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亚 ：严凤英之死

他打着电筒看了一下，讲你有什么要求？我讲：请你们打个电话给９７医院派个救护车来抢救！那时合肥市所有医院被造反派闹乱了，专家级的医生白天在门口站在板凳上挂牌示众，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治病了！部队还有三个医院（９７、１０４、１０５）还在运作。９７医院和刘万泉是一个系统的，只要刘XX一个电话就可派救护车来！那时电讯条件没有现在发达，一个单位只有一部固定电话！自从刘万泉进驻后，他就把这部电话控制起来，移到他的卧室，由他一人专用！谁也无法接近！所以，万般无奈，只有去找他。求他赶紧给部队医院打电话求他们急救。但是，他还要按部就班地上二楼去穿衣戴帽，吩咐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我只有先走，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要抢救没有大人也不行。我快步回家，求先来的翟、巫、孙三位医生抢救。她们正打开急救包和针盒，给严凤英量血压、体温，这时刘万泉带着一伙造反派和专政大队的小伙子小姑娘来了，有几位阶级觉悟非常高，进门就批判严凤英是向无产阶级示威，要挟，进攻！刘万泉还现场批斗，厉声地讲：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造反派和刘万泉讲她是装，是演戏……她哭着讲，越讲越没有气力了！巫医生生气地讲：王冠亚！不要求他们了！他们不会救严凤英的！不要指望他们打电话要救护车了！快去搞一个板车拉！我只有跑下楼，到木工房，找周师父借剧团的板车。他是木工，道地的工人出身，毛主席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剧团“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板车归他管。我敲门把他敲醒了，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讲了情由，并求他把公家的板车借给我。他气汹汹地讲：“没有！”我只好跑到省徽剧团借。徽剧团的木工师父听说是救严凤英，马上起床穿衣，到保管室开锁把板车拖出来借给我去拉严凤英！我跑着从徽剧团把板车拉到我家，跑上三楼，严凤英已药物中毒，浑身疲软了，我赶紧抱起她，走到楼梯口，我也疲软无力了！这时徽剧团的宋养俭同志赶上来抱起严凤英就下三楼——他是唱武生的，年轻力壮，把严凤英抱下三楼，抱上板车。小亚小英又抱过棉被给严凤英铺盖，我们父子三人，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军代表，还有一位小伙子，把严凤英飞跑地拉到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医院除了急诊都不看病了！我们说明情况，求他们急救，他们要挂急诊号！那时我们剧团和这家医院是合同关系，要有合同的介绍信！忙乱中哪有介绍信？他们不收。万般无奈，只有回剧团找军代表刘XX开介绍信！是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带着我的大儿子王小亚，飞跑回剧团，把刘万泉又从床上叫起来，打开办公室的桌子，找到介绍信，开好信，盖好公章，他们二人又飞跑回到医院，挂上号，值班医生才肯医！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讲瞳孔已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看看。从门诊部到住院部至少有三公里，我们又找急救车送。这时的医院早被文化大革命闹乱了，找不到司机，又是敲钟又是派人四下找，至少又耽误十几分钟才把司机找到！好不容易车来了,但是车内没有抢救病人的手术床,只有我拼上吃奶的力抱着她,靠着车厢壁,拼命让她不滚下来。车外的灯从窗外缓缓流过，我盼望车子能快点，我希望凤英能突然睁开双眼看看这座她喜爱的，住了十四年的城市！可是，她就是不睁眼！好不容易到了住院部，到了内科大楼，病房又在三楼，又是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和我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三楼。我和孩子抱着被子洗漱用具跟着上楼。找到值班护士长，她讲，没有病床了，叫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地上很简单地铺了一层水泥。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求护士长给她找张床，她悄悄告诉我，“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因为那时的政策是“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出面表示同情和抢救！