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珠阁.佛教艺术.雕塑画廊.越剧.南薇剧社

划破陪都夜空的一颗耀眼流星

【大同乐会在重庆】

—— 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

（许文霞 著）

第一章

—— 引言：研究现状

…………

（民国音乐家郑觐文、郑玉荪 许如辉）

大同乐会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团体，1918年成立于上海，创始人是国乐大师郑觐文；1935年郑觐文病逝，乐会陷入无序状态；1937年抗战爆发，郑觐文之子郑玉荪负责迁往陪都重庆；1940年许如辉追随先师、在重庆接任了乐务总干事工作；1946年春，大同乐会在重庆最终结束——这就是大同乐会时间简史，横跨民国29年。【1】若从特征、体制来分析，大同乐会前无借鉴，后无效仿，独树一帜，以整理国乐为己任的宏大目标下，开拓出乐会的理念、宗旨、组织、规模、内涵、活动等成套纲领，完全与众不同。大同乐会对国家所作音乐贡献，及在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绝非以演奏为主体的民乐团体可相提并论。

大同乐会在上海时期的活动，无论口述、还是笔谈，近几十年来尚受到中国音乐界关注和追捧；而大同乐会在重庆时期的史料挖掘、成果研究，则乏善可陈了。由于长期来“谈重庆色变”，加上当事人郑玉荪和许如辉生前不能说，也不能辩，致使音乐界根本未掌握：大同乐会在重庆与在上海时期一样，也完全是在民国高层关注下进行着的有组织、有规模的音乐活动。大同乐会在重庆既溶入大后方的抗战音乐活动，又承担着极了不起的国家音乐基础工作。然则，对迄今尚无很大声响的“大同乐会在重庆”研究现状细分，不难看出存有如下几种观点：（1），是郑玉荪许如辉在重庆零星的个人音乐活动；（2），期待更多史料出土，一探大同乐会在重庆究竟是“恢复”还是“重建”？若是“重建”，则郑、许两人的音乐活动，与上海大同乐会无关；（3），没有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或听信讹传，就匆下结论：“1940年大同乐会便如流星般消失”，全然否认其时有“重庆大同乐会”这么一个实体存在。这样不客观的文字，还出现在近年难得一见的“重评郑觐文”的一篇客观文章中；（4），对“大同乐会在重庆”滥评、恶评，对大同乐会最后不幸解体，讽喻嘲笑、兴灾乐祸。上述观点，摘登如下：　

“大同乐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迁移至重庆，活动不多’” 【2】

“1937年……，郑玉荪将大同乐会的牌子以及某些资料携往重庆。1938年2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专辑）第４版中刊登了以下消息：大同乐会征求队员……。因此，郑玉荪虽然没有沿用大同乐会，但是运用类似大同乐会重庆分会的大同音乐会抗日流动宣传队的称号。至此，大同乐会已名存实亡。1940年，大同乐会便如流星一般在社会的上空彻底消失了。 ” 【3】

“上海大同乐会在八.一三抗战后不久，就公开登报公告结束，并摘下了会牌。留在上海的老会员们，无法继续活动，对此颇有意见，而郑玉荪等人另起炉灶组织的“重庆大同乐会”，与“上海大同乐会“并无直接联系。” 【4】

“卫仲乐赴美期间，郑觐文之子郑玉荪，瞒着大同乐会其他会员，私自携去大同乐会的牌子，并登报申请‘大同乐会’已赴内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郑玉荪鼓吹‘复员’，但大同乐会终久无术还魂。” 【5】

总之，对“大同乐会在重庆”是一片不屑、苛责声。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料掌握不足；此外，缺乏抢救意识，对湮没或行将湮没的音乐界人物不重视，也是症结所在。这样的局面如果长此以往下去，恐怕“中国音乐史研究”仍会行驶在偏离的航道上，每过十年，就要“遗憾”一番。

大音希声、敢讲真话、唯一对“大同乐会在重庆”持肯定态度的，是原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演奏员、88岁高龄的郑体思。郑先生以亲历亲见，兼史料佐证，在海峡两岸两次撰文，肯定大同乐会在重庆，赞扬大同乐会在重庆。郑先生指出：“当时重庆的会员们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国乐艺术，是有其贡献的”【6】； “大同乐会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大同乐会所创造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在乐队建设、乐器制造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在中西乐器、乐队的协调配合演出等方面也开创了新局面。在创作新曲、古乐翻新和对抗日宣传、鼓舞士气、坚持抗战到底的必胜信念等方面，重庆大同乐会做得更为出色和显著”。【7】

作为当事人之一，重庆时期任乐务总干事的父亲许如辉，又是怎么看待“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呢？很明确，他是把重庆时期的活动归结为大同乐会一部分的。他的手稿中多次记有“大同乐会在重庆”7个字，紧随这7字之后，是掷地有声的32字结论：

“重庆大同乐会是上海大同乐会的继续，前者是郑觐文，后者是郑玉荪和我两人。” 　

（许如辉手稿，1968年2月26日）

父亲晚年一直为恢复大同乐会应有历史地位而仗义执言，他要推翻几十年来强加于“重庆大同乐会”是“反动团体”的荒谬结论。他的呼吁场合，包括上海政协、民主党派、所在单位等。音乐界本属最重要的场合，因“人微言轻”，及音乐界本身堡垒深严，他的声音根本不足以传递进去。于是，父亲禀报上海政协，准备撰写《我与大同乐会》回忆录存世。全书将写20万字，不止重庆，他要从上海郑觐文写起……。我父亲是有足够资本写大同乐会的，他1925年就在上海入会了，是当时年纪最小的会员，他历经了大同乐会从上海波及到重庆的各个鼎盛时期。

（许如辉准备写《我与大同乐会》所收集的资料之一，哈同花园全景图考）

1985春，父亲付诸行动，腋下挟一只黑色公文包，足登一双黑绒布面的便鞋，从虹口住家启程，“上穷碧绿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远处去了上海西区徐家汇藏书楼，开始了《我与大同乐会》的写作。当年资料开放有限，写作进程十分艰巨。父亲手稿中透露，他打算以传记文学的形式，一切围绕郑觐文展开、并从郑觐文进上海南京西路哈同花园( 50年代改名中苏友好大厦)任古乐教师一刻写起。为此，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上世纪30年代爱俪园（哈同花园）的全景图考，悉心收集爱俪园主人哈同、爱俪园私校（仓圣明智）校长罗迦陵（哈同夫人）、以及爱俪园大管家姬觉弥（又名姬佛陀）的照片。这些人物，我父亲是非常熟悉的；他与哈同、姬觉弥都见过面的。是哪股动力，驱使父亲许如辉晚年对自己的作品将会失传而满不在乎，不去整理，不去编号，而在一个并不讨巧的时代，一往情深地去写民国大同乐会？我思索良久，最后只有一种解释能说服自己：他是真正读懂“大同乐会”的，也认准了大同乐会非凡的音乐文化价值，他要把大同乐会的珍贵史料加上自己的心得体会，记下来，留下来，传给后代。

