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黄明明(昆曲《十五贯》主持改编者黄源之子) 整理： 郑榴榴
1956年4月17日，北京。毛泽东观看了浙江国风昆剧团演出的昆剧《十五贯》。演出结束后，远在浙江的省文化局局长黄源接到了剧团的报喜电话，电话中说：“毛主席看了戏，感到很好，拍手，他是举起双手在头顶上拍。”一出老戏和一个古老的剧种在1956年的春天里开始书写它们的传奇。
昆曲《十五贯》进京演出
《十五贯》讲的是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案件。原来讲的是俩兄弟，一个熊友兰，一个熊友惠，俩兄弟都是因为十五贯钱，发生了一些离奇的案子。庸官在没有调查事实的情况下，冤屈他们，都判处死刑了。然后再通过监斩官，在要杀头的时候，发现这个案子有疑点，然后专门向巡抚请求暂时不杀了，然后亲自做了调查。调查以后，发现这个是冤案，再把这个案子平反过来。因为发生的情况比较曲折，从宋代的时候，故事就慢慢流传下来了。
1956年春天进京演出的《十五贯》与民间流传的《十五贯》，在剧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编。由于《十五贯》的故事涉及破案和办案，公安部长罗瑞卿更早地看到了这部戏。或许因为黄源意识到了这部改编重排的传统戏中某种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为这出戏做出了一个后来看来极其重要的推荐。
因为当时正好毛主席提出要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首当其冲，公安部在执行的是“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所以进北京演出以后，也有许多专家来看了。当时主要是演给北京的专家看，演了两场以后，当时中宣部的文艺处长林默涵同志向罗瑞卿推荐了，他说有一个公案戏，您是不是来看一下？罗瑞卿看了以后，感觉非常好，当天晚上就向毛主席汇报，和毛主席说有一个公案戏，您可不可以看一看？毛主席欣然答应了。
看一出带着破案情节，又好看又好听的戏，对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也是一次不错的休息，何况，这出戏又出自罗瑞卿的推荐。这时是1956年的4月。此前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从1955年7月开始，以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核心的“肃反”运动积累了大量的案件，这些案件的甄别、查证和审判，考验着各级政法干部的政治水准和办案素质。此时此刻，毛泽东走进了怀仁堂，被罗瑞卿称为“公案戏”的《十五贯》热闹地开锣了。
好戏是怎样应运而生的
正好北京也要求浙江的昆曲到北京演出，当时田汉专门给当时浙江省的省长沙文汉提出了建议，请浙江的昆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演什么呢？沙文汉省长就向我父亲(黄源)下了一个指示，要搞一出戏，进京演出，而且要想办法打响它。我父亲就酝酿了，选什么戏好？田汉在看过浙江国风昆曲院演的《长生殿》以后，认为它是一个传统戏，需要提倡昆曲，在我们戏剧界能够保留一席之地。但是《长生殿》只是一个传统的剧目，缺少现实意义，所以在市场上、在群众方面，看的人不多。黄源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有一天陪上海的电影局长送好外宾以后，就看了这出戏，当时叫《双熊梦》，就是《十五贯》中的一部分折子戏。看了以后，感觉到这出戏里面反映的一些主题和现实的形势，有许多吻合的地方，但是需要改进。
当天晚上看了戏以后，黄源回来就找出原来戏剧的本子，还是梅兰芳先生送给他的。他看完本子以后，第二天就和当时文教部的同志们切磋，下决心要对这出戏进行改编。于是，就专门组织了一个《十五贯》的整理小组，以黄源为首的，还有郑伯永、陈静，还有《十五贯》的主要演员，以及乐队的主要笛师，还有舞美等等，一共14个人。
我父亲当时改编这部戏，其情景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好在建国初期，有一个“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情况，有一些比较主观臆断的，因为一件事情，不是全面的观察，有些主观臆断以后，造成了一些错案。1955年，就是给这些定案的时候，毛主席提出来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定案的时候要慎重，要根据事实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这时候正好我父亲看到了有一出戏，就是昆曲的《十五贯》，感觉到这非常符合主席当时的思想，也符合我们党当时所提倡的一种党风，这样子就下决心要改编这部戏。
经过黄源领导的《十五贯》改编小组的努力，几个月后，毛泽东看到的《十五贯》已经同传统戏《十五贯》在剧情上有了很大的不同。
当时最初版本就是对《十五贯》改编的记载，原来《十五贯》最早的剧本讲的是两条线，熊友兰俩兄弟都受到冤屈，主题相对比较分散。我父亲就对戏的三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个不是清官和庸官的问题，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和实事求是这两个思想观点的问题，提升了。第二个就是把这部戏两个冤屈的案子，相对比较类同的，他砍掉一条线，相对集中，变成一条线来反映这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对戏里面几个方面的改造，使人物的冲突更加明显了。比如说一场“疑鼠”，过去叫“踏勘”，那场戏原来没有过于执和况钟两个人一起到现场，一个是在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发现了遗留下来的半贯钱，还有一个认为你是多此一举、主观臆断。两个人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观点发生冲突，使人物更加鲜明。