等团里来的人走了以后，我又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床睡。这次护士长暗藏同情之心，找了一个靠最外的房间最外的床，和我把严凤英从水泥地上抱上这张床。我求他们找位有经验的医生给严凤英抢救，护士长悄悄讲，她会给我们想办法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主动抢救！）再说，那时有经验的医生都被打倒了，现在这里只有一位老医生，在扫厕所，我多么想请他来救严凤英啊！我找到他，他虽在扫厕所，但是眼睛还不断偷觑严凤英，看来很同情严凤英。我立刻赶上前去求他，他无奈地指了指臂上挂的“历史反革命”之类的黑臂章，悄悄对我讲，让他们先治，治不好，我一定治！现在不许我“乱说乱动！”我又求护士长，护士长也是这样说。
    “文革”结束后，我到上海长征医院治“食道癌”，回来后又进行胆囊切除，又住进安徽医学院外科病房，认识了一位放射科的专家徐元宏教授，后来成了好朋友。他说，严凤英来的那天，一切情况他都清楚。那是两位实习的同学。那天他家乡来了两位乡亲，正在接待，突然来了这个青年医生，他问徐元宏有没有治安眠药中毒的书？徐老师因为不是一个科室的，没有引起注意，就讲，书都在书架上，你只管找。结果他就在书架上找。找了好久，边找边看。徐老师看他不说话，就问：找这个书干什么？他讲来了一个病号，是服安眠药中毒的，现在抢救困难！徐老师问是什么人？他讲好像是个演员，叫严凤英。徐老师也急了，但不是一个科室的，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只好叫他赶紧回去按书上所说的抢救！
  那小青年医生又急匆匆跑了回来，跑到病房，严凤英已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护士长、我、和那两位青年医生手忙脚乱地抢救，最终不治，严凤英告别了她为之供献毕生的人间！
    我已筋疲力尽，两个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坐在妈妈脚头的地上，吓呆了！我的两腿也已软了，但是，严凤英就我一个亲人，后事还要我一人去办。护士长叫我在值班室给剧团打电话，打时，我注意到当时快凌晨六点了。我打电话给那个军代表刘万泉，他淡淡地说：“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忿忿讲了一句：“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们可以放手了！”
    紧接着我从电话里听到当当当的紧急集合钟声，像失了火那样紧张……
    事后我回到团里才知道那是刘万泉紧急集合，叫大家表态！
    刘万泉先把“鬼”们集合起来，统一认识，统一口径：严凤英这样死是自绝于人民！是叛党！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口径统一好后，再敲钟叫“革命群众“集合，宣布严凤英之死，再叫全团统一口径：严凤英反对江青，反对样板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百分之百地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都这样表态！只有一位时白林在表态时禁不住眼泪落了下来！那位军代表刘XX立刻训斥他“丧失立场”！造反派立刻把抄家来的和严凤英过去赠送的照片贴上大字报，将她解放前十六岁初进安庆拍的照片示众，证明严凤英在十六岁就是“资产阶级”了！严凤英被整死，是安徽省红梅戏剧团文代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的妹妹看孩子母亲死了，无人戴孝，就给两个孩子的鞋上缝了两块白布，被造反派看见了，立刻训斥为丧失阶级立场！命令把白布立刻撕下来！严凤英死了，她的孩子没有一人能公开为她表示哀悼！这是“立场问题”！严凤英刚断气不久，剧团的革委会就派人找我谈话，说严凤英昨晚收到一个披着黑头巾的老太婆送来一张纸条，命令她死的，因为她们是特务集团一伙的！另有一个汇报，讲严凤英是九大特务之一（“九大特务”是：王光美、郭德洁、白杨、严凤英……等，完全是莫须有的造谣！）并说严凤英的钮扣一颗是照相机，一颗是发报机！当时整个国家科学水平都非常低，所以这些谣言不仅能骗得过一般群众，就连领导也深信不疑，立刻派人来调查！今天我如实写了出来，因为至今还有人认为严凤英之死是我“胆子太小”，“为人太软弱了”！他们的胆子倒“大”！
