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如辉：受蒋介石重用的儒雅国乐大师      

                                               (2009-02-23 02:05:40)

            乐剧《木兰从军》演出广告：有歌、有舞、有乐

 

    许如辉(1910年-1987年)的名字，是与中国近代史上几位名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潘公展、郑觐文、陈立夫、陈果夫、贺绿汀、王晓籁、胡蝶、陶金和马彦祥。

 

    他们有过的，许如辉都有，例如贺绿汀的早期流行歌曲，胡蝶、陶金的中国有声电影，潘公展的乐剧，郑觐文的戏曲音乐，马彦祥的话剧；然而，许如辉有过的，他们却不曾有，例如，他集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于一生的传奇经历，遗留世上愈三百多部音乐作品，会三百种乐器，精通百余种。

 

    还有，在中国，同时在通俗音乐、古典音乐和戏曲音乐作曲方面均有成就，同时一生又如此坎坷的，没有谁可以与许如辉相比。许如辉从1949年后就被封杀，因为深为国民党要员潘公展等人赏识，一直作为历史污点，被当成“反动文人”，一生没有翻身。

 

    许如辉，就是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平凡又伟大的艺术家。他虽然不相信太阳之下、历史之中，一切都是多么美好，但是他确信“中国国乐在世界音乐中最合乎中庸之道”。这种独特的体验与认识，后来造就了他1945年创作的《木兰从军》。

 

许如辉:“欧阳予倩说戏剧是音乐发展的的根本，对我作曲启发很大。”

 

    要全面深刻地认识许如辉及其乐剧《木兰从军》，首先必须了解重庆大同乐会。

 

    大同乐会由郑觐文(1871～1936)创办于上海，是中国20世纪20～40年代中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一个民族乐团，其前身是1918年创建的“琴瑟乐社”。郑觐文1911年曾在上海犹太人哈同所办的“启圣明智大学”教授古乐，他竭力主张复兴宫廷雅乐，以有助于世界大同的实现。而且，郑觐文先生为乐会定位的音乐思想，吸收了康有为“天下大同”的理念：“今也世界之大通，一切事业胥归大同，音乐为直接自然体，当为一切事业之先导”。郑觐文对国乐执著，提倡雅乐，要恢复古乐，并制定礼乐，以构建音乐大同境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之亦然，故充满郑觐文音乐理念的大同乐会，自1919年5月成立的那天起，就注定会与提倡“礼让为国，文化复兴”的文化与政治精英走在一起。

 

    1937年“8.13” 全面抗战后不久，该会停止活动，一部分会员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1937年，郑觐文的大公子郑玉荪将大同乐会的牌子以及某些资料携往重庆，同时登报声明，大同乐会在上海结束。1940年2月，幼承庭训的郑玉荪基于许如辉乃郑觐文嫡传大弟子，无私心，忠诚可靠，会三百种乐器，精通百余种，还会制作乐器和作曲，1935年就写了中国第一部民族交响乐《壮志千秋》，所以，“草庐三顾”，恳请许如辉出山，一起为秉承郑觐文先生的理念和精神，继承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和传统，高举弘扬中国民族音乐的旗帜，重振《大同乐会》的昔日威风，前后历时七年。

 

    然而，重庆《大同乐会》的运作远比上海艰难，因为许如辉和郑玉荪完全靠白手起家，不如在上海能得到很多知名人士的鼎力相助，于是，开始求助于到了重庆的原上海《大同乐会》的名誉会长王晓籁先生。30年代，王晓籁出席了许如辉首次对外担任埙独奏的大型演奏会，对许如辉的埙独奏，顿感新鲜，印象颇深，两人后来略有交往。这次，王晓籁见许如辉连工资也无着落却辛苦筹办《大同乐会》，甚为感动。他知会了国民党元老、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潘公展先生，希望落实经费问题。潘公展和他的夫人都很崇尚儒家学说，酷爱民族音乐，因此答应给与资金支持。此时此刻，民国政府高层已经决定接管《大同乐会》。这是因为：第一，民国政府有意把大同乐会作为弘扬本国音乐的重镇，通过大同乐会宣扬民国音乐主张；第二，是郑觐文上海大同乐会影响力的延续；第三，是王晓籁等一批崇尚国乐的上层人物努力的结果；第四，大同乐会传递的音乐文化理念，与民国立国精神不谋而合，民国《国歌》中就有“大同”精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重庆《大同乐会》比上海《大同乐会》更具创意和开拓精神，甚至制有《大同乐会简章》，这是大同乐会为振兴国乐，推出全面复兴计划的一部重要章程，其总则为：本会以研究整理中国音乐之方法，藉以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在这一宗旨之下，成立《大同乐会》国乐团，通过举办大量国乐演奏活动，介绍中国古典名曲；自设工场制作古今中国乐器；深入社会基层谱及民乐知识；应邀到沙坪坝南开中学的正声乐社，举办国乐演奏会，引起全校同学们对国乐的浓厚兴趣与爱好；开办国乐训练班，为国家培养国乐人员；自设工场，研制大量乐器；为了实现培养乐器制造和演奏人才之目的，许如辉与郑玉荪在当时的赈济委员会所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挑选了30名有音乐天才的学生，成立了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成立《大同剧社》，积极投身重庆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运动。

