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歌舞奇葩

广告实战专家 叶茂中

（文氏音乐剧公司供稿 09-09-11）

   2008年末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寒意至今仍未彻底消散，极大的抑制了中国演艺产业的成长和世界化进程，但我们也会突然发现一朵简直“不合时宜”绽放的奇葩，那就是音乐剧产业。

   正如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中百老汇音乐剧、好莱坞歌舞片异军突起一样，在现行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国内音乐剧产业傲立风雪。自从戏曲音乐剧《长河》试水后，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正式投身歌舞类电影创作，有他导演的歌舞片新作《用心跳》正在上海热拍，在聚集了刘嘉玲、李冰冰、赵雅芝、胡军等明星的同时，也起用了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学生；2008年集合舞蹈与武术的影片《精舞门》引发轰动后，制作人王赞先把握商机，立刻投入《精舞门2》的拍摄中；今夏音乐剧《歌舞青春》在上海热演三周后，出品方迪斯尼嗅到作品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与联合出品方上海文广集团合作筹拍该剧的中文电影版；古装片《花木兰》上映在即，星光国际传媒公司也欲借影片之力，推出音乐剧版《花木兰》，在盛情邀请小柯、张亚东、李伟菘、易家扬、张靓颖、张杰加盟同时，举起进军百老汇的旗帜。中国文化市场的歌舞片、音乐剧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正本清源，我们应当明确这股即将席卷全国的文化浪潮之源头并不是2005年的有歌舞元素的爱情片《如果·爱》，而是该片问世三年前立项的文硕创意音乐剧电影《爱我就给我跳支舞》，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筹拍和上映经历了近6年时间，但不得不承认其在音乐剧电影艺术创作、商业运作方面的探索，对国内业界人士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经验。

   创作模式方面，《爱我就给我跳支舞》制片人、导演文硕强调立足百老汇叙事音乐剧艺术与美学根基，融入中国文化精髓。百老汇叙事音乐剧是以戏剧思想为内美，歌舞表现为外美，力图实现戏剧思想与歌舞表现之间的完美统一，并借以创造一种与以往歌舞剧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最高美学格律与品牌体系，通过全方位的艺术表现手法，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实现艺术感染力的最大化。而在此框架中融入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就能让中国音乐剧站在百老汇巨人肩上，以华夏文明为底蕴勃发出举世震惊的艺术魅力。这些特征在《爱》片中逐一体现，扎实的故事情节和渗透全片的中国特色，让它在当下音乐剧题材电影作品中独树一帜。

   《如果·爱》等作品的大投资和明星云集，《爱》却另辟蹊径，采取了低成本和新人演员的策略。正如号称音乐剧沙皇的卡麦隆所说：“音乐剧是制造明星的，不是靠明星的。”音乐剧创作和表演对艺术工作者的技能、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提出极高的要求，不符合此要求的即使是明星，也会对作品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文硕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新人并发掘明日之星。

   营销策略上，文硕采用了窗口式的跨行业营销策略，以立体的视听预热、影院上映和电视台播放为高潮，“让歌舞帮你创品牌”和“让歌舞帮你卖产品”为招商口号，利用传统企业的强势品牌力，带动本音乐剧电影相关产品的开发和传播，组建“中国爱情产业联盟”、文硕音乐剧主题酒吧、音乐剧培训系统和全新类型的电影发行体系，希望跨越大银幕，开拓出一个全新的中国音乐剧赢利模式。凭借这些创新性的产业化营销策略，《爱》片盈利渠道得到极大拓宽。

   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歌舞片走上了另外一条更加远离好莱坞歌舞片的道路，也获得了相应的艺术成就和民族风格。但这次金融危机，为音乐剧、歌舞片的市场，点燃了星星之火，这是历史赋予中国音乐剧的机遇，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影产业每年总投资额高达数十亿人民币，却始终无法产出好莱坞和百老汇导向的音乐剧电影。虽然《爱我就给我跳支舞》作为这类尝试中的开山之作，其成败尚难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该片百老汇风格艺术创作的成就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填补了中国类型电影的空白，率先推动了音乐剧电影和歌舞片的新一轮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