通过黄源等人的改编，过于执和况钟这两个在原剧本中并不谋面的官吏在“踏勘”一场戏中有了面对面的对手戏。不仅戏剧冲突更强了，而且主题也有了变化，从过去的讽刺庸官、歌颂清官，演变成了办案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多年以后，黄源回忆道：“我搞‘肃反’的时候，就想到如何把这些案件编成戏。”如今，借《十五贯》这出古老的戏，可以说一些想说也应该说的话了。
接到了准备要进北京的通知，他们通过20多天的努力，就排了新戏。排了新戏以后，要得到市场的考验，怎么样得到群众的认可。先是在杭州演出，下午演的是老的版本，晚上演的是新的版本。在浙江省全省的戏曲改革工作会议上，请所有的人来看了。还请了上海的专家，上海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专家，一起去看这出戏。演出以后，得到一致的好评。当时在北京演出以后，梅兰芳，还有一些名流，自己买票，送给许多观众看。而且在报纸上，田汉、夏衍都发表了文章，宣传这部戏，所以造成满城争说《十五贯》。它在北京待了46天，演了46场。7万多人看。而且因为许多人是很多年没有看见昆曲了，又看了那么一个昆曲的好戏，大家相互宣传，争相去买票看这部戏。
毛主席为《十五贯》鼓掌
当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十五贯》时，这出戏在北京的公演已经热闹起来。尽管如此，能否进中南海演出，对于黄源和剧团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而这个未知数，随着怀仁堂里的笑声和掌声，很快就会揭晓了。
当时就是因为考虑到南方的戏在北方不一定听得懂，所以唱词用幻灯的形式打出来，就是打字幕。那时候还有刘少奇、彭德怀，还有许多在北京的中央领导，都去看了这部戏。主席在看这部戏的过程中，“见都”那一场，他看了以后，这边是况钟心急如焚，因为到凌晨就要杀头了，午时三刻一到就要杀头，在这之前要取得巡抚的批准，使这个案子暂时搁几天，让他可以有一个调查的过程，他发现了疑点。但是巡抚大人慢慢吞吞、按部就班，这场戏表演得非常形象。(把官僚做派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主席这时候就大笑了几次。
引起毛泽东大笑的那场经典对手戏“见都”，讲的是作为监斩官的况钟，发现这个案子有疑点，在深夜求见都督大人，要求推迟行刑，重新审理。当时时间紧迫，所以况钟去的时候非常着急。但是都督大人慢慢吞吞，哈欠连天，一副官僚主义的作风。
这出戏演完了以后，主席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鼓掌。第二天就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是三点。第一点，这出戏改编得很好，演出也很好。第二点，全国所有的剧种、剧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演这部戏。第三点，对这出戏的改编，对这个剧团要给予奖励。就这三点。
过了没有几天，在4月25日，这部戏在国务院直属的礼堂演出的时候，主席自己又去看了一次。甚至在4月27日，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听到了陆定一同志讲的有些理论上可以自由讨论的说法的时候，他也讲了，他说这出戏应该是在全国都演，我们现在还有许多像过于执这样的人，在中国能够找出几百个。
周总理也是看了两次。
毛主席是4月17日看的第一场，4月25日看的第二场。周总理是4月19日，主席看的时候，他正在外地，所以他到了北京以后，自己跑到剧场去看。戏看完了，他走到后台，对那些演员表示祝贺，同时他就说了一句，说浙江省办了一件好事情，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随后，他请演员围着他坐，很简陋，坐在一个条板凳上，和演员谈了50分钟。第二次，他又去看了这部戏。
随后在5月17日，专门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关于《十五贯》的座谈会。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召开的，总理在会上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讲了五点。说昆曲过去是受到压制，但是解放以后受到关心，它发展起来，有它的必然性。它有人民性，它体现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有错必纠的一种思想精神，同时它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有它的民族性。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十五贯》搅动了1956年春天的北京城，5月2日，当这出戏还在京城里热闹地上演时，毛泽东作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传达“双百方针”时，举了《十五贯》作为文艺“推陈出新”的例子。随之，《十五贯》名声大振。
就在总理开座谈会的第二天，5月1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个社论，叫《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说起》，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是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十五贯》以后所说的一句话。对于浙江国风昆剧团的演员们来说，这句话是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因为，就在不久以前，他们还在为这个濒临倒闭的剧团，为昆曲的不景气而犯愁，就在这短短的1个月内，他们的演出不仅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而且还得到了当时一些最重要的礼遇。