 

    1942年4月、5月间，国立礼乐馆的负责人郑颖荪先生亲临《大同乐会》，送来一套印刷材料。许如辉接过文件细看，是一些经过选编的古诗古词，约数十首，每一首古词上均已冠有标题：《接总裁》、《接元首》、《孔子纪念歌》、《国父诞辰歌》，以及《婚礼》、《丧葬》、《庆寿》、《喜乐》等。至此，为《国家典礼乐章》谱曲的重任，实际上已落到许如辉身上。这项“典礼乐”的编制工作，是由时任蒋介石私人秘书的戴季陶签呈，蒋介石亲下手谕而开始进行的。当时，蒋介石下令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行政院下属的内政（部长周钟岳）、教育（部长陈立夫）两部，负责“典礼音乐之编制”。

 

    这部蕴涵孔儒精神和民族尊严的《国家典礼乐章》内分24章节，每章自成一曲，各曲均有曲名、曲谱和可以吟唱的歌词，以及简要的文字说明等。每曲的乐谱均分为工尺谱和简谱，各占一页，可以单独演奏某曲或数曲，也可演奏全部典礼乐章。典礼乐章的主要篇章有: 《开国纪念》、《国庆》、《国父诞辰》、《孔子纪念日》、《纪念周开始》、《接元首》、《接总裁》、《接使节》、《欢宴》、《升旗》、《降旗》、《凯旋》、《欢迎》、《送别》、《冠礼》、《喜庆》、《丧葬》、《奠祭》等乐曲各一章。除《欢迎》、《欢宴》、《凯旋》等章曲调较为轻快活泼外，其余几乎都是庄严、肃穆、景仰的缓慢曲调。《国家典礼乐章》由《大同乐会》内部试奏，后来在重庆文运会堂和新运广场公开演出，由当时的中央通讯社作过报导，影响深远。

 

    关于重庆大同乐会的历史贡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重塑乐会风貌的许如辉女儿—许文霞有一段中肯的总结。她指出：

 

    “大同乐会是1946年春在重庆结束的，若用四个字归纳它在重庆的业绩，那就是太‘艰苦卓绝’了！若用八个字归结‘大同乐会在重庆’，则是崇高（的理想）、艰苦（的创业）、辉煌（的成就）、悲壮（的谢幕）。如果从1918年郑觐文在上海草创琴瑟乐社算起，大同乐会前后历时29年，它的结束，别无选择，是因为抗战、内战和政权更迭。郑玉荪和许如辉回天乏力，但‘八千里路云和月’，他们终究在重庆开辟过空前的辉煌；大同乐会未能在上海恢复，无疑是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必然。

 

    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应含笑九泉，郑玉荪和许如辉这两位沉默寡言的师兄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延伸了他的思想，取得傲人成绩，使大同乐会在重庆绘声绘色，高潮迭起。此外，萃英才兮，嘉陵之滨，由于陪都特定时期和特定位置使然，大同乐会有幸能感召到一大批相同理念的民国文化精英，使郑玉荪和许如辉两人，如鱼得水，顺利完成国家和历史赋予的大任和重托。”

 