     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我那时白天帮助严凤英写“交代”，晚上又忙抢救，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听他们要切开严凤英的肚子，人马上就晕了，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歇斯底里地呼喊，不同意！一个劲地要求医院继续抢救！不同意剖腹探查！我甚至发狂似地从二楼跑下来，一直跑到医院门外，终于被他们追到，讲，一定要我签字，同意开刀！我坚决不同意！最后提出要求，按正常抢救的方法开，主要是救！他们要我签字，我写道：要求他们按照抢救的方法开，因为那时报纸上宣传某地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个多小时还被抢救活过来！他们接过那张纸条，即刻跑回去找医生。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现在当然是不能想象，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切都很正常了！）
    医院的规矩，这样的死人，他们不能代为保管，要我立刻找板车把尸体拉走，我又立刻骑自行车回家，找红军大院的周大姐借板车，她得知严凤英死了，毫不忌讳地热情地把板车借给我，而且深情地安慰了几句。我急到医院，严凤英的两位老搭档胡根杰、查瑞和也闻风赶到，帮我将严凤英抬上板车，带着两个孩子，拉着板车上火葬场，临别时叫我回家把严凤英平时爱穿的衣服找两件来给她换，并要我买双新布鞋，好给她“上路”穿。我骑上自行车飞奔地赶回家——现在家中变空洞了！工急找了几件凤英平常爱穿的衣服，又骑车上街买布鞋——那时，只有淮河路上有布鞋卖，但又没开门，最后找到现今四牌楼处一个小店正在下门板，有布鞋卖，赶忙去买。凤英的脚和我差不多大小，立刻买了，往火葬场赶。半路上赶上胡根杰他们。还有几个县剧团来的同志跑来看看严凤英最后一眼，旁边的老百姓也围上来看，叹息地说：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太可惜了！
    到火葬场后，是革命干部买的骨灰盒，是最差的那一种，因为是自杀的，不能买好的。也不给整容！但是有一位跛了脚的老师父拿了一个小盆，一个女青年借我一条毛巾和一把木梳，叫我给凤英洗洗脸，梳梳头。没有热水，只能就着自来水龙头，用冷水为她抹脸，梳头！抱到停尸房后，很奇怪，大概是冷水剌激的，也许是经过长时的批斗，从紧张，一下突然放松了，脸色慢慢恢复了当年的红润，像睡着了，是那么美，那么安祥！太美了！我禁不住紧紧抱住她！吻她！不能放！不能松！怕她一走就不回来了！孩子们哭呀……是胡根杰和查瑞和把我们拨开的！查瑞和和胡根杰为她换鞋，一看，布鞋是布鞋，但是是皮底的，表很遗憾，因为皮底走路滑，怕过奈何桥时滑跌下去了！真是再哭也无可奈何了……
    我们全家尝尽苦果——这就不多说了，孩子不能上学，不能参军，不能工作，妹妹妹婿都因有这样的哥哥嫂嫂，工作安排都受影响，父亲的平反，也受到牵连！第二年，妹妹病死，过了两个月，父亲身亡，两年死了三个人！就这样，对我家的斗争还不放过，半夜三更还会来抄家！抄财宝，抄手表，抄严凤英的照片，还有一样是抄严凤英的骨灰！我们楼下一楼的王达琳大姐夫妻，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只凭一点作人的良心，看严凤英死得太惨，就叫我先作好准备，把严凤英的骨灰藏起来！或者想办法伪装、调包，例如用鸡骨头猪骨头调包——实在穷途末路没有办法了！后来，藏到妹婿的弟弟箱子里。果然不久，团里的造反派半夜来突然袭击，抄家，拿东西，把像框子都卸下来，看看后面可藏了什么宝贝和机密——他们边抄边笑谈刚才在潘璟琍那里抄家抄到金项链、金手表……等等，好不高兴！所以满怀希望，到严凤英这里能钓一条更大的鱼——谁知严凤英的东西早捐献早送给穷朋友了，他们大失所望！立刻转道到我妹妹家。妹妹一人在家，造反派来了就抄！妹婿是安徽日报的，上班去了，不在家。他们不由分说，还是要抄！妹妹和他们辩论，他们哪听你的！他们要抄一口木箱，妹妹说，这是我爱人弟弟的，他是安纺厂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动他的箱子，他回来向安纺造反派汇报，你们能解决吗？一番话把他们镇住了！还有一个小女同志跟着我身边，要抄一个木盒子，我悄悄告诉她，这是严凤英的骨灰！她又怀疑又害怕，我趁大家还在一边抄翻，啪地一下把骨灰盒打开，她吓了一跳，叫快关起来！我关好骨灰盒，她装着搜查完毕，讲，好了！好了！转身就把大家引出去了！这也是一出戏，不然，严凤英的骨灰不知下场如何了！
    “文革”后期，严凤英的徒弟田玉莲在安庆一个大会上发言，提出严凤英是安庆的女儿，如今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安庆应将她接回来，葬在安庆，叶落归根！大家都说好！于是打电话通知我，“征求家属”的意见，我们全家都求之不得，非常感动。于是约好一天半夜他们开车来接严凤英的骨灰。到时果然如约来到，茶也不喝，开车逃离安徽省红梅戏剧团！就像当初我和严凤英半夜逃出合肥上北京一样，半忧半喜，严凤英在合肥被整死了，她的家乡又来接她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