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天各大网站的新闻栏目，季羡林老人逝世的消息上了许多网站的头条，而且无一例外的都冠以“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的标题，而另一位与季羡林老人在同一天逝世的任继愈老人，所占的位置就不那么显眼了，大家所用的标题也也都一样：“著名学者任继愈病逝”，还有的报道连“著名”两字都省略了，只用了“学者任继愈病逝”这样的标题。

    到了晚上，再打开各大网站的新闻栏目，关于“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的相关报道，已经开始持续升温，而任继愈先生逝世的消息，已经在许多门户网站上消失了。

    那些自称“国学大师”弟子的人物，一个个粉墨登场，给大师头顶戴上更多光环的同时，还不忘记炫耀来了多重要领导。

    对于生前就多次提出要“辞”了这个国学大师头衔的季老来说，这一切皆与他无关，他的一生就是读书、写作、做学问，只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而任继愈先生也一样，读书、写作、做学问，一生著作等身。比之于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的国学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广，著述也更丰富。仅主要著作就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

    北京图书馆方面所发布的讣告，对其学术成就有这样一段评价：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季羡林先生知道自己戴着“国学大师”的高帽，而与他同一天仙逝的任继愈先生只有一个“学者”的头衔，不知作何感想。

    两位国学泰斗在同一天辞世，是国学之不幸，亦是中华文化之不幸。对两位先生的宣传有这么强烈的反差，对两位先生的“关心”和“慰问”又这样厚此薄彼，除了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浮澡、功利和无知，还能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