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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星闪烁，再度逢春
袁雪芬回嵊县老家养病，南薇心里有几分失落感。通过《香妃》、《西厢》合作的成功，他们两已彼此形成了默契和信赖。袁雪芬几番暂离舞台，她有三个人是绝对要隐住，不能离弃的，一位是琴师周宝才，一位是播音小姐陈疏莲，再一位便是南薇。而南薇对袁雪芬的才华和理想，也是十分心仪。感觉到与她合作，自己尽可一展抱负。所以在袁雪芬回乡养病之际，虽然此时已辞去毛纺厂会计职务，闲居家中，但他还是没有去其他剧团任职，耐心等待她康复后再度合作，为越剧革新再赋新篇。
袁雪芬在“大来” 的票房业绩，以及她“小荷才露尖尖角” 表演才华，早已引起一个人的注意。那人便是刘香贤。圈内人称他“香贤班长” ，“九星” 前台经理。由於“大来” 老板陆根棣是个奸诈的地痞流氓，他曾垂涎马樟花的美貌，霸占不成，然策动无耻文人在越剧小报上连篇累牍发表谣诼绯闻，致使马樟花含垢忍辱郁郁而终。刘香贤不得不有所顾忌。得知袁雪芬解约“大来” ，回嵊县老家养病，便立即相邀其加盟“九星”。 几番诚意邀请，袁雪芬终于答应重返舞台回上海。
此时，早先与袁雪芬合作的马樟花，拆档与“闪电红星”支兰芳组成“天星剧团” ，亮相“九星” ，谁知陆根棣买通一个叫王铭心的记者，在小报《越剧世界》上发表连载报导《“补丸小生”的浪漫史》，无中生有，极尽诬陷，影射马樟花。“九星” 仅演了一个月，马樟花便一病不起。英年夭折。此番袁雪芬出山由谁来搭配，让“香贤班长” 着实有点为难。
有两位当红小生可供选擇：一个是颇有阳刚之气的范瑞娟；一个是风流飘逸见长的徐玉兰。於是“香贤班长” 约上南薇和韩义赴浙江杭州看她二人的戏。回沪商议，南薇力荐范瑞娟，认为范瑞娟男儿味实足，唱腔激越高亢，虽不及徐玉兰风雅，但肯定戏路宽，适合塑造各类角色。最后得到袁雪芬认可，一致同意选范瑞娟来与袁雪芬搭档。
“大来” 旧部徐天红、陆锦花、应菊芬、魏小云、戚雅仙等，又在“九星” 重聚。此外，通过吕仲介绍，又来了位新编剧，他便是新言情小说家馮玉奇。
提起这位言情小说家馮玉奇，倒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比南薇长三岁，宁波慈溪人。他个头不高，右眼失明，自称“左明生” 。平时一付墨镜总架在鼻梁上，那倒不是为了赶时髦，仅是为了遮遮眼疾。浙大中文系毕业。创作了近两百部言情小说。在言情小说领域，他称得上一声前辈。
写小说毕竟与写戏是两码事。在所有文学作品里，只有诗词和戏剧是要受技巧上的束缚的。写诗词要讲究声韵、格律、平仄、调式的限制；而写戏更要受到时间、地址、舞台、环境，规定情景的制约，不可随心所欲，脚踏西瓜皮，滑到那里是那里，毫无章法乱写一气。
他为“雪声” 写过五部戏：《雁南归》、《红粉金戈》、《太平天国》、《有情人》、《孝女复仇》，五部戏均是南薇导演。袁雪芬在她的《自述》中这样写道：“……专写言情小说的编剧新手馮玉奇，既不虚心讨教，又无传统文化知识，常常把言情小说哥哥妹妹的那一套来充数，害得导演南薇忙于为这位编剧的作品作伤筋动骨、改头换面的重新修改，否则就无法演出。”(《袁雪芬自述》23页)
馮玉奇在“雪声” 仅八个月就被解职，於是心怀不满，写了本以越剧名伶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艺海双珠》，1946年1月，由上海华英书局出版。他倒也不怕惹上麻烦，小说中人物名字明显都有影射，捏造诬构，趁一时泄私愤之快意。将袁雪芬化名为“袁瑟芬”，傅全香化名为“傅园香”，马樟花化名为“马章华”，范瑞娟化名为“范蕊鹃”，南薇化名为“内肥” ……越剧界姐妹对此非常愤慨，以“越剧业同人联谊会”名义，将他告至警察局。他在警察局答辩时说：“我和袁小姐並无仇恨，这本书写的确是向壁虚造，但是我写作的动机，一方面消消辞退之气，同时也想借此赚点钱吧？……”经过调解：“禁绝该书，不准偷售，如有发现即行查办，且不准有类似性质书籍出版” 。这场官司以胜诉告结。