不堪回想的是，父亲是在极其恶劣的心境和环境下，着手《我与大同乐会》的写作。“壮志未酬身先卒”，庞大的写作计划，终因大环境形势太差，父亲贫病交加、过早去世而夭折……。上海市政协最后只收到他呈送的一篇有关大同的文章：《王晓籁与大同乐会》(另一篇是《上海市参议院、上海市图书馆合办“虹口图书馆”解放前后纪实》)。就在这数千字的短文里，父亲以入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回忆了1926年某日内的大同乐会——上海嵩山路36号内——会堂的陈设、乐器的布局、墙上的挂饰、郑觐文的起居习惯、初识王晓籁的经过，以及他参与的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大同乐会７人合奏《春江花月夜》的细节……。

长期来，对重庆大同乐会的抱怨和不满，大量落在郑玉荪身上。

比照古时，即有白帝城刘备托孤的感人故事。如果对郑觐文高山仰止，无限景慕，为什么对郑觐文之子郑玉荪如此不敬，耿耿于怀？郑玉荪做了什么坏事，60年来要受“千夫所指”？纷纷扬扬的“把上海大同乐会牌子摘下来”的鲁莽形象，成了郑玉荪留给众人的唯一印象！与郑玉荪缘铿一面，凭道听途说，据以讹传讹，把他视为一个搅局者，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否也。

作为国乐大师郑觐文的长子，郑玉荪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其父音乐理念是极为了解的。郑玉荪学的是商科，但国学功底深厚；虽供职淮河水利局，但私底下最愿做之事，是追随其父，辅佐其父，研究音乐。郑玉荪资职非浅，20年代已任上海大同乐会事务总干事，他曾亲赴外地，选择木料，制作乐器……。当时中国的乐器是不定音的，郑玉荪希望能制作出标准化的乐器，以与国际接轨。他把自己在“导淮委员会”的薪津余额，全数贴给了大同乐会。郑玉荪会七弦琴，精通乐理，编写过高质量的乐理教材、讲义，从事过乐理教学，撰写过箫笛制作法图书。这样一位为人敦厚、毫无城府、沉默寡言、踏实苦干、为国家音乐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却备受了几十年的指责。不为他说几句公道话，与心何忍？【8】

郑觐文病危，郑玉荪郑同荪两子思想准备完全不足。他们分从导淮委员会所在地江苏清江和原籍江阴，星夜兼程，守候在侧，束然无策。郑觐文殁于1935年2月24日丑时（晨1时零5分），享年64岁，郑玉荪始料不及，悲伤不已。因为10天前，郑觐文还在病榻上接待了来自湖南省研究古乐的代表；那天他还嘱咐郑玉荪编好乐理、乐制、乐器等教材，速寄湖南省政府以恢复礼制音乐而用。郑觐文下葬后，郑玉荪痛心疾首、写下了泣血碑文，其父音乐事业无以为继的焦虑心迹，辨明无异：

呜呼！不孝等为衣食所驱，四方分散，素失侍奉，又不好学，无以继承先业，诚万死不足以赎罪。痛思府君，志在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尽力整理 国乐事业，已有相当成绩。当此中央提倡旧道德，推行新生活之际，正拟 为国效力，而天不假年，未及目睹成功，天乎痛哉．谨就平日庭训，历年 遗迹，略述大概，伏求当世君子，锡以像赞，或铭诔，子孙世世感且不朽。

棘人郑玉荪，郑同荪泣血稽颡谨述。 【9】

1935年郑觐文去世，上海大同乐会的凝聚力就消解了。同年5月，郑觐文公祭仪式在上海黄浦剧场对面的贵州路湖社举办，我父亲记忆中是黄炎培主祭。父亲出席公祭、参与奏乐、送别恩师后，就很少参加上海大同乐会的活动，因时年任职明星影片公司作曲、兼营子夜乐会国乐团，忙得不亦乐乎，稍后大同乐会摘牌事端，亦不清楚。

抗战胜利，父亲和郑玉荪相继从重庆回到上海。留在上海的原大同乐会会员，对他们视同陌路，不瞅不理。1949年后，当一些成员被重点培养，父亲和郑玉荪虽出身贫寒，根正苗红，但此时已彻底被抛向一边，弃之如敝屣，在“劝君莫奏前朝曲”、蜚短流长、南北夹攻的形势下，大气也不敢出地沉寂了几十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大同乐会在重庆”这段极有光彩的音乐史，也就这样被从未到过重庆的人士舆论一律，早早地“盖棺定论”了。

作为郑觐文的后人，郑玉荪是否有权处理郑觐文遗下的事务？况且他自20年代起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的事务总干事！郑玉荪显然对上海大同乐会的运行现状不满而摘牌。再则，打着大同乐会的旗帜，开几场个人演奏音乐会，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是否真正代表大同精神？大同乐会的宗旨又是什么？下面章节将提到，从民国揭密档案中可看出，政府是有意把大同乐会迁往了战时陪都重庆。特别是，当后郑觐文时代来临之际，郑玉荪为什么舍其他会员不用，而“草庐三顾”，非要许如辉出来主理大同乐会(重庆)乐务工作？郑玉荪心中是有尺码的：这个人必须崇拜恩师、抛却私念、为人忠诚、业务全面，有奉献精神、行动多过口水、对郑觐文音乐思想是真正了解的，也知道大同乐会究竟应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没有人比郑玉荪更了解其父的苦心孤诣了：“整理中国古乐，制造标准乐器，造就国乐人才”，他要找准一位继承人，来担当大同乐会将面临的浩繁的乐务工作。而我的父亲许如辉，正是一位守得住郑觐文底线的一个人。父亲手稿中，多次提到大同乐会的最高宗旨，事实上他正是一位吃透大同乐会的最高宗旨的人，并能按照最高宗旨，展开“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全部活动：

　　
“重庆大同乐会的性质是业余性质，主要目的是整理我国古今民族乐器和试制古今民族乐器，把过去上海大同乐会大套复制古今乐器的经验，加以整理，加以推广。同时还希望把过去的‘古典乐器’进行翻译工作，这些打算，这些愿望，也开始做了一些，但后来因敌机空袭频繁，经费困难，没有能够全部实现。”

（许如辉手稿，1968年8月24日，7月15日）

正因为笔者接触到的史料（含许如辉手稿）与中国音乐界的结论完全相反，才痛下决心，还“大同乐会在重庆”的本来面目。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云：“历史上许多大事，都是由傻子做成的”，在阅读和整理“大同乐会在重庆”史料时，我对傅先生所言感受极深：郑玉荪与许如辉，不正是傅斯年笔下的“傻子”吗？也只有这样的“傻子”，焕发出一种“傻子精神”，才使中国民族乐派音乐曾攀上很高的台阶。大同乐会精神，至今不灭！

