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不是 “红歌”
作者：沈敏特
中国选举和治理网 2011-5-19
关于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在人们的话语中，早已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主流媒体则不反映这个争论;并且重要会议依然少不了高唱《东方红》;重庆的唱红，《东方红》显然属于牵头的“红歌”。最有意思的是那首钢琴协奏曲《黄河》，取材于《黄河大合唱》，和《东方红》了无关连，却偏要在最后一个乐章塞进《东方红》的主旋律。我没有作过统计，我无法判断赞成和反对者，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我呢，不管多数与少数，我坚定地表示不赞成。是与非的判定，是历史实践。
《东方红》被称为“红歌”之首，其实它是最最不“红”的歌。它的本质是“皇家颂歌”。无论是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东方红》的主题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离。请问，谁有本事把《东方红》的“他是人民大救星”和《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划一个等号!可我们偏要在一个会上先唱《东方红》，再唱《国际歌》，硬把两首南辕北辙的歌扯成姊妹篇。
老农李有源唱出《东方红》，这不奇怪。中国的农民在现代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农民的理想是明君和清官;农民起义的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让一个新皇朝替代一个旧皇朝，“彼可取而代之”，从来都是农民领袖的追求和向往。所以，农民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只能是同盟军。共产党对农民领导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对农民进行改造。怎么能把农民歌颂“大救星”的思想当作我们的“红歌”的主题呢!这岂不等于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吗!
一首歌唱起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人信奉皇权也是个人的自由;就像有人,如一位爱新觉罗氏的后裔,在政协大谈
“帝制”的优越性。我们未加禁止，更未予惩罚，这倒的确是一种进步。我一向反对以行政或专政的手段来“禁止”某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言论和精神产品，更反对由此延伸为对当事人的惩治。第一、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大流通的时代，“禁止”几乎是无效的，并且常常适得其反，一“禁止”反而成了畅销书,成了更令人关注的公共话题。第二，精神产品的是是非非，只能靠精神手段来加以解决，马克思早就指出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我老是闹不明白，自诩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有些人，老是忘记马克思揭示的规律，而喜欢到秦始皇那里去找办法。是的，精神产品的是是非非的解决只能是一靠光天化日下的交换意见，二靠实践的检验;有些一时闹不明白的问题是在实践中逐渐得以澄清的。
实践已经很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东方红》内涵的性质。建国前三十年,我们是在《东方红》唱得愈来愈响的过程中度过的。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于高潮和极致。这个过程的内涵就是: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一个人的英明与伟大,使一个人的作用超越于全体人民,临驾于一切组织。这个内涵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革命歌舞史诗《东方红》中得到最大的思想发挥和艺术渲染，使个人崇拜更加渗透人心。我并不否认其中很多节目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但总体构思是个人崇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诗《东方红》几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曲。正是它的思想内涵，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文革反复宣传的关键词语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在当时，它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
否定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关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这个道理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得到了无庸置疑的印证。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必然带来一个民主性的结论:那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无一例外，都要服从这个标准,每个人都要在这个标准前接受检验。于是,才带来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带来了文革定性为“浩劫”的可能,带来了开辟改革开放的航道的可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常识性的原理,为什么在1978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就在于它的现实针对性,它针对了造成巨大民族灾难，使全民吃尽苦头的个人崇拜。要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就必须扫清个人崇拜的乌云。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当时,是一面科学的旗帜,一面民主的旗帜。它应当继续高高地举起,应当继续冽冽地飘扬。
因此，我们应当清醒而理智地回答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的思想资源究竟来源于《东方红》的内涵，还是来源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内涵?曾有这样一条北京大学生打出的标语:“小平,你好!”震撼人心。这说明凡是为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人民是尊重的,爱戴的,但这是平等的同志之情,是对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肯定。而不是对“大救星”的盲目崇拜。从此,再也没有人把“大救星万岁”的口号加在任何个一领导人的身上,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的伟大进步。珍惜这个进步的人们，不能不慎对把《东方红》再次列入 “红歌”的举措。
在我看来,《东方红》不是 “红歌”，而是“黄歌”;当然,这“黄”不是指色情，而是指“黄袍”的颜色。这是帝王之色。唱,当然是可以的,爱唱的,尽管去唱,这相当于宗教信仰自由一样,禁止是有害的,但也要允许对它的批评，对它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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