馮玉奇虽然不谙熟舞台，但要他想个把故事题材还是在行得很。他的剧本台词乏味，唱词拖沓，结构松散，条理含混，无法照此排练。这就难为了南薇，付排之前案头准备工作量确实惊人，除了人物和基本故事情节，差不多都要推倒重来。正如袁雪芬所说，往往要对剧本作“伤筋动骨、改头换面” 的再创作。尽管案头工作有时往往通宵达旦，饿了啃付大饼油条，睏了和衣躺上一歇，他也从无怨言，反而从中获得一次次难得的磨炼，让他逐步掌握用导演的角度，来审阅文字剧本，从而把控剧情进展的节奏和起伏，做到执导前成竹在胸，渐渐形成自己的导演风格。
《雁南归》是南薇与冯玉奇合作第一本戏。具有纪念意义的是，它也是正式用“雪声剧团” 名义上演的第一本戏。故事剧情曲折离奇，也有些熟套，但“上座的成绩却非常好” ，这相当一部分因素应归功于导演手法有些新意，在一幕戏结束时，卖个关子，留个悬念，用当时的话讲：“闭幕时尽量抓住高潮” ，南薇在处理戏的节奏上已有所进步，有所突破。但让南薇心血化之最多的应是《红粉金戈》。
南薇非常喜欢《红粉金戈》这部戏，直至几十年后，还为几个剧团复排过这部戏。当然这部戏的剧本已重新写过，早已面目俱非。
该剧的演出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该剧公演於1944年11月27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前方鏖战激烈，如火如荼；上海日伪特务横行，垂死挣扎。百姓爱国热情日趋高涨。该剧就是在这历史背景前提下推出的。它用借古讽今的故事，歌颂了抗击异族侵略的英雄，鞭笞了胆怯投敌的败类，弘扬正气，斥责邪恶，主题异常显明。
《红粉金戈》主角是金陵名妓柳如是。明朝未年，时局动荡，秦淮河畔，依然弦歌不绝，夜夜春宵。青楼中出现几位杰出女子，人称“秦淮八艳” ，李香君、董小宛都是，最有才华的当数柳如是。国学大师陈寅恪著有《柳如是别传》，对她赞扬有加。她色艺双绝，文才出众。她曾与抗清名士诗人陈子龙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她仰慕陈子龙爱国保国一片志诚，纏绵之余，红袖添香，协助陈子龙编篡了《皇明经世文编》。她自知与她所爱的人门庭悬殊，恐婆母不容，待等通情达理的陈子龙母亲准备接纳这位特殊的媳妇时，她却断然作了个决定：他将专为心上人精心騰录的《皇明经世文编》手稿和一首肝胆别具的《别赋》留於案头，竞悄然离去。她在《别赋》中写道：“……事有参商，势有难易。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冀白首而同归，愿心愿之坚贞……祝君匡扶社稷，挽狂澜于既倒；施展宏图，博美名於千秋！远与君别，天各一方，望君珍重，莫以妾身为念。妾萍梗飘零，永记知音。”她还留给陈子龙小诗一首：“自惭蒲柳愧高门，湖海飘零等此身。此去烟波千万里，哪堪长夜伴孤灯。君有宏才堪济世，鹏程十万待扶摇，元元只待春雨时，泽被苍生我也豪。”诗未小跋附言：“妾身遽不辞而别，实为解君之难，鸳鸯楼中岁月，将永铭心坎，居此半载之中，拙之诗词，均留案上，以寄情思。祝君为国珍重！”
这段肝肠九迴的情史，《红粉金戈》却另有一说。金陵名妓柳如是，鍾情於復社名士陈卧子(即陈子龙) 。陈卧子胸怀大志，只“因国势日危，不愿以儿女之私，作春蚕自缚。”柳如是为了试探陈卧子对自己态度，让其“真情有无说原由” 她听从妹妹柳绛子出的点子，易钗为弁，夜访卧子。