“大同乐会在重庆”因史料繁多，事件复杂，斟酌决定，以年份先后为序，择重大事件而述，以便中国音乐史家作进一步研究：

【大同乐会在重庆】（1940-1946）大事记

   1、1940年冬，郑玉荪许如辉在重庆商议大同乐会复会事宜。
   2、1941年3月，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召开，于右任、陈果夫等出席，作出多项决议。郑玉荪、许如辉列席。
   3、1941年3月到10月，成都乐器制造工厂成立，制成乐器分送军营。
   4、1941年11月，大同乐会第二次理事会召开，陈立夫等出席，作出多项决议。郑玉荪、许如辉列席。
   5、1941年9月至1942年1月，在报刊和城内各处刊登和张贴征求会员广告。
   6、1942年年2月至5月，大同乐会举办国乐训练班 (郑玉荪教乐理, 许如辉教乐器，教材自编) 。
   7、1941年10月，中国国乐团即开展活动，同年11月陈立夫倡议正式成立，团长许如辉，1942年12月26日公开对外演出。　　
   8、1942年6, 7月，《国家典礼乐章》完成，作曲：许如辉，至少公开试奏3次。
   9、1941年春，大同乐会国乐难童教养院前身——训练班成立；1942年9月，大同乐会难童国乐教养院正式成立，院长许如辉。
   10、1942年12月，大同译谱出版社出版《国剧玉堂春》剧谱，许如辉作序，石峰擬制。
   11、1943年元月，大同乐器制造工厂筹备成立。
   12、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大同乐会连续数日，至灵堂奏哀乐；稍后，许如辉为电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纪录片》作曲。
   13、约1944年，大同乐谱印刷工厂筹备成立。
   14、1944年元月，话剧《董小宛》上演，编剧冒舒湮，导演袁丛美，作曲许如辉，大同乐会伴奏。
　15、1945年2月，大同剧社成立。
   16、1945年5月1日，乐剧《木兰从军》公演，编剧作曲：许如辉。
   17、1945年10月8日，接张治中请柬，许如辉代表大同乐会，出席“国共重庆谈判”千人告别宴会。
　18、1945年底，抗战胜利，陈果夫函商，拟将大同乐会迁回上海；许如辉携陈果夫亲笔函先行回沪。
   19、1946年2月，郑玉荪随“导淮委员会”包船回南京。
   20、1946年春，大同乐会在重庆我母亲手中结束。

【参考文献】：

【1】、许如辉手稿。除专门列出的外，凡文中所引所提，均有文字存世。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页61。

【3】、林晨：“昌明国乐，希求大同：重评郑觐文”，《音乐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页105-106。

【4】、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北市国乐》，台湾台北市立国乐团主编，第111期，1995年9月。

【5】、陈正生：“民族音乐家卫仲乐先生”，易闻网，2002年8月9日，http://www.ewen.cc/music/bkview.asp?bkid=23128&cid=39034 。

【6】、同【4】。

【7】、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中国音乐年鉴。200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编，北京，2006年3月出版，页316。

【8】、许文霞：“中国民族音乐家郑玉荪”，载【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2004年12月9日首发。【寒夜闻柝】网“大同乐会”栏目同藏。

【9】、郑玉荪、郑同荪：＂先严觐文府君行述节略＂，《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十》（卞孝宣、唐文权编），北京团结出版社，北京，1995年，页 714-716。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郑裕彤）图书馆收藏。

(本章将收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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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

第二章

—— 防敌伪胁迫, 大同乐会迁往重庆

1937年8月，郑玉荪在上海毅然摘下大同乐会牌子，准备携往重庆，同时登报声明，大同乐会在上海结束。个中原因，已在民国档案中披露：“为防敌伪胁迫, 大同乐会迁往重庆”。这是抗战爆发，民国政府为保护音乐事业，在音乐界实施的宏大计划之一。父亲许如辉开初并不知情。

1937年底，父亲与郑玉荪是在日寇炮火的追遂下，分抵的重庆。我父亲是随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秘书——远房舅父钱智修（监察委员）一家四口，从南京郊外启程，乘火车奔赴大后方的。他们从南京撤退的时间是1937年11月下旬。当时在南京的政府机关已搬去一空，日机昼夜狂轰滥炸。钱智修的夫人谢阿娥患上伤寒症病倒在乡间，而伤寒是会传染的，这样钱智修就无法带领全家随监察院机关的包船撤退重庆。谢阿娥拖着病躯之体上路，钱的一双儿女（男孩只有两岁）年龄还小，我父亲帮着舅父，一路照顾着病人和小孩，从南京火车站出发。车到安徽宣城火车站后，又遭遇敌机轰炸，父亲和钱家四口所带衣被全部炸光了，只剩身上一套。他们一行五人，走一段路，搭一段车，住一回家。钱智修沿途靠出示出自己的名片，散一些钱，得到地方小单位的帮助，派到一位员工，找来一张方桌，四脚朝天，让谢阿娥坐在上面，由钱智修、钱的女儿、我父亲和员工、一路抬着跋涉着朝大后方挺进。途经春阳、贵池、抵达安庆，转船顺长江而上，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汉口。在汉口住了几天，大家才添了一些衣物，并联系上监察院的差船。该差船一船一船地接载逗留汉口的员工，父亲与钱家四口于12月底抵达山城重庆，前后走了一个月。由于走得仓促，父亲连我的祖父母也来不及秉告，他以为此行最多就是数月，谁知一去就是八年。郑玉荪则是随导淮委员会撤退到重庆的。父亲和郑玉荪初抵重庆后，同处一个城市，彼此间并不知晓。“江苏大同音乐会抗日流动宣传队”在重庆青年会公演，是1938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过消息，报章没列主办者名字，我父亲也没有参与此事，他与大同乐会的命运再度连接，已是1940年的冬季。而大同乐会在重庆，不是“另组”，而是“复会”，这在父亲1969元月元日手稿中也有明白记载：

“1940年冬，我还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工作，原上海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的儿子郑玉荪，来到重庆，他来“电台音乐组”找我，一方面叙叙旧，另一方面，他有个打算，想把上海“大同乐会”在重庆恢复起来，要我协助他一起搞。他要继承“父业”，我要报答“师恩”，就这样在重庆办理“大同乐会”复会的工作。

上海大同乐会是王晓籁出面的，重庆大同乐会仍然用了王的名义。并经王在重庆又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一起出面，这样在1941年5月间，用乐务主任王晓籁，事务主任潘公展，乐务总干事许如辉，事务总干事郑玉荪，具备复会文件，向“社会部”和“教育部”分别呈报备案。到了九月间，经社会部批准复会，并刻发“重庆大同乐会”图记木质长方形图章一枚。”

（许如辉手稿，1969年元月元日）

父亲是经过考试，进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时间是1939年11月，经办人是电台的王者香。父亲在电台的职衔有三项：“音乐组助理、古筝演奏员、兼职作曲”，生活无忧。他回忆，（应是1940年）郑玉荪多次打电话给他，希望恢复大同乐会，但开初他并不允诺，回复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局势又这么乱”。后来经不住郑玉荪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父亲思想开始松动，但仍举棋不定，于是对郑玉荪说：“上海大同乐会是王晓籁出面的，如果要恢复，应该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而王晓籁当时并不在重庆。

我父亲继续回忆：不久，重庆报刊登载了一条消息：“国民参议员王晓籁到渝”，郑玉荪喜出望外，于是约了我父亲，一起到交通银行见王晓籁。

交通银行坐落于重庆市区两路口的坡地上，行长是钱新之，董事之一是王晓籁。巧得很，钱、王两位，原来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理事，王晓籁更是名誉主任，是郑觐文忠贞不二的支持者。王晓籁与郑玉荪其实也早有乐务联系，往来频繁。王晓籁与我父亲则同是浙江嵊州人。王晓籁喜好京昆剧，是上海中华公票友会会长，30年代常粉墨登场，唱唱“黑头（偏重唱工的大花脸）”；我父亲则吹管吹笛，为他伴奏。因此，王、郑、许，三人原来就很熟稔。王晓籁听了大同乐会复会计划后，毫无异议，并建议两人到“国民策进会”去找黄任之。

