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于继增 扬子晚报 2008-8-19

刘雪庵这个名字人们或许陌生，但对于《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却是很熟悉：“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便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先生谱写的。鲜为人知的是，这首风靡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它诞生后的漫长岁月中却一直颇受争议，诉讼纷纭，刘雪庵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一名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

　　刘雪庵，别名晏如，笔名晏青、苏崖，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四川重庆铜梁县东郭一个绅士家庭。自幼接受私塾教育，跟随其长兄刘好生学习昆曲，因此对乐器和古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7年应聘为养圣学校音乐教员，次年担任校长。其间支持组织了“戊辰艺术社”，并亲自登台演出文艺节目，参加纪念“三一八”惨案两周年大会，谴责封建军阀卖国求荣、镇压学生的血腥罪行。1929年春，地方政府开始搜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刘雪庵被铜梁地下党组织安排去了上海。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一起，有幸成为中国新音乐奠基人黄自教授的关门弟子，系统学习音乐理论、作曲、诗词、指挥及琵琶、钢琴等。不久，他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

　　1937年春，剧作家潘孑农创作了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和《长城谣》歌词，请刘雪庵作曲。刘雪庵亲自找到20岁的歌唱演员周小燕演唱了这首歌。不久，周小燕出国途经新加坡，百代公司又请她演唱《长城谣》并灌制成唱片。这支悲怆激昂的抗战之歌很快传遍了国内外。

　　刘雪庵是为革命斗争做出贡献的一名杰出的作曲家。然而他留下的那首名曲《何日君再来》，既给了他荣耀同时也带来了麻烦。

　　一首在离别中诞生的名曲

　　《何日君再来》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

　　1936年7月，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第7届学生自治会为先期离校的第4届本师毕业班同学举办茶话会，刘雪庵是第4届理论作曲组的毕业生，因而应邀与会。为答谢自治会同学的一片盛情，有人提议第4届本师毕业班的同学每人创作、演奏一首音乐作品留作纪念。刘雪庵想起了前不久在一次音乐会上听到的一首《永别了，弟弟》(注：许如辉词曲）曲调，又联想到即将各奔东西的同学间的情谊，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便当场挥笔创作了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俄籍女同学戈拉当即在钢琴上试奏，那节奏明快、行云流水般的音符顿时使大家陶醉了。茶话会就在这首欢快惜别的乐曲声中结束。这首探戈舞曲也很快不胫而走，成为舞厅里的热门伴奏乐曲。

　　这年年底，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接受了中国化工实业社的资助，但必须为其拍摄广告宣传的歌舞片《三星伴月》(该社以制作“三星”牌牙膏起家)，由周璇等担任主演，导演方沛霖特别约请刘雪庵为该片配曲。刘了解到此片描写的是一个初恋即遭挫折的女青年近乎绝望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即兴创作的《何日君再来》舞曲，虽然写的是老同学的惜别，但怀念之情是大致相通的，而且旋律跌宕，婉转低回，很适合剧中人相爱又即将离别的缠绵情景和氛围，于是他对方导演说：“我在毕业茶话会上即兴创作的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很适合歌舞片《三星伴月》，请你另请别人为它填词吧。”事后就到外地出差去了。方沛霖请《三星伴月》的编剧黄嘉谟填了歌词。于是，影片还在拍摄中，“好花不常开……”就已经流传开来。刘雪庵听到了《何日君再来》的整首歌词后，感觉其中的“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句子粗俗难听，表示不满，但木已成舟，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将作曲署名改用“晏如”，而黄嘉谟作词则用“贝林”笔名。刘雪庵当时认为这首接近口语的歌曲既然人们喜欢，作为消遣，无伤大雅，唱唱也无妨。

　　哪知刘雪庵不经意间创作的这首歌曲，经“金嗓子”周璇首唱后，受人们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却超出了想象。1937年6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法国经纪人戴高乐·德果瞄准了这首歌的市场效应，与刘雪庵等签订合同，将《何日君再来》灌制成了唱片到处发行，很快走出上海。1938年，蔡楚生曾将《何日君再来》用于在香港拍摄的抗战电影《孤岛天堂》中，剧中人在这首旋律中表示欢迎新四军早日归来，使他们重新过上安宁平静的生活，烘托了电影的革命气氛。

