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反右」：中国知识精英的丑陋和耻辱
（美国）·宋永毅
今春以来，因为黄苗子和冯亦代在反右后可能告密卖友的事， 文坛一时沸沸扬扬。在我看来，这件公案的重要性绝不仅在于事情的真伪差异，而是为人们重新审视五十多年前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的表现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人格的脆弱性。诚然，他们人格的扭曲主要是因为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 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则完全应当直面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本人有幸在近两年内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委托主编《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将在二○一○年春出版），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对此实在唏嘘不已。
民主党派的自残和自虐
一部中国反右史，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历史，这在一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民主人士」和「 民主党派」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一个开创亲友相噬先例的名人遗孀是鲁迅夫人许广平。 冯雪峰是鲁迅生前的至交，也是许的好友。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被周扬、夏衍等人在作协批判斗争时，冯对于周夏等人诬陷他「反鲁迅」的指控并不认帐。 但据目击者证实：「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 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的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九月十四日，许广平又在全国妇代会上的发言揭露「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发言里，她指责鲁迅生前最亲密的学生，她的好友丁玲「活像一个武则天， 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们对人宣传说要讲友情， 讲道义，讲诚恳；但是他们对党无情，不讲道义，不讲诚恳。」
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大师、巨匠们，如茅盾、 巴金、老舍、曹禺等人，无一不是反右的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文艺界右派同行丁玲、吴祖光等人的批判的文章不仅连篇累牍，还都表现出「痛打落水狗」 的态度。当然，文革后巴金先生对此作了痛彻的忏悔。
类似沈钧儒、陈叔通这样积极反右的「民主人士」和「 民主党派」负责人，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大堆的名字。他们有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等； 政协副主席马叙伦、许德珩等；中央政府中的各部委领导何香凝（侨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长）、朱学范（邮电部长）、胡子婴（ 商业部副部长）等；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胡愈之、朱蕴山、梁希、高崇民、邓初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另类的党（ 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各级首长还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 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一百步笑五十步
我们再来谈谈在反右运动中的被整的一方──右派分子们。 中国有一句有名的古语谓「五十步笑一百步」，意为犯较小错者不适当地讥笑犯较大错者，以致忽略了他们「 本是同根生」的本质。而当年的右派分子中非但「五十步笑一百步」成风，竟还出现了不少大右派「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话。
章伯钧应当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号的大右派了。但在反右刚开始时， 他竟然还抱着温情脉脉的幻想，以为自己可能不是要打击的右派。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题名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的初步检查中说，他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因为章才是「 利用」了所有人、包括右派分子们的「主帅」。章伯钧的悲剧还并没有就此止步。同时，他还在《光明日报》 上以社长的身份发表《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论，公开批判刚刚被点了名的「右派」、他两个多月前亲自任命的、手下最得力的总编辑储安平！
丁玲、陈企霞是当时文艺界最大的所谓「丁陈右派反党集团」 的首脑。但直至他们被揪出之前，他们和艾青、罗烽等该集团的首要分子竟还在商量着怎样批判文艺界另外一些后来 证明是比他们小的「右派」，如写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和《电影的锣鼓》的锺惦棐等等。所有这些， 真的变成了一个个「一百步笑五十步」的闹剧。
从亲友互噬到自咬自噬
一九五七年右派们在突来的政治迫害前从抵抗到崩溃的时间都很短， 这常常和他们陷入被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无情揭发乃至任意诬陷中有关。例如，罗隆基的绝望和他被最亲密的三位亲友揭发诬陷有关： 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机要秘书邵慈云；三是他的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但值得一提的是： 罗尽管也做了检查，却至死不承认强按在他头上的「章罗联盟」的冤案）。陈企霞的崩溃则因为他的情人、 女作家柳溪开始背叛。给章乃器致命一击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婴。她的长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历史反革命」的高度。 章伯钧在第一次被批判时就惊慌失措，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会把他的私房牢骚话都无情地揭发出来，还告了密。
右派们的精神崩溃更表现在反右后漫长的改造岁月中： 由于持续不断的高压和洗脑，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完全放弃了自己当年在鸣放中的出色思想，而且不断自咬自噬，直至人格扭曲。束星北的改造历程便是一例。 束是我国最著名的物理教授之一，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启蒙老师。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鸣放中， 他作过著名的在中国必须具备「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的演说，为此被打成右派。在长期的思想改造中，他不仅写了许多检讨和认罪书，痛批自己的「 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这位中国物理界的天才竟写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申请长期洗涮（刷）茅房》。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的大右派王造时的检讨，王曾是著名反蒋的「七君子」之一。但这样一个硬汉却在反右中崩溃了，从反右到文革， 他的检查有近百份之多。一九六○年九月他被「摘帽」以后，非但感激涕零，还怀着「深入心腑」的「感恩心情」 到处去做没有被摘帽的右派朋友的思想工作。这类异化变态的现象不仅发生在这些著名的右派身上， 在一些普通的右派中更不胜枚举。一九五八年的「双反运动」是一场右派分子已经没有资格参加的思想改造运动， 但是清华大学右派分子陈尔彭却兴冲冲地贴出大字报要「对所有的右派分子提出倡议」、「比诚心、比决心、比改造、比干劲」……
诚然， 部分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在反右中和其后表现出来的犬儒和耻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政治风暴的淫威和思想专制的高压。 最后，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 例如，领军主帅缺乏殉道者的道德勇气、主要人物并不具备在高压下不背叛团队的精神和人格等。所有这些， 我想对于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仍然是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的。
原载《争鸣》200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