黄任之，即黄炎培，是郑觐文生前好友，我父亲与他私下的首次接触，也是30年代上海那次吹埙的晚会上。这次见面，黄炎培也非常支持复会，还表示可以在“国民策进会”里腾出两间房子，供大同乐会使用。这样，支持的人有了，郑玉荪与我父亲开始筹划复会步骤，后来在“国民策进会”（重庆会府曹家庵１６号）挂上了“大同乐会”牌匾。与此同时，他们在城内张贴广告，征求会员。乐器除了郑玉荪从上海带来的外，绝大部分是从重庆二手乐器铺里收购而来的旧货。大同乐会自设工场后，乐器才“改朝换代”。开初阶段开支不大，郑玉荪和我父亲把彼此工资投入运作，并借重庆放映所等地练习、演奏。大同乐会日趋繁忙后， 1941年9月父亲辞去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郑玉荪一直没有脱离“导淮”编制。

大同乐会在重庆复会，旋被纳入民国政府高层管辖，原因复杂，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民国政府有意把大同乐会作为弘扬本国音乐的重镇，通过大同乐会宣扬民国音乐主张。由于机构庞大，任务纷繁，重庆大同乐会成为获政府较多资助的社会音乐团体之一，这也是后来落得“国民党经费资助”浑名之原因。第二，是郑觐文上海大同乐会影响力的延续。第三，是王晓籁等一批崇尚国乐的上层人物努力的结果。王晓籁最主要的身份是商人，商界头衔有“上海商会会长，全国商会理事长，交通银行理事，航空委员会董事长，保险公司总经理”等。他的政治资历也不浅：“光复会成员，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民国开国元老”。革命需要银帛，作为长期支持国民革命的大财东，王晓籁成了党内“一言九鼎”式的人物，他又时常离开重庆作私人商务旅行，于是把大同乐会托付给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潘公展的夫人，叫唐冠玉，是位国画家，平日习琵琶，研古琴，醉心国乐。许如辉曾给她讲解过琴曲，介绍过《天韵阁》琴谱。受夫人影响，潘公展也喜欢上了国乐。其实潘公展1930年初就是上海大同乐会理事了，此时已在重庆中二路纪明坊3号着手大同乐会迁渝安排，汇集了来自上海的旧理事，又在重庆发展了一批新理事。1943年，大同乐会重要决策，都在中二路纪明坊3号讨论。到抗战结束时，大同乐会形成了有43位文化精英组成的庞大理事会，献计献策，认购捐款，建设乐会。

为什么大同乐会能“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深受民国高层重视? 因为大同乐会传递的音乐文化理念，与民国立国精神不谋而合。民国《国歌》中有“大同”精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民国《国旗歌》中也有“大同”精神：“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而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先生，与民国文化精英蔡元培、胡适之、李石曾、许世英等过从甚密，彼此影响；他为乐会定位的音乐思想，吸收了康有为“天下大同”的理念：“今也世界之大通，一切事业胥归大同，音乐为直接自然体，当为一切事业之先导”。郑觐文对国乐执著，提倡雅乐，要恢复古乐，并制定礼乐，以构建音乐大同境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之亦然，故充满郑觐文音乐理念的大同乐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注定会与提倡“礼让为国，文化复兴“的民国政府高层和文化精英走在一起，而备受礼遇；这种无比默契、合拍的紧密关系，一直延伸到重庆时期的大同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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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来源】：

。许如辉手稿

。钱智修女儿钱孝琪（90余高龄）女士口述，2009年3月4日。

（第二章完。2008年6月28日定稿本。2009年6月18日修改。本章将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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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

第三章

于右任等出席 大同乐会召开理事会

大同乐会迁渝后不久，理事会就恢复了，并增添了不少新理事。许如辉手稿所言“理事会议”已非孤证，后来不断解密的民国档案完全可予以佐证。

（重庆大同乐会理事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网图）

大同乐会迁渝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于1941年3月18日下午5 时，在重庆交通银行准时召开。出席的理事有于右任、孔祥熙 (由宋美齡的私人秘书汪日章代为出席)、许世英、陈其采、陈果夫、陈立夫(郑颖荪代)、杜月笙、钱新之(蔡仁抱代)、王晓籁、潘公展(王晓籁代)10位，实际到席9位。

郑玉荪和许如辉列席了这次理事会。此后每次理事会议，郑、许均列席。

会议主席是王晓籁，记录是许如辉。

（民国档案：重庆大同乐会第一次理事会，1941年3月18日)

首先全体肃立，由王晓籁恭读总理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读毕，王晓籁作会务报告。

这是一次承先启后的会议，一次缅怀上海大同乐会成就的会议，一次商议重庆大同乐会如何继承和发展的会议。会前准备得很充分；会上提出的大同复兴计划，许如辉手稿中提及是他制订的。而举足轻重的多位民国高层，此刻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来此正襟危坐，共商中国音乐的前途，说明大同乐会在重庆复会，意义非凡。由于国乐大师郑觐文之子郑玉荪在座，原大同乐会老会员许如辉在场，上海大同乐会理事许世英、杜月笙等名士见证，加上王晓籁原来就是上海大同乐会会务主任，因此本次会议对上海大同乐会所作回顾，恢复的是一种历史本貌；本次会议对大同乐会何年成立，宗旨与举措，迁渝原因等等解说，完全可视为历史定论。

王晓籁报告内容如下：
　　
大同乐会发起于民国七年，由音乐家郑觐文先生所创办，素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制造标准乐器为主要工作。迨民国十九年始成立理事会于上 海，推李石曾、潘公展、郑觐文及晓籁等为常务理事，晓籁兼会务主任， 郑觐文兼乐务主任。造成中国乐器样品一百六十余种，并组织五十余人之东方大乐队，时常招待外宾，宣扬中国固有文化，成绩卓著。八．一三 后，会务无形停顿，且恐被敌伪方面压迫利用，经公展先生函商在渝理事，将本会迁设重庆，均蒙函复赞同。晓籁因公到渝，商同公展先生，定 于三月十四日下午召集理事会议，后因空隙关系延会，改定本日（十八日）下午五时举行。

接着，王晓籁阐述了重庆大同乐会应迅速展开的工作，包括征求会员，制造乐器，选拔难童，训练乐队，设立乐器工厂等。从王晓籁的报告可见，重庆大同乐会无一不是延续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在办事，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音乐团体，而是面向全国，引领社会、统筹本土音乐发展的中国国乐基地：

今后本会拟根据历来经验，在社会方面服务，有助民训工作之推进。进一步征求会员，集中力量一面制造乐器，训练乐工，供给社会采用，籍收事半功倍之效。今已得赈济委员会许委员长同意，先行选拨难童六十名，为一班训练乐队，并实习制造乐器，每半年添设一班，二年以后分发各地，教练乐队，设立乐器工厂，并准拨款二万元，制造应用乐器，购备材料，从速开始训练，在实际方面求国乐事业之继续发展。拟由乐会再呈请教育部拨款二万元，又由理事会筹募二万元，共六万元，制造大批社会上通行之管弦簧击等类乐器，俾军队学校，民训机关，民间乐团，均可得到适用之中国器乐。　

文化和音乐，从来就密不可分。“君子思不出其位”，与会的理事，虽非音乐通才，却是儒学硕彦，凭藉各自对传统文化的独特见识，直入腹地，为国乐号脉，探国乐本质。

陈果夫 (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曾任中央组织部长) 会上提出，“整理中国乐器应有详细算音方法。”

