可以搞个戏。’剧团回上海两个月，南薇韩义编导的宝莲灯便上演於上海北京路丽都大戏院。”
傅全香这篇文章的历史价值，在於上海越剧开国首次晉京演出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营业性演出十六天(为什么写天不写场，因当时演出往往日夜两场) ，其中一场还是苏联大使馆包场；十六日为中央首长演出；十七日周总理设家宴招待剧团主创人员，有范瑞娟、傅全香、南薇、陈鹏(导演，著名越剧旦角演员张云霞爱人)，陪同的有田汉，鲁迅遗孀许广平，以及孙维世及其妹妹孙新世。
十七日周总理设家宴招待，范瑞娟在《我与东山越艺社》一文中是这样描绘的：“1950年7月，东山越艺社带着《梁祝哀史》、《祝福》、《忠王李秀成》三台戏赴京演出，不但受到了北京文艺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还传来了意外的喜讯，说周总理看了演出很高兴，请范瑞娟、傅全香和编导南薇、陈鹏去家里做客。大家又惊又喜，不知道总理是哪一天来看戏的。总理的家就是戏里的‘相府’呀，怎么能让我们进去呢，心里又紧张又拘谨。刚进政务院，周总理就在门口迎接大家，随和地跟大家一一握手，亲切地问好。总理说：‘我外婆家在绍兴，所以我从小就看过小歌班（越剧早期名称）。’又对我说：‘1946年我就看过你和袁雪芬演的《凄凉辽宫月》了。’邓大姐插话道：‘那时恩来同志是从南京参加国共谈判后到上海的，因为和谈破裂，政治局势紧张，他是冒着危险去看的。’随后邓大姐招呼大家吃饭。饭后周总理接了一个电话后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毛主席要看越剧，今晚请大家到怀仁堂演出。’大家真是又兴奋又紧张。”
至於南薇的记忆，那就更形象化了，席间总理亲自削了苹果招待大家，还兴致勃勃啍唱了一句“绍兴大班” 。当然总理在《梁祝哀史》说明书上的题词，应该也在席间：“这是一齣成功的剧。周恩来一九五0，九，十七”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七日，正好完全吻合。
最后合影留念，留下极其珍贵的一页：
孙维世、南薇、傅全香、田汉、总理、陈鹏、范瑞娟、许广平、孙新世
十八曰专门为毛主席加演一场。江青在西厅招待了他们。南薇回忆江青代表转达毛主席的建议：“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沉香刀劈华山，你们可以写个戏。”剧团回上海两个月，南薇、韩义编导的《宝莲灯》便上演於上海北京路丽都大戏院。
据回忆，毛主席看戏时兴致勃勃，在演到梁山伯对祝英台临别赠言：“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我家来” 的哑谜似的约定琢磨不透，万般无奈时，竟放声大笑：“等你算出来，祝英台早就嫁人啦！”原来这道难题只须去掉一、二、三、四这个头，剩下的是一个月时间分两半，七、八相加是十五，六、九相加也是十五，两个十五凑成一月之约。梁山伯错过约期，导致悲剧。可惜蛮有情趣一笔，在以后演出中均被删除了。
另一篇短文“越剧首次晋京演出” 发表在2006年5月21日【新民晚报】“夜光杯”版面上。
在写到《祝福》演出状况时，该文执笔的秦来来是这样写道：：“……精彩的演出，却叫挑剔的，习惯于闭着眼睛听戏的北京观‘睁开了眼’。
第一场打炮戏就是《祥林嫂》。半场下来休息的时侯，田汉同志来到后台，对傅全香说：‘傅(田汉同志亲热地称傅全香为傅) ，恭喜侬，侬的演出叫北京观众把眼睛睁开来了！’接着田汉同志又高兴地告诉她，今天许广平、欧阳予倩先生等都来看戏……未等田汉把话讲完，年轻的傅全香一下子‘吓’呆了，居然连嗓子也没了！当时，扩音设备就靠两只悬挂在台前的话筒，根本就没有什么‘小蜜蜂’。傅全香又急又拼，拼着沙哑的声音演完了全场。
好在下半场主要表现老年祥林嫂的悲惨结局，所以傅全香总算对付过去了。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北京的报紙讲，傅全香巧妙地利用嗓音的变化，很好地塑造了祥林嫂的人物形象。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因为也要排演这个戏，特地请傅全香去介绍经验，如何用嗓音变化来塑造不同时期的祥林嫂形象。我又不能讲我是吓哑的……”为此，傅全香还得了个“越剧程砚秋”的雅号。
新凤霞改编主演的《祥林嫂》也另有特色。1955年中国评剧院成立时，《祥林嫂》作为打炮戏以志庆贺，颇为隆重。
北京之行的成功，无异为越剧这个南方地方戏剧种戴上了一顶耀眼的凤冠。中南海礼堂第一次演戏，演的是越剧《梁祝》，第一次放映电影，也有越剧电影《祥林嫂》，而这两部作品的编剧和导演，恰好都是南薇，开国伊始，有此成就，如此荣誉，都让南薇独占，对南薇而言，虽说从心底里感喜悦和兴奋，但也没有因此可以恃才傲物，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並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人生目标。纵观他的一生，他对戏剧艺术的挚爱，几乎达到痴迷程度。一旦他投入戏剧创作，无论在案头，或在排练场上，他那全神贯注的劲儿，他那通宵达旦的时空两忘的神态，可以说涵盖了他生活的全部。这便是南薇，一个真实的南薇！
南薇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滿不在乎的荣誉，有的人却视它为政冶上步步高升的阶梯，恨不能将这顶耀眼的桂冠给自己戴上。短暂的风光，酿成了他终身坎坷结局，他一无过犯，只是他犯下了怀璧之罪，“福兮祸所伏”，真还应了老庄一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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