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揭示历史真相，我义不容辞

(新浪博客 2009-08-22 )

   《华商报》记者 狄蕊红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他说，退休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至少还要再过十年吧！ 这几天，摆在他桌面的依然是各种史料——有关北洋军阀的、有关袁世凯的，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和一本《华盛顿传》。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因为他的书侵占了饭厅等地，家里再无法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反正喜欢就买，哈哈，好像还要再活一百岁。”快要八十岁的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工作的八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的爱好是看小说，广州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他说这是消闲，和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一样。 晚上，他偶尔上qq和熟人聊天，对这位上网十年的78岁“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称得上不慢。 在和这位健康、快乐、爽朗的老人接触几次后，记者开始了本次读书周刊的重点人物专访，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大半生读史 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对这句话您最有发言权。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让我知道历史的智慧，因此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较中外古今，有很多启示。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如果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间，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导致转型艰难？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治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订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自由大宪章》规定，不能任用不懂法律的人做法官。但在中国达到这一步很艰难，1998年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时谈到，中国的法官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不是谁立场坚定、出身好就能去做法官；立即受到批判。但是没过几年，国务院司法部发了文件，指明中国法官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规定哪一级法官应该达到什么学历。英国13世纪的宪章的内容，我国在20、21世纪之交还要争论。英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所以，不要将中国100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归罪于某一个人，要看得更深入，眼光要更深刻，要看到我们社会结构里面有缺陷，原来的传统社会有缺陷，原来传统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发展那么艰难。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

   记者：前几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泛历史读物，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大多的历史读物总是板着面孔，所以“解读”性读物才能被广泛接受，但这几年这种读物的市场又日趋黯沉，你觉得怎样历史读物最能让大家接受？

   袁伟时：好的历史读物，一方面，内容要丰富，不单是讲故事，还要有思想，能启发读者在阅读时好好思考，作者的思想和智慧融合在里面；更重要的前提是不歪曲历史，如实揭示真相。当然，表达方式也要好，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八股文章谁都不爱看、不爱听。达到这样高度的历史读物，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记者：您的《晚清大变局》从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公认的好的历史读物。

   袁伟时：对我个人来讲，它融入了我的价值观和生命追求。除此之外，书里是用史料来说话，所有论点都有根有据。第三点，我不人云亦云，别人提出来的论点、流行的结论，我都要经过重新考察、论证、思考，看它站不站得住脚，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我觉得我的文字流畅，很容易接受。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记者：《晚清大变局》刚出版就引起过广泛关注，您的一些观点还曾被批判。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您认为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袁伟时：我的研究领域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责任有两个方面： 头一个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历史真相被淹没，有些是史料限制，而更大程度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国民党开始，甚至从同盟会时期就开始了，孙中山搞革命当然要宣传革命，但他把历史作为工具。例如，刘成禺受孙中山委托写《太平天国战史》是为了革命宣传，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扬皇汉之武功”，因此拼命歌颂、夸大天平天国的成就，从推翻满清统治的角度来全盘肯定。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也是这一类宣传品。其实太平天国运动是很腐朽、很落后的，不值得那样吹捧。大家都知道，洪秀全有80多个老婆，官员封建等级化，老婆多少也是按照官位大小，太腐朽了！他们生活的奢华是惊人的，和历代皇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天朝田亩制度》整个设计就很反动，对历史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它要求绝对平均，消灭私有制，从基层到中央实行绝对专制统治，这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中国要倒退100年都不止。 揭示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从同盟会时代到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很多时候干涉学术自由，歪曲了很多东西，作为历史研究者，就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个责任。 另外，还要总结历史经验。还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吧，19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但这个转型非常艰辛，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仅仅19世纪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大约？现在社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大师称谓的广泛使用，例如被称为文化大师的作家余秋雨。以您对历史的研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大师？真正的大师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袁伟时：现在“大师”是顶廉价高帽，5分钱一顶，呵呵，随便买，随便卖，也没有严格标准，对这个，笑一笑就可以了。有人喜欢人家叫就叫，喜欢这顶高帽并且戴着很舒服，就让他戴，社会那么复杂，高高兴兴就行啦。我自己当然不是大师。一个人，自己怎么称呼别人，把谁称大师，代表了你的水平。这就要考虑了，你要愚蠢地、人云亦云地，随便叫人大师，那你就是那么个层次的人；你如果是有追求的，是有素养的、高水平的人，说每一句话都有标准、都有依据，那你就不会随便叫人大师。 我认为，大师，专业造诣要很深，这个标准不能低，他在学科里，要有非常重大的、系统的贡献；二，他要有社会良知，守护社会正义毫不含糊。 你注意我的用词，我不是要求他在道德上是完人，这是不应该的。比如我们的大师鲁迅，他有很高成就，不是也有“第三者”许广平吗？他没有离婚，就与许广平同居。从新道德来看，他很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按旧道德来看，是有缺陷的。还有胡适，他接受传统婚姻，但他也出轨啊，和表妹曹成瑛，共同在西湖生活了几个礼拜。胡适的白话诗大部分不怎么样，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却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他们两位在婚姻上都很可怜，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利追求爱情。鲁迅就说，‘我也要爱’！他们勇敢地突破思想罗网，不能捡起泥巴往他们身上扔。 但是，他们两位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毫不含糊。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他直截了当说：按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国民党是反动的。他当面对蒋介石讲应该让反对党存在。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和鲁迅用文章批判国民党摧残文化、屠杀年轻一代一样可贵。 维护正义是大师的根本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之前被称为大师的余秋雨根本不入流。他就是一个作家，文字漂亮一点，也读了一点书，但以这两个方面衡量，他够格吗？ 养生要诀四句话

   记者：您每天坚持快走锻炼身体，78岁的高龄，常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您能否对很多年纪轻轻就被颈椎病、腰椎病、鼠标手、失眠、抑郁症、脂肪肝等各种现代病缠身、心力交瘁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袁伟时：一个人，想在人生道路上有一番成就，想不要那么平庸、有所建树，就要有一套养生办法，保护身体，使得你能长期坚持工作。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我的健康，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用广州人喜欢的话来说是：“天跌下来当被冚（kan盖）。”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对不是研究学术的人，则是：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

   2009年8月15日 原载西安《华商报》2009年8月22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