郑玉荪作了“制造管弦乐器之配音方法”的发言。

许世英 (又名许静仁，时任赈济委员会主任) 接着提议：“制造中国乐器应尽量保存原来形式，订正律制，需保存古代十二律之名称，不要用洋文字以期易于社会普及。”

杜月笙提议：“应多聘理事，藉以增厚力量。”

陈蔼士 (又名陈其采，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 建议：“增聘音乐专家为大同乐会理事，切实研究整理国乐之方法。”

会议决定加聘顾一樵 (顾毓琇, 教育部政务次长)、郑颖荪 (国立礼乐馆馆长)、胡彦久 (重庆国立音乐院秘书)、竺鸣涛 (军委会办公厅高级参谋)，康心如 (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为新理事。并推定陈蔼士、许静仁、潘公展、顾毓琇和郑颖荪五人，审查所有议案。

上述提议，全部获得通过。

(民国档案：大同乐会工作程序草案，1941年3月18日)

会上还提交了“大同乐会工作程序草案”，拟分三步推进发展：

第一步：1，择定几种社会上最通行的乐器，根据乐理规定配音方法，以助音乐教育工作，并逐步制造全副乐器样品。2，在(战时) 保育院里设立制造乐器职业训练班，增加乐器制造人员，开办训练班，以便组成音乐队。 3，制造大批军笛供童子军和军队之用。 4，用中国乐器试编国乐和声曲，以供中西音乐家研究新中国音乐作曲方法之参考，希望全国音乐界在同一线上求进步。5，接受文艺家新作抗建歌词，试代制谱。 6，翻译满蒙回藏及缅越乐曲。

第二步：1，设立乐器工场正式营业。 2，扩充制造乐器训练班，在各处分设工场，供给全国应用。 3，成立编辑部和职业音乐队。

第三步：1，成立研究室聘请专家整理古曲。2，成立国内考察团，采集地方音乐、歌剧、歌曲，以备整理。3，成立国际考察团，游历各国，交换中西音乐艺术，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
　
细读大同乐会“三部曲”的复兴草案，实感慨不已！壮大国乐，挟民族特色而游历各国，藉交流而沟通中西音乐艺术。大同乐会确非一般演奏团体，它推出了复兴国乐的全盘计划，要成为集“制造、编曲、整理、教学、辅导、研究、交流、演出”于一体的庞大音乐团体；它还要兼顾抗战、支持军队、服务社会；它更是立足大同，心系全国，放眼世界的中国民族音乐团体。

此时此刻，大同乐会理事们关起门来讨论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大同乐会本身，而是探索中国国乐的发展方向，中国音乐的基本建设。从这些来自高层的理事们所关注的议题来看，民国政府振兴国乐的思路，绝非雕虫小技式的，而是有整套设想和规划，最后归入“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世界大同”，这种思路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在战时的非常时刻，民国政府把振兴中国国乐的基地，放在重庆大同乐会。而此时此刻，正是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民族乐派音乐大发展时期，倘若当时顺着大同乐会制订的目标发展，三步规划付诸实现，中国民族乐派早就建立、添列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了。

第一次理事会开了2个小时，没有半点酬酢、虚悬、奢谈余地，而是紧凑、细微、直奔主题。会议多项重大决定记录在案，全部入档，日后监察执行。原来民国高层议事会是这样开的。　

3天后，1941年3月21日重庆《中央日报》发布了一条简短消息：“上海大同乐会日前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由总干事郑玉荪研究制造管弦乐器之配音方法……”。理事会高层人士的发言，具体实施计划，并未见诸报端，此后也从未见诸报端，他们只在幕后默默无闻地献计献策，制订总纲。而代表大同乐会在重庆公开出面，具体实干者，只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两人。数年前我采访重庆大同乐会会员刘志坚老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凝聚了庞大民国高层人士的理事会的存在。

其实，第一次理事会召开之前，潘公展和王晓籁已在重庆中二路纪明坊三号，设立了大同乐会办事处。“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没有乐器，什么都是空谈，理事会后，许世英领衔的赈济委员会，如期拨出了乐器制造经费两万元。郑玉荪和许如辉立即按照议案，筹划乐器制造工场，最后在成都找到一处地方，两人成都重庆来回奔波，选择工匠、采办材料、监制督造。

1938年2月到1942年8月，是史称“重庆大轰炸”的非常时期。日寇西进贵州后，难以逾越四川蜀道，于是改以飞机整日密集狂轰烂炸，以摧毁国人抗日意志。西南武汉、成都、重庆，均成为日寇投扔炸弹的倒霉城市。大同乐会在成都制作乐器，正赶上“重庆大轰炸”，郑玉荪和许如辉往返成渝之间，困难可想而知。 1941年11月，距第一次理事会决议8个月后，乐器全部完工，计40余种，4千余件，大部分是军队急需的笛子。这批乐器运回重庆后，均藏于乡间，以避空袭。重庆多的是石头和山洞，乐器安然无恙。第一阶段制造乐器任务圆满完成后，成都工场即被关闭。郑玉荪和许如辉从成都带回了两位手艺较好的制作技工，安置在大同乐会，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土桥难童国乐教养院的乐工。随后大同乐会又在重庆本部和万县设厂，继续乐器制造。

1941年11月20日下午3时，距第一次会议9个月后，大同乐会召开了迁渝第二次理事会。这次会议假重庆市中区中央图书馆召开，出席的理事有6位：陈立夫(教育部长)、郑颖荪、黄伯度(总统府副秘书长)、潘公展、王晓籁和顾毓琇。郑玉荪和许如辉列席。王晓籁任会议主席，许如辉记录。

(民国档案：重庆大同乐会第二次理事会，1941年11月20日)

会议检视了第一次理事会各项动议的实施情况，尤其汇报了成都乐器工场进展情况，肯定了成绩。王晓籁代表大同乐会，作了第二次理事会常务理事报告，中心是制造标准中国乐器和会务进展情况：

本会曾于本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移渝后第一次理事会议，公展晓籁即根据议定方针，开始筹备，在此八九个月中，以制造乐器为重要工作，兹将经过情形，报告如下。