　　国务院原副总理谭震林的秘书曹白后来曾说：“上海沦陷前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沦陷后流行的歌曲是《何日君再来》。这倒不是上海人甘心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表示做了奴隶后期待光复解放的日子到来。”

　　但是，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折腾。这首歌的变味源于日本人的翻唱。日本第一个翻唱的是渡国浜子，她灌制的日语唱片在日本畅销一时。扩张的日本需要的是来自交战国某种“安宁”、“顺达”的气息。1941年，李香兰(山口淑子)又灌制了华语和日语两种版本的《何日君再来》，还在她主演的日本侵华电影《白兰之歌》和《患难之交》中演唱了这首歌。在重庆大后方的刘雪庵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不已。他觉得这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不经允许侵犯了他的歌曲版权，但那时他无处投诉，有口莫辩。日文版的《何日君再来》流传到日本军营，居然也大受欢迎，人人传唱，但很快日军司令部就下了禁唱令，理由是“靡靡之音，涣散军心”。更为恶毒的是有人竟然篡改歌词，把“何日君再来”改为“贺日君再来”，这就带有了明显的政治企图。蒋介石知道后，很恼火，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所有唱片就地销毁，电台也不准播放。

　　一个音乐大师的凄凉岁月

　　1950年，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任教的刘雪庵随校迁至无锡，学校改名江南师范学院。刘雪庵先后担任艺术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副院长，并被选为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他沐浴着新中国的灿烂阳光，致力于音乐教学，带领学生参加土改工作，创作了《人民解放军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歌唱人民新生活》等音乐作品。后来，刘雪庵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任主任、教授。1956年调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兼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文章。其间，香港金都公司、邵氏兄弟公司已先后拍摄了两部《何日君再来》同名电影，这首歌曲产生了一定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何日君再来》被定性为“反动歌曲”、“黄色歌曲”、“汉奸歌曲”，是“美丽颓废的罂粟花”。红卫兵对刘雪庵进行毒打，夫人乔景云眼看丈夫就要被活活打死了，便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用身体来掩护丈夫，造反派就调头殴打乔景云，直打得皮开肉绽。乔景云因伤势过重告别了人世。而刘雪庵则被关进“牛棚”，后来被押往农场劳动改造。不久，他双目失明了。

　　直到1979年，刘雪庵的“右派”问题才得到平反。

　　1980年7月《北京晚报》发表了采访刘雪庵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其中有些人对刘雪庵颇有微词。贺绿汀却挺身发表了《应该还他本来面目——从(何日君再来)谈到刘雪庵》，文章指出：“错划右派得到改正的刘雪庵也只好默默无言地蹲在他的小屋子里，忍受着继续向他射来的冷箭。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一棍子打倒和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坚决维护了他这位老同学的声誉。

　　但是，当时刘雪庵的处境依然十分悲凉。他蜷缩在自己黑暗的世界里，还要顶着不时射来的“冷箭”，心事重重地打发着苦涩的晚年岁月。据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倪瑞霖回忆：“80年代初，失明的刘雪庵每天坐在特制的椅子上，椅子上挖一个洞，下面放着个马桶。椅子两个扶手之间用一根木棍横挡着以免他摔下来。扶手上挂着几个馒头，饿了就啃两口……”刘雪庵的老朋友、苏州市文化局原局长谢孝思，1980年曾专程到北京看望刘雪庵，见他“住在残破的陋室里，双目失明，中风瘫痪，泪流满面，哽咽难言”。他不敢相信，眼前这可怜的老人就是当年曾与冼星海一起指挥大合唱而享誉天下的音乐大师。

　　1985年3月15日，曾创作了500多首作品的著名作曲家、社会活动家刘雪庵病逝于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写下人生最后的休止符，走过80年的风雨征程，告别了热爱他的无数听众。     于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