这次在北京演出了46场，中央文化部还专门对它进行了奖励，当时奖励5000元。
奖励给昆(苏)剧团。当时正好在五一节前，昆(苏)剧团一个剧团就拿到了8张上天安门的观礼证，这是非常少有的事。从北京演出完了以后，一路到天津、南京、上海，还到福建，还演出了许多地方。最后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成了彩色的戏剧片《十五贯》，使这个戏剧更为广泛地流传。在1956年底，周恩来还专门派上海京剧院的周信芳同志，到莫斯科去演出，也把《十五贯》带到莫斯科去演出了。
《十五贯》的成功大大改变了昆曲的地位，昆曲艺人们的地位也提高了，这个结果让黄源感到欣慰。作为主管浙江省文化事业的负责人，黄源早就注意到昆曲在艺术价值和市场之间的矛盾，随之而来的，是昆剧团生存的艰难和昆曲艺人们艰苦的生活。黄源心里一直在考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国风昆剧团是解放以前一些艺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的一个剧团，颠沛流离、非常困难。演员的演技很好，但是演员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女演员要出嫁了，都买不起鞋子，穿着戏装的鞋子出嫁。演员就睡在舞台的后面，台上用幕布拦一拦，就睡在台上。主要的演员和比较正规剧团的演员收入也相差很大。我父亲想要改变他们，能够使这个剧团根本改变，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戏，能够让群众认可，这样子才能改变他们最后的生存面貌。
就是因为这个剧团演戏，在各方面获得了成功，1956年就改编成国营剧团。主要演员周传瑛、王传凇就定为国家一级演员。就变成国家的正式的一级演员了。他们后来也入党了，也成为劳动模范了。这些演员后来把这些表演艺术传承下去了。
当过新四军的文化人
多年以后，令这些昆曲艺术家念念不忘的一个人就是黄源，他是《十五贯》改编的幕后指挥者。抗日战争时期，黄源在新四军中从事文化工作。在根据地，黄源观察并感受到了戏曲对老百姓的巨大吸引力，他了解什么样的戏是老百姓爱看的，什么样的宣传才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
对于这出戏的改革，黄源有一些经验，因为他曾经在鲁迅身边工作。鲁迅去世以后，他就到新四军从事文化工作。曾经在新四军军部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后来又到浙东抗日根据地去主持文化教育工作。
对戏曲的改革，黄源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群众在听新四军的领导谭启龙同志做报告，突然下大雨了。下大雨以后，群众都走散了。但是，旁边一个台响起了锣鼓声，唱起了当地的的笃板，就是现在的越剧。唱了的笃板以后，锣鼓声一响，群众就又冒着雨都围过去看戏。黄源就感觉到戏曲在教育人民、鼓励人民、陶冶人民的心情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就感觉到对当时旧的戏曲要进行改造、进行改革。当时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演了许多现代的戏，而且对越剧当时也进行了改造。
上海解放以后，黄源参加接管上海的文化工作，也接触到了许多戏曲方面，他成立了华东实验越剧院。成立越剧院以后，也应该要有个新的戏，剧团才能站住脚。所以黄源领导了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这出戏的改编也是非常成功，1953年在中国戏曲汇演当中获得了一等奖，后来也拍成了彩色故事片。这以后，黄源就了解了戏曲的改革，有了一定的经验。
《梁山伯与祝英台》、《十五贯》早已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经典剧目，但了解它们的幕后改编者黄源的人越来越少了。20世纪30年代，黄源曾经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工作，他当时担任鲁迅先生主编的《译文》杂志的编辑。在鲁迅先生逝世时，黄源是16位抬棺送葬的青年作家之一。鲁迅先生的精神品格使他受益终生，影响着他对事物的看法、判断力和为人处世的方式。
黄源和鲁迅以前接触的过程当中，从鲁迅身上耳闻目睹了许多鲁迅的品格。这些事情都是他记忆当中一生最美好的回忆。1957年，黄源被错划成“右派”，到农村劳动去了。当时有个 “浮夸风”，虚报产量。就是“大跃进”的时候，1957年到1958年。黄源1959年到1960年都在农村，都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当时发现因为虚报产量以后，要交公粮，农民的实际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收集了许多“亩产几万斤”的报道，就直接向当时地方上的领导反映。黄源当时虽然是 “右派”，但是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是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就专门向领导去反映，说我在下面干活、种田，每一亩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收入。领导当时也非常无奈，就说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我是听你的好还是听领导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