我国乐器原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自满蒙回藏合并为一，又添虺、茄、鬃、贝、韦五类，共十三大类，互相配合，变化繁多，各有妙音，故除整理旧有乐器外，苟能再求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本会此次所造乐器，根据议定方针，先行整理社会上流行之乐器，使其发音各有标准，则音律制度便可统一，对于音乐教育较易推进，一方面希望于短时期内，集中国内有演奏技能者，均能就地联络机关学校学术团体，用适宜之音乐歌曲，协助国家，办理宣传民训工作，籍增抗建力量。本会造成之各类乐器，凡四十余种，足敷组织五个音乐团体之用。关于订正音律问题者，有排箫及子母相生管二种，各十余副，备供大众研究。关于辅助教育问题者，有童子军笛五种，计四千支，备供各学校采用。关于训练难童及会员练习所用者，（１）金类乐器有云锣一种，计二副，可与丝竹等器合配，其余金属乐器甚多，非普通乐器所需要，俟将来整理中国军乐及典礼音乐时，再行研究制造。（２）石类乐器之编磐，原料采于安徽灵璧县，暂时无法采办，但本会有编磐二副，存于上海。（３）丝类乐器有瑟、箜篌、阮、双清、低胡、忽雷各五只，琵琶十只，二胡四十只（忽雷二胡亦属虺类）。（４）竹类乐器有燕箫、燕笛二种，各五十支，虽系通俗乐器，而坊间寔无可用之出品，本会应预备供大众采用，又有竹制十二调合乐箫，十二调昆曲笛，各十二种，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交办之乐器，至国乐进步时，应废除燕制箫笛，而代以新制箫笛。（５）匏类乐器之笙竽二种，音色美妙，练习便利，亦为重要通俗乐器，惟坊间制簧方法不合，最易损坏，几乎用二次修一次，殊感不便，本会现正预备制簧材料及机械，不久可望成功。（６）土类乐器有埙嘂二种，各一百件，音色浑厚，而社会无习用者，因设法提倡。（７）草类乐器甚多，应于整理军乐时，与金类乐器同时研究制造。（８）木类乐器如柷、敔、拍板等，大抵为乐章乐曲节奏所用，将来逐步制造。（９）其他虺、茄、鬃、贝、韦各类乐器，有在制造中者，有待购办材料者，现在本会不求乐器种类之多，惟求合乎音律，适于寔用，能使整理国乐事业，逐步得到效果，以上为制造乐器之经过情形。

制造乐器为一种筹备工作，本会整理国乐之业务，亦应照原定程序从速推进，关于训练难童造就音乐职业人材一节，业已拟具计划，及概算，送请赈济委员会审核办理，关于征求会员，组织业余乐队，为国家服务一节，亦已商准新运总会，及青年会，借用练习场所，一俟曲谱有所预备，即可征求会员，开始练习。以上二点，为本会业务之基础，其他编练新曲，供给社会乐器，组织中国军乐队，研究国乐改进方法种种工作，自当会同各主管机关，及文化团体，切寔进行。本会迁渝九个月来，所做工作已如上述，今后工作十分繁重，深望诸公时加指教，共策进行，以匡不逮。（民国档案）

王晓籁宣读的这份报告，十分精到、详细，还兼及上海大同乐会乐器收藏情况，相信具体承办清点乐器者，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从报告阐述所见，9个月内，成都乐器工场共制作了40余种乐器，总数达4千4百多件，其中军笛又占了大部分，有4千多支，后来都分发到军营。除了政府指派任务，为社会提供乐器外，这些乐器亦为大同乐会下一步发展，承担了最基础的建设工作。而征求会员、培养难童、整理国乐、编练新曲，公开演出，乃至成立中国国乐团等等构思和部署，均在郑玉荪许如辉“大同乐会复兴”计划的框架之中。郑、许两人自第一次理事会召开9个月来的成绩，有目共睹。

接着，事务总干事郑玉荪和乐务总干事许如辉在理事会上请议：“会中应用乐器既已告成，筹备工作告一段落，今后自当努力推进会务，而无固定会所应如何办理案。”（决议：设法借用公有房屋，如无办法租用民房。）

郑玉荪和许如辉再次请议：“此次所造乐器可供5个音乐团体应用，亦已在本市城内借定新运总会及青年会为练习场所，即将广征会员，开始练习。城外方面无法接洽，联系场所应如何办理案。”(决议：城内外均应设立练习场所，设法接洽。)

郑、许第三次请议：“本会制造乐器经费，在4月收到赈济委员拨公款万元，到9月底用尽。10月份又收到各理事捐助制造乐器募金4千5百元，仅可维持两个月开支。今后本会分域下乐器工场工资及材料办公等费用，每月至少2千2百元至3千元，应如何筹措案。” (决议：再发函催尚未捐款理事，各助制造乐器基金5百元，以应急需。)

顺便一提，民国政府的审批制度颇严，如需政府拨款，各部门间交叉审查，上下之间层层审查，立案备查，即使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出面，写了大量申请接济信函也无济与事，故郑玉荪整天敲打算盘，列支造册，平衡预算，上报款项运用情况。各理事捐款4千5百元，可推算来自9位理事。

会上，郑玉荪和许如辉又请议：“现在后方需要乐器，本会如能制造出来，确能筹措事业经费之可能，亦已建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造乐器，分发军营，编组中国军乐队，藉增精神训练之材料，但尚未接到政治部复函，应否再行接洽。”(决议：可设法接洽。)

王晓籁理事提议：“本市各机关团体之设有音乐会者，应接洽合作，藉增进乐教及服务社会之力量。”(决议：通过。)

陈立夫理事提议：“应从速征求会员2百名，开始练习，编组大规模之国乐队服务社会。本会应援照中华交响乐团之先例，呈请行政院发给经费，组织中国国乐团，以备国家典礼及招待外宾应用。本会曾在上海造成中国乐器160余种，现在仍应如数制造，扩充乐队之组织。” (决议：通过。)

第二次理事会后, 中国国乐团就宣告成立, 隶属大同乐会，团长是许如辉，他为之专门写了一批乐曲供演奏，同年即开始演出, 后面章节会详谈。会上陈立夫援引的中华交响乐团，是以演奏外国乐曲为主的西洋乐队，1940年年6月6日在重庆成立，团长是吴伯超。陈立夫对此乐团的建设也甚关注。而解读陈立夫此次提议，足见民国政府欲在大同乐会建立国家级的大型国乐团。

会上潘公展理事提议：“加聘谷正纲、黄伯度、洪兰友、吴国桢和包华国为理事。”(决议：通过。)

大同乐会其它理事会的召开细节，尚有待挖掘。下面是许如辉回忆的1944年的一次理事会：

1944年10月，王晓籁在重庆借交通银行举行过一次大同理事会，那天潘公展因病没有到，是王晓籁主持的，我和郑玉荪列席。到会的有于右任、许世英、陈果夫、陈立夫、钱新之、顾毓琇和王晓籁等。王晓籁在会上汇报重庆大同乐会工作经过，并提出要赈济委员会和教育部支持大同乐会难童教养院，解决给养问题。在这个会上还发给到会的理事每人一套可以肩背的“五音曲笛”，当时笛上刻着C、D、E、F、G。许世英提出：“还是用古律名好， 不要用洋文字母”，大家同意这个意见。 后来就仍用“黄钟”、 “太簇”、“ 姑洗”、“应钟”、“无射”。会议不长， 开了不多久就散会。

（许如辉手稿，1969年元月元日）

会上发给理事们可以肩背的“五音曲笛”，是许如辉和郑玉荪根据图考，绘制试制而成，后面章节会详谈。

写到这里可看出，“大同乐会在重庆”，已不仅仅是郑玉荪和许如辉个人音乐活动的评价问题，而是长期被忽略、但极为重要的民国音乐史该如何书写的重大课题了：民国民众喜好什么音乐？民国政府如何组织音乐活动？民国主流社会提倡何种音乐？民国朝野以什么途径资助音乐团体？民国高层和文化精英持什么音乐观念？民国大同乐会对国家音乐作出什么贡献？抗战非常时期音乐国策是什么？等等。

如果说上至远古雅乐、汉魏六朝、唐宋燕乐、金元宫调，下至明清九宫的24史音乐，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须音乐界化大力气整理、总结，那么紧随其后的第25史民国音乐，同样也是不该漠视和回避的瑰宝，它是一脉相承的中华音乐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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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完。2008年6月28日定稿本。本章将入【中国音乐年鉴】2007年卷，）