    如果说贺绿汀是延安革命音乐派代表，许如辉就是重庆正统儒家音乐派代表。许如辉天资聪慧，刻苦好学，不仅能弹拨演奏上百种中国民族器乐，而且，因为自小随上海《大同乐会》参加过无数次演出活动，对大量传统经典曲目，耳熟能详，全面掌握，充分吸收了中国古典曲风的精髓和底蕴，所以，许如辉对中国古典民族音乐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这些音乐典藏，全溶化在他三百多部音乐作品中，无不散发出浓烈的泛中国古典民族味的独特风格。

 

    1940年，电影明星胡蝶到了重庆。许如辉根据一首古调重新编配，为她谱写了最后一支歌《满江红》。后来，在文运会堂，为欢迎胡蝶举办了一次演唱会。胡蝶以《大同乐会》的名义，演唱了这首《满江红》。1942年春，重庆国泰剧场上演张瑞芳主演的《屈原》，开幕前为难童募捐，胡蝶不仅以《大同乐会》的名义，再次演唱了这首《满江红》，还引吭高歌了许如辉的另一首歌《大同之声》。这场演出，由《大同乐会》演奏。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1945年10月，蒋介石和毛泽东代表国共两党在重庆会晤，谈判结束，毛泽东主席即将飞回延安，蒋介石主持了著名的重庆告别晚会，许如辉应邀登台琵琶独奏，弹的曲目正是演奏精湛、脍炙人口的《十面埋伏》等古典乐曲，演奏完毕，蒋介石先生特起立鼓掌，而毛泽东则与许如辉亲切握手致谢。

 

一个以国乐和雅乐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音乐家，他当然会用极端民族的眼光来对待乐剧的创作，或者用它自己的话说，他信奉“中国国乐在世界音乐中最合乎中庸之道”。

 

*          *           *

 

    许如辉在五幕古装乐剧《木兰从军》序中指出(由于本人翻拍过来的原剧本有些文字已脱落，难以原文引用，故只能简介其要)：本剧编写动机远在入川之初，1938年旅蓉时，当时初步写成四幕，不幸受空袭损失，荡然无存。据笔者分析，抗战爆发，许如辉先抵南京，后随远房舅父、博古文学家、时任监察院秘书的钱智修(原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夫妇，于1937年底撤至大后方重庆。后赴成都加入以原明星影片公司为班底的成都“上海影人剧团”，编排了抗日歌舞剧《还我河山》。许如辉先生应该是这时在成都受《还我河山》影响，开始动笔编写乐剧《木兰从军》。

 

    许先生接着介绍：1940年曾希望根据记忆续写《木兰从军》，无奈各种原因导致息笔。同年10月，马彦祥先生导演（中国话剧导演、戏剧活动家、理论家，当时他在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编导委员）正导演一部戏剧，在与他闲谈间，表示希望与有志之士在音乐戏剧上进行合作，于是，许如辉以乐剧《木兰从军》推荐，当时正值蒋介石在“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号召下，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这部剧正合当前需要。马彦祥导演甚感兴趣，再鼓励与嘱咐，故以日继夜编写，并承王先生协助誊录，终于全部完稿。

 

    由此可见，许如辉之所以一而再坚持编写乐剧《木兰从军》，直接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应抗战之需，声援抗日救国的热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祖国锦绣山河受到践踏，同胞兄弟姐妹惨遭屠杀，中日矛盾便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各族人民迅即行动起来，掀起了支前抗战的热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这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口号，也是他们的一致行动。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大众，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迅速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歌舞剧作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团结民心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形式，自然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戏剧体裁，众多的爱国戏剧家、作曲家、舞蹈家、演员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创作，奔赴祖国各地，所到之处，传播救亡歌舞，进一步点燃各地的抗战之火。

 

    继阎述诗、陈大悲、陈歌辛、王洛宾、欧阳予倩等大师之后，许如辉在成都时也深受抗战情绪感染，决计创作乐剧《木兰从军》，为全国抗战助一臂之力。

 

    第二，大同乐会有一项既定任务，就是从音乐角度，协助改良我国地方旧剧及新兴话剧，许如辉一直不忘使命，对乐剧的创作欲望一直没有熄灭。

 