柳如是乔装易服私访陈子龙，是该剧重头戏之一。柳如是真心仰慕，是出於她与陈子龙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反清护明，保家卫国，而且意志坚定。虽说她委身于青楼，但莲出污泥而不染，她所追求的爱情与她政治理念完全吻合，这也是柳如是令人爱惜和敬佩的可贵之处。而陈子龙对柳如是来访早就洞察在胸，只是国难当头，作为一名诗人，他已决定投笔从戎，奔赴抗清前线，不愿缠绵於秦淮河畔卿卿我我的醉生梦死生活。戏的矛盾就是在“我知你不知” 冲突中展开。但戏中的陈子龙“故介绍钱牧斋尚书与彼相识，意在割爱相让……”这一段情节处理，於情於理似乎太过牵強。所以60年代南薇为丹阳越剧团等团体重排该剧时，则改成其妹柳绛子劝姐姐直接对陈子龙表明爱慕心迹，柳如是担心遭陈子龙拒绝而面临尴尬，正犹豫不决，性格爽朗的绛子自告奋勇女扮男装私访陈子龙，这样处理既保留了一场好戏，又显得比较符合情理。
其实柳绛子完全是个虚构人物，历史上並无此人。但柳如是嫁於钱牧斋钱谦益却是事实。钱谦益是上了“二臣传” 的角色，他屈膝称臣，出任过大清首任礼部侍郎，为制订大清礼仪出过力。是个没骨气的文人。他本是明未爱国社团“復社” 核心人物。除了搞搞政治，少不了在画舫酒肆风流一番。他与柳如是忘年配。他们的好友杨龙友，也就是为李香君在血溅桃花扇上题诗的那位，对他俩的婚姻作诗为戏：“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中笑白头”相遇之时，身为“江南第一名士” 的他，已是双鬓如斑，青丝染白的年华了。为了博取美人青睐，少不了说了不少豪言壮语，以示爱国情怀。甚至双双发下宏誓，什么“为国捐躯，不愿同生愿同死” 之类。未了，城破国亡之际，柳如是拖了钱牧斋一同投湖殉国，为国抒难，钱牧斋退缩了，这位江左名流，文坛班头，却是“池水春寒死也懦” ，顾不得信誓旦旦有言在先，不顾名节，做了投降派。柳如是最终郁郁不乐，上吊自尽。死前留有遗言，要求悬棺墓穴，不履清朝国土，以此明志。
《红粉金戈》上演日期是“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至十二月十日” ，正当抗日战争前夕，在日寇垂死挣扎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日伪“七十六号” 特务横行霸道逞凶上海滩，上演倾向性如此明显的剧目，是要有点胆识的。编剧馮玉奇，不能因为他写过言情小说而否定他的一切。南薇和袁雪芬等越剧姐妹的爱国情怀，更是不容置疑，应该在越剧史上留下耀眼的一页。
南薇在“九星” 执导馮玉奇第三部戏也是一本“奇葩” 。《太平天国》，长毛造反戏，又非越剧专长。太平天国长毛造反，历来被诬为贼寇。而《太平天国》却对其反而歌颂备至。
女主角洪宣娇，是太平天国一位富於传奇色彩的女将。他是洪秀全义妹，与西王萧朝贵相爱，是一对有着共同理想的革命伉俪。他们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来围剿的清兵。《雪声纪念刊》剧情介绍里，有下面一段文字：
“清道光年间，金田有洪秀全者，目睹清延腐败，人民困苦万状，遂有志於民族革命，以创民众幸福，藉传教为名，招贤纳士，四方豪杰，闻风来归……”
可见编导者对太平天国运动所抱态度是歌颂的，赞美的，积极的。须知当时国统区的报刊上，“剿匪” 消息満天飞，国民党敌视人民革命，污名革命武装，误导舆论，是司空见惯的伎俩。戏剧描绘的虽是历史，观众看后，难免与现实相联系。编导者進步倾向，从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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