【相关阅读】：

。许文霞：【大同乐会在重庆】总目

。【大同乐会在重庆】后日起连载

。【大同乐会在重庆——从郑觐文到郑玉荪许如辉】即将发布

。郑体思：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

第四章

李石曾牵头, 大同乐会理事全册

   从1941到1946年，大同乐会在重庆期间的全部活动，是由一支精英荟萃的理事会主导的。目前所见，该理事成员共43位，牵头人是李石曾。与上海时期一样，这个理事会涵盖了民国政要、商贾和学界精英。理事会大部分成员，“诗书执礼，文行忠信”。他们受教于旧时孔孟思想，崇德修学，理念沉毅。而西学归来的游子，更显得崇尚古乐，喜爱国乐。且理事会中没有一位浪得虚名，个个不求名份、真心投入、出钱出力、勤恳务实。更重要一点是，在民族危机骤升、国难当头之时，理事中找不出一位敌伪分子，每位都是支持抗战的大儒。理事会中也不乏绅商，但革命需要腰缠万贯者的支持。

     为什么大同乐会登高一呼，能“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呼应者掏钱又议事? 而民国史上没有其它音乐团体能享此殊荣？这不是与郑觐文有私谊所能解释的，因为此时郑觐文已逝；这只能是大同乐会的精神所召，精诚所致，才能云集一大批“鸿儒俊秀”。

     前述大同乐会与民国立国思想吻合：“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因此与民国高层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个专事弘扬高雅文化、提倡国乐、有实力制定国家音乐总纲的音乐团体，是很难为民国政府所抗拒的。

　　据民国档案所载，重庆大同乐会理事名单如下：

     于右任，吴铁城，孔庸之，吴国桢，王雪艇，竺鸣涛，王延松，洪兰友，
     朱骝先，李石曾，胡彦久，竺鸣涛，孙哲生，杜月笙，陈蔼士，包华国，
     陈果夫，居觉生，陈立夫，周惺甫，许静仁，谷正纲，黄伯度，康心如，
     康心之，张岳军，张公权，裴铁侠，叶楚伧，赵佩昆，刘航琛，郑颖荪，
     钱新之，谢冠生，戴季陶，杜月笙，顾一樵，黄炎培，沈百先，张治中，
     张道藩，潘公展，王晓籁。


     由于上述理事与大同乐会关系极为渊远，故分作注释：

     大同乐会理事长是李石曾，他将放在最后介绍。

     理事名单排名第一的是于右任 (1879-1964 )，字伯偱，陕西三元人。须发飘飘的于右老，人称“美须公”和“太平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书法大家。早年在上海创办复旦和中国公学，1906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宣传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长。抗战初期曾作《抗战歌》词一首，并通过钱智修的关系，由我父亲(许如辉)谱曲。稍后（1941年3月），“接受文艺家新作抗建歌词，试代制谱”的条目，即专门列入了重庆《大同乐会工作程序草案》中。40年代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期间，于右任多次出席大同乐会理事会议。此外，建于抗战期间的重庆著名演出场子“抗建堂”三字，是于右老的题词和手迹，出于他的名言“快快抗日，建设国家”。1949年后移居台湾。于右老热爱祖国山川草木，晚年希翼两岸政党和解，1962年在台湾写过著名的《思乡曲》( 又名《望大陆》)，被视为遗嘱、广为流传。温家宝总理曾在外交场合吟颂过这首《思乡曲》：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陈蔼士 (1880 - 1954)，即陈其采，浙江湖州人，陈其美的弟弟，陈果夫陈立夫的叔叔。陈蔼士篤信佛教，江浙财团重要人物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陈任临时总统 (孙中山) 府参谋本部次长，后任北京中国银行总文书，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同仁眼中的他：“ 和蔼稳健，举动言语，温温蔼然如其字”。大同乐会理念、经费等重要支持资助者。

     陈果夫 (1892-1951)，1911年加入同盟会，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央政治学校（大同乐会曾应邀去该校演出）教育长。中央政校是专门培养政府行政长官和幕僚的学校，相当于时下热门的MBA、EMBA教育。陈还就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厅主任。陈果夫1942年后即远离政治，潜心著述，提倡旧德，呼吁恢复礼仪制度，写有《服制要则》，《医政漫谈》，《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等礼俗、医学、教育、文化类图书200万字，深得胡适钦佩：“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陈立夫评价曰：“我的大哥果夫，虽然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他有一个特点，使我十分敬佩，他除了买书外，从不喜欢买别的东西” 。1945年，陈果夫书信一封，由许如辉带回上海，函商沪教育部，大同乐会拟迁上海。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病逝。【1】

     陈立夫 ( 1900- 2001)，比陈果夫年幼8岁之弟。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毕业，中央宣传部部长，时任教育部长。自30年代起，他就支持郑觐文和大同乐会，在立法院提议建立国家乐典编制委员会，获决议通过。40年代重庆大同乐会理事期内，倡议组建中国国乐团。50年代初移居美国，以办养鸡场维生。晚年居住台湾，研究儒家学说，推动两岸和解，提倡中国文化统一，著有《四道一贯》、《成败之鉴》、《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等书。并主持翻译了李约瑟(英) 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2001年以百岁高龄病故。

     康心如 (1890-1969)，同盟会会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早年办过《国民公报》。1927年，收购四川美丰银行全部美资，成为华资银行总经理。时任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1949年后任全国工商联执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9年病逝北京。康心如参与重庆大同乐会大量理事工作，捐款不落人后。大同乐会在重庆期间决策层面的机要档案，有很大部分保存在他主理的四川美丰银行机要股内。大同乐会档案得以重开天日，康心如功不可抹。【2】

     黄炎培 (1878-1965  )，字任之，号楚南，上海川沙人，清末举人。曾因反清而被判处死刑，为此亡命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参议员，民盟主席，中华职业学校校长。 20年代即为上海大同乐会理事，郑觐文的重要支持者。抗战重庆时期，拨出私宅曹家庵，供大同乐会活动。据许如辉回忆，起先房租水电分文不取，后来只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水电费。1949年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其子黄万里为水利专家，1957年因直率指出盲目建造三门峡水库的祸害，被莫须有地打成右派，黄炎培爱莫能助，遂成晚年心病。

     洪兰友（1900-1958），民国政府社会部政务次长，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许如辉曾应洪兰友之邀，为法务所作过《法务所所歌》一首。

     郑颖荪（生卒年不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时任内政部属下重庆国立礼乐馆馆长。来自北京王府井一带的著名古琴家，许如辉笔下的“ 北方国乐家”。1934年7月刘半农在北京去世，治丧事宜由他张罗。重庆时期频频造访大同乐会，传递内政部消息，亲送经挑选的诗词，供《国家典礼乐章》国乐版编制。许如辉编制乐章期间，不时赴大同乐会，了解进度，聆听试奏。

     许静仁 (1873-1964)，即许世英，安徽秋浦人，前清秀才。 1921年任安徽省长。段棋瑞时期内阁总理。1926年辞职，参与反孙传芳苏浙皖联合会，遭通缉而逃往香港。1928年起任民国赈济委员会主任，间中1936年曾任驻日大使一年。1947年任总统府高级顾问等职。病逝台湾。郑觐文的好友，大同乐会在重庆时期重要支持者。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公派赴美，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是周恩来密友，罗隆基同窗。时任重庆市长，后任外交部代部长，上海市长等职。1949年赴台湾，曾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长期为官，却不乏学者气度。为政清廉，处事讲求原则。虽是重庆大同乐会理事，但遇大同拨款求诉，不徇私情，把关严格，一丝不苟。