    潘公展曾指出：“音乐是很重要环节，是文运会主抓的领域”。王晓籁也说过：“话剧没有音乐，还有什么可看的。”抗战时期的重庆舞台，共上演了270多出剧目，有话剧、歌剧、儿童剧、秧歌剧、地方歌剧等。当时的话剧舞台，已出现添加、编配或创作音乐的趋势。没有音乐陪衬的话剧，演出效果要差很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戏剧研究变成了大同乐会复兴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在音乐歌曲歌剧方面协助国家推进社教工作”；且大同乐会章程中规定乐务总干事负有：“负责乐曲之训练，乐曲之收集编制整理及演奏，乐器之制造校对审查，以及地方音乐歌曲戏剧之研究。” 大同乐会史料中也专门提到：“组织大同乐社，准备经常演出乐剧，使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用以发扬国有文化推进社会教育较易收效，同时也可获有券资补充事业经费，业已奉社会部备案，第一部是木兰从军，5月1日，抗建堂公演。”

 

    许如辉和大同乐会一致期待通过上演乐剧《木兰从军》，走出一条全新的戏剧之路。《木兰从军》就是大同乐会的开端之作，也是他们要在雅乐国剧信仰中燃起光明的希望。

 

    第三、响应国民政府“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号召。

 

    “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下的从军热是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华大地上的一场青年爱国运动，1943年下半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缺员很多，为弥补这一兵源不足状况，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号召，鼓动知识青年入伍。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10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办法》等法规，同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由国民党军政要人及教育界著名人士组成。后来又成立青年训练总监部，负责应征入伍青年的训练。据统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报名数竟达在校生的1/3。各地方当局也纷纷仿效，从重庆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湖北、陕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市，形成了震荡中国抗战历史的一个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

 

    正是在从军热的形势下，重庆中央日报刊登了“征求从军运动戏曲，剧本暨歌曲，表现深刻，含蓄正确”等连篇政令、新闻和消息。1944年11月23日，许如辉代表大同乐会出席了重庆市党部还召开的一次“知识青年从军通俗宣传大会筹备会议”，参会人数只有六位。

 

    为确保《木兰从军》顺利公演，大同乐会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

 

    第一，专门成立演出委员会，共13位，基本上由大同乐会理事组成，他们除了宣传剧目外，还负责认购和推销戏票，且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额度。委员会名单如下：王延松、王冠英、王晓籁、江一平、朱学范、朱联馥、洪兰友、康心如、许静仁、潘世经、潘公展、虞洽卿、顾一樵。

 

    第二，因为大同乐会本身不是演剧单位，《木兰从军》开排在即，剧务和乐务组人员已征聘到位，唯演员和演出场地，一直没有落实。于是，许如辉求助于潘公展，潘公展是大同乐会事务主任，也是“乐剧”的最早倡导者，当年乐剧《西施》就是由他倡导的，所以，《木兰从军》从剧本审查到演出，他自始自终都参与、筹划。经过他的介绍，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也是大同乐会理事的张治中大力协助乐剧《木兰从军》的公演，帮助解决《木兰从军》的演员和场地问题。服装最后也是潘公展出面，接恰重庆“华华公司”，购买衣料，定制戏服。《木兰从军》的绝大部分演员，则来自“中国万岁剧团”。乐队乐手来自难童教养院国乐班，而八名舞蹈演员则全部来自大同剧社。

 

    第三，欲在重庆舞台上演出, 还需成立剧社，“大同剧社”应运而生。1945年2月26日,  王晓籁、潘公展基于“本会以我国各种地方旧剧及新兴话剧均未能与音乐互相配合，以致对于推进社会教育之效力，较为迟缓”、“本会有自造乐器四十余种，业余会员百余人，难童教养院学生三十名，伴奏乐剧乐队已有基础，第一部乐剧拟排演《木兰从军》，提高女子抗战精神”，以大同乐会常务理事的名义, 在社会部登记备案，成立了“大同剧社”，隶属于大同乐会。

 

    第四，《木兰从军》剧本完成后，重庆中国兄弟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于1945年4月初正式出版，并由重庆万象周刊社文化服务部、亚洲图书社和昆明中国兄弟出版事业公司昆明分公司门市部总共发行了两千册。

 

《木兰从军》印刷版剧本扉（略）

 

    根据1945年《木兰从军》印刷版剧本分析，许如辉的《木兰从军》是根据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一首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五大板块内容进行总体结构布局的：第一幕名为“出征”；第二幕名为“思亲”；第三幕名为“塞外”；第四幕名为“明堂”；第五幕名为“荣归”。由此可见，信奉雅乐的许如辉按故事进度，将七段《木兰诗》压缩为五幕乐剧，同样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极富浪漫色彩和叙事风格，同样将重点放在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上，颇富生活气息。

 

    尤其是，许如辉大胆采用乐剧形式，非常巧妙地运用歌舞叙事手法，成功地将木兰既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这一“当户织”从军、“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示在大众面前。

 

    总而言之，正统儒雅作曲家许如辉古为今用，期望采用民国政府主张的乐剧歌舞形式，再现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的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以激励当时的从军热潮，为抗日战争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而呐喊，通篇体现出浓郁的民族主义风格和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许如辉的《木兰从军》剧本的最大特征。这不仅是一个剧本，分明是中国歌舞剧应向何处去的一份宣言书。

 

    1945年初，乐剧《木兰从军》开排。印刷版《木兰从军》剧本，后来边排边改，与后来的演出版区别较大。广泛征求意见以后，许如辉最后定为四幕七场。

 

    1945年5月1日起，大同乐会“大同剧社”前后筹备达半年之久，全部耗资近三百万，在重庆抗建堂，一天一场，或一天两场，连续公演由潘公展、王晓籁担任出品人的乐剧《木兰从军》。从报上刊登广告的时间看，市区共演了33天，近50场次。《木兰从军》的上演周期，以当年重庆戏剧舞台常规来看，是比较长的，因为一出戏的上演周期，一般为7到15天左右。

 

    许如辉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员了重庆文艺界很多著名人士加盟该剧。全部演出阵容如下：

 

        编剧作曲许如辉，导演苏怡，舞台监督苏丹，舞台设计张垚、章超群。

 

        演员表：木兰--杨薇，兰父--杜鲁，兰母--韩南侠，苏明--王珏，兰姊--罗扬，地保--方平，马参军--房勉，蒙姬--刘琦，肃狄--鲁渔，萨拉--张倍荣，可汗--田琛，更夫--赵芹，兵甲--李健予，兵乙--李立，丞相--王洪，太监--易立，天子--李影，兰弟--王敏，舞女八人--大同剧社。

 

      乐务部：音乐顾问陈济略，指挥甘汉波(甘陶)，编配黄锦培，效果音乐大同乐会国乐教养院，音乐大同乐会国乐团，技术顾问裘逸华，录音任冰(任光之弟)，总务主任郑玉荪，宣传主任刘耀文，会计主任朱景化，广告设计吴行壁，事务李健，保管宋逸。

 

    主演杨薇，当年25岁，气质高雅，带有洋味，舞台形象出众，在台上又唱又跳，巧笑倩影，把“花木兰” 英姿飒爽的一面，表演得很到位，故深受重庆观众尤其是大学生们的喜爱。现为北京人艺话剧演员的杨薇回忆：“每次演毕，观众们堵住抗建堂出口，等我卸妆出来。有几次我被热情的观众围得脱不了身。” 《木兰从军》卖座很好，后因杨薇怀孕才停演。后来该剧副导演陶金，率另一团去成都演出，“花木兰”由章曼苹（陶金的夫人，原明星公司演员）扮演。

 

《木兰从军》歌曲“塞上思亲”。

    这应该就是当时木兰扮演者杨薇后来回忆中舞剑一场演唱的歌曲。杨薇和先生苏丹（《木兰从军》舞台监督）以及章超群（章曼萍之弟）均回忆，该场，灯光一打，音乐声起，闻乐起舞，台观很美，效果很好！

 

    《木兰从军》演出后的盈余，大部分投给了国乐难童教养院：买木料、制竹笛、成立附设工场。另有一笔给了著名导演贺孟斧的遗孀熊辉。缘因《木兰从军》剧演出期间的5月10日，著名导演贺孟斧故世，遗下夫人熊辉和孤儿，生活很成问题，惊动重庆剧坛，发起大规模救助活动。

 

    《木兰从军》上演之初，曾经拍摄过一段广告片，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制片科科长裘逸华（后去了香港开照相馆）亲自执镜拍摄。这卷电影胶卷，许如辉一直小心珍藏着，文革初期置在家中一只咖啡色的、4寸高度的圆形饼干筒里，还对家人和朋友们说过：如果有放映机，马上就可以放映。《木兰从军》电影胶卷等物，许如辉在文革中上缴于上海宝山县文化局。许如辉还保留了一本《木兰从军》印刷本剧本，后作为四旧被清理。

 

    《木兰从军》，这部20世纪40年代的乐剧，随着它逐渐浮出历史的湖面，时不时显露出独特的光彩，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第一，继承了国民党主张的乐剧传统，再次张扬“乐剧”思想，使乐剧精神从抗日战争前夕一直延续到尾声。

 

    早在1940年6月4日, 国民政府就通过重庆报刊发布过消息：“教育部通令各省推进音乐戏剧”。政府把中国正统的音乐，分为乐歌、乐舞、乐典和乐剧。另有报纸消息：战事日趋激烈，公开征求鼓动士气的抗战“乐剧”。

 

    许如辉对于为何创作乐剧，进行了简单而清楚的阐述：编著戏剧，确是不易；纂组乐剧，尤多艰难。它以戏剧，综合艺术。论话剧乐剧，咸须时地人景之配合得当。而乐剧复以超妙乐曲为主，辅以优良台词与灵活动作，而成其声舞之美。所以，“编纂乐剧，既须精于音乐，复宜明于戏剧”。潘公展对于发扬乐剧，时有指导。

 

    乐剧对于国民党而言，不只是一种虚幻的艺术理想，也不只是一种神圣的歌舞抗日向往，而是一种最为执着和实际的艺术与政党利益紧密结合的政治追求。可以说，自《西施》以来的每一次乐剧试验或者带有政治意义的戏剧主张，都引发了其别具一格的一系列的歌舞戏剧美学命题。这是一种类似于春风催拂大地时，在大地上所产生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一串妙不可言的心灵启迪。

 

    许如辉一生品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个性则是“纳于言而敏于行”，在民国政府抗日期间的乐剧推行过程中，《木兰从军》再次以模特身份出场。

 

    第二，与其说这是一部乐剧音乐剧，不如说这是一部国乐音乐剧，中国民族国乐的传统，在这部剧中如火山爆发，喷盘而发，如旭阳东升，磅礴而出。

 

    许如辉的乐剧与潘公展的乐剧尽管名字一样，但含义更独特。许先生对乐剧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换句话说，他的乐剧见解，无疑是对潘公展倡导的国民党乐剧理念的进一步丰富。这不仅表现在理念上，也表现在技术中，更表现在文化上。

 

    从理念上看，许如辉指出：国内乐剧和木兰之著作，诚多进步。特以国乐配合歌舞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者，则不多见。编写《木兰从军》乐剧，就是要发扬民族精神。

 

    从技术上看，许如辉指出：木兰全部配奏国乐，台词动作一切寄托节奏中展开，以音乐充实故事，故事还与舞台画面结合，以期得其真，穷其善，进其美。此我中华民族特有性之表现，弘扬音乐艺术教育，用以辅助文化运动之进展，故新其名曰“乐剧”。

 

    从文化上看，乐剧是一种民族主义。只不过，它不像其他歌舞剧改革之士那样孜孜不倦地从民间小戏中去寻找歌舞之美与俗乐的结合，恰恰相反，这些乐剧艺术的坚持者们，是要以雅乐的高雅艺术去与他们认为已经民族性褪色了的各类新潮艺术相对抗。因此，对于许如辉而言，乐剧不仅仅是一种歌舞剧形式，而且是一把维护民族传统尊严的锋利之剑。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正统儒家音乐派的风范。

 

   第三、这是一部抗日音乐剧，体现了许如辉对国家、民族命运刻骨铭心的关怀。

 

    如果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对歌舞剧进行理解的话，那么，歌舞剧本身并不能超脱和回避民族危亡和爱国主义，而应该以十分刚猛和无畏的精神，直面现实进行抗争，同时，对全国人民的保家卫国热情给与激发和鼓励。

 

    八年抗战作为一种救国爱国战争，无疑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的文学、艺术、音乐、歌舞剧、绘画、电影、戏剧等各个领域。从1935年乐剧《西施》的美女救国，到乐剧《木兰从军》的女子抗战精神，正是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

 

    而1938年版《木兰从军》，虽然与1945年版《木兰从军》题材相同，讲的都是从军，但后者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从军热的切合，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有谁生下来没有祖国呢？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儒雅之士内心滚烫的爱国之心在执着地释放和对祖国江河破碎、血流江河的悲痛之情。

 

    第四，初步体现出对于中国歌舞剧最高歌舞境界的追求。这是国乐与国剧互通，并产生新效果的奇妙新象。

 

    以许如辉沉醉于国乐、永不言醒的德性，从其许多戏曲作品也可理解，这部乐剧的整个演出有歌、有舞、有乐，而且，是音乐非“从头贯穿到尾”而绝不罢休的。当时乐队阵容也很强大，是交响乐队式的国乐演奏，而不是大齐奏。我们仿佛再次从这场演出中听到，那中华民族独有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戏剧理想在剧场内外久不停息的回响。剧中“花木兰”的扮演者杨薇女士回忆：“《木兰从军》从头到尾都是音乐，音乐非常好听，尤其是花木兰舞剑这场戏。”

 

    许如辉深受郑觐文“礼乐之邦，复兴国乐”思想的影响，自小就心甘情愿地钻入了古乐堆，且专研得很深。所以，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国粹精神必定流淌在血液中，深藏在灵魂里，一旦遇到合适机会就会奔流而出。正是许如辉身上的国乐情结和国剧成分，才赋予《木兰从军》的民族性以超然的深度和美妙的奇观。

 

《木兰从军》主题歌（略）

 

    许如辉是一个正统儒家音乐派代表，自身并没有太多或太清晰的政治意向，用他在后来受到批斗而极力争辩的一句话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搞音乐的！” 。其实，他腹中还酝酿有一批古典剧目，准备亲自编剧，添上音乐、歌舞，借大同乐会这个平台，搬上舞台，包括《浮生六记》、《天国女状元》、《孟姜女与万杞良》（神话剧）、《郑成功》，以及为《红楼梦》中12位金钗，每人写一部歌剧。他只希望用洋洋洒洒的典雅国乐去拆除时代的屏障，对中华民族神圣而奇妙的传统进行一种人类童年般纯朴的追溯、缅怀和发扬，但所有这些在政治毫不留情的铁拳下顿时变成呓语和谵望。

 

    山到成名毕竟高。有道是，真正精彩的社会历史，往往是摆不到桌面的，只能隐忍，是必须要忘却的，但历史比政治更无情，一旦尘埃落地，清晰的世界总会凸现无遗。许如辉，一位为艺术而艺术，为音乐而音乐，为乐剧而乐剧，有思想有抱负，为国为民的真正艺术家，他到死，也是那样纯真和童心，从来不为自己考虑，临终时牵着夫人的手，让她注意手上的肿块，他的朋友来探望，无不背地里哭泣，他却微笑地从喉口吃力地一个一个叫着他们的名字……

 

    尽管，许如辉被磨灭在政治的残酷纷争之中，但乐剧《木兰从军》将永远是20世纪崛起于中华歌舞剧史册中的一座不可磨灭的高峰。许如辉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国乐大师，也是戏剧改良运动以来试图用国乐点亮民族歌舞剧之火的最伟大的音乐剧人！对他的遗忘和背叛，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本文选自文硕著：

《中国音乐剧史》（上）第十五章  陪都重庆乐剧《木兰从军》

（感谢许文霞女士和重庆图书馆提供珍贵资料）

  

参考资料

 

许如辉：五幕古装乐剧《木兰从军》，1945年4月初，中国兄弟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徐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第11章 木兰从军（未出版手稿）

陈正生：也谈《大同乐会》，《音乐学刊》，1999年3月

陈正生：大同乐会活动纪事，西安音乐学院学刊，1999年第2期

王同：对“大同乐会”在现代国乐演进中的认识，1999年2月

许文霞: 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原载《音乐探索》，成都，2001年第4期

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原载台湾台北市立国乐团主编《北市国乐》，

第111期，1995年9月，后收入《抗日战争时期国乐活动回忆录文集》

许文霞：中国民族音乐家郑玉荪，2004/09/08。

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中国音乐年鉴，2003年

《新人周刊》（1935年9月2l日第2卷第4期）《西施》专辑 潘公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