     王雪艇 ( 1881-1981)，即王世杰，湖北崇阳人，法学博士。手创武汉大学。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教育部长，大同乐会重要支持者。

     戴季陶 (1891-1949)，又名戴传贤，四川广汉人。清末留学日本，入同盟会，任孙中山秘书。历任中山大学校长，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等职。1928年10月，任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总理纪念歌》、《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词，当年非常流行。【3】其中的《总理纪念歌》，曾在南洋诸国华人中有《代国歌》之称。【4】  戴还是中共创建人之一。1949年在广州自杀。时任蒋介石私人秘书。与重庆大同乐会关系密切，极力主张编制《国家典礼乐章》者。

     张治中 (1890-1969)，字文伯（或文白），安徽巢湖人。1911年底在上海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1923年任职黄浦军校，著名抗日将领，参加过两次淞沪战争。1937年11月出任湖南省主席。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伺从室主任，中国电影制片长厂长。1949年后任人大副委员会。重庆大同乐会重要支持者，尤其是乐剧《木兰从军》得以公演的首要赞助人。

     谷正纲（1902-1993），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民国政府卫生部长。时任社会部部长。后去台湾。与重庆大同乐会关系密切。

     顾一樵 (1902-2002) ，即顾毓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学博士。中国戏剧运动开拓者之一，著有《岳飞》等剧。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音乐院代院长。后任中央大学校长。 1963年台湾出版过《顾一樵全集》十二卷。 2001年北京举办过顾毓琇作品音乐会。与重庆大同乐会关系密切。2001年，笔者因重庆大同乐会诸多史料待核实，电话采访过顾毓琇老，顾老回说：“我已百岁，你照实写好了，我的手已不能写了”，次年不幸病逝于美国费城。

     杜月笙 (1887-1951)，上海滩闻人，赈济委员会成员，中国和交通银行董事。抗战时期，与黄炎培等人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出资支前，将大量汽车和光饼，供养于守城的张发奎、谢晋元等抗敌淞沪军团，赢得不错名声。杜月笙喜欢国乐、京剧，曾娶京剧名伶孟小冬为妻。1951年8月病逝香港，国内《新闻日报》发过讣告。从20年代起，就支持大同乐会, 每月资助郑觐文30元。亦是重庆大同乐会重要支持者。

     王延松（1900 - 1976），浙江上虞梁湖镇人，东南商科大学毕业，主修金融经济。民国著名实业家和慈善家。他的善举，至今在家乡父老中传颂称道。王延松热爱中华文化，中国音乐，任上海绸业银行董事长期间，为抵制旧风化，提倡新道德，出资向社会征集《俭德歌》约二仟首，委托郑觐文等七位评审选出精曲，嘱黎锦晖编纂，民国24年由绸业银行出版作赠书派送人民，其中包括许如辉的一首（百代公司灌有唱片，夏佩珍主唱）。王延松抗战前曾任上海市党部常务监察执行委员，上海市第一届参议员，以及上海市反日后援会付会长等30余要职，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委托黎锦晖主编，投资出版，其中包括许如辉的一首《俭德歌》（百代公司灌有唱片，夏佩珍主唱）。王延松抗战前曾任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市第一届参议员，以及上海市反日援侨委员会委员等30余要职，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赴台，任台湾银行顾问，1960年撰文《参加国民革命经过》，1976年元月故于台北。王延松抗战重庆时期是大同乐会重要理事，大同乐会乐器制造工场发起人之一，乐剧《木兰从军》演出委员会委员，参与繁忙事务工作之余，捐款、出资无数，以1942到1945年币制初步估算，至少55万。

     钱新之 (1885-1958)，名永铭，浙江吴兴人，实业家，国民参议员。曾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交通银行行长。20年代即支持上海大同乐会。推崇国乐，信仰坚毅，热情延续到重庆，大同乐会重要理事。

     潘公展 (1895-1975)，原名有猷，字干卿，浙江吴兴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9年任上海《商报》主笔，1932年创办《晨报》。历任上海教育局长，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申报》主笔。1949年离沪，后移居美国，以办报为生。著有《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史》、《属性教育》、《罗素的哲学问题》、《日本必亡论》、《陈英士先生传》等。历任大同乐会上海和重庆时期常务理事，重庆时期事务主任。

     王晓籁 (1886-1967)，名孝赉，别号得天。 1907年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占北火车站壮举，1926年出席了广州北伐军誓师大会，1926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任临时市政委员。历任全国商会理事长，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50年代初进京谒见周总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表。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81年在上海病故。上海时期即每月资助郑觐文30元。历任大同乐会上海和重庆时期常务理事，上海时期是事务主任，重庆时期是乐务主任。

     重庆大同乐会其他理事简介如下：

     孙哲生（即孙科，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时任立法院长，中苏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孔庸之（即孔祥熙，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吴铁城（原上海市长，1933年8月，上海大同乐会在文庙祭孔，演奏《中和韶乐》时, 任主祭）。张岳军（又名张群，总统府秘书长，曾任上海市长，与大同乐会关系密切）。叶楚伧（著名的南社诗人，《太平洋报》主笔，出版过《楚伧文存》，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江苏省主席，50年代后任北京画院院长）。胡彦久（重庆国立音乐院秘书。时，顾毓琇为代院长）。朱骝先（即朱家骅，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校长，行政院副院长，教育部部长）。谢冠生（法学博士，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司法行政部部长）。竺鸣涛（时任军委会办公厅高级参谋）。居觉生（即居正，前清秀才，书法家，同盟会元老，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曾任司法院院长兼法院院长, 立法院院长）；包国华（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周惺甫（即周钟岳，曾任云南省长，抗战重庆期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黄伯度（总统府副秘书长，后居台湾）。张公权（即张嘉璈，诗人徐志摩原配张幼仪之兄长，中央银行副总裁）。康心之（康心如之弟，实业家）。刘航琛（重庆川康银行董事长）。沈百先（水利专家，时在导淮委员会任要职，后去台湾）。张道藩（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裴铁侠（成都广陵派古琴家）。

（大同乐会理事长 李石曾）

     最后重点介绍一下大同乐会理事长李石曾。

     无论上海或重庆时期，大同乐会的理事长均是李石曾。我父亲回忆，抗战期间李石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不是常居重庆，然他依然被公推为理事长，足见他在民国高层资历之深和位居要津。有鉴于李石曾长期被视为“反动文人”，“郑觐文接触过的”污点人物”，故多费些笔墨介绍一番。

     李石曾（1881-1973），原名煜瀛，清末大学士李鸿藻之子，清封疆大吏李鸿章之侄。1901年，经李鸿章亲自安排，随使法大臣孙宝琦赴法，成为中国留学法国第一人。抵法后，李石曾先习农业，后入巴黎大学攻读化学和生物。在法期间，受泡罗克罗汀思想影响，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三纲五常，提倡“人类互动，世界大同”，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创办中法大学。 1912年李石曾回国，与蔡元培、吴稚晖人，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会，次年即把百多人送往法国。由于家产丰厚，此后20几年，李石曾穿梭于中法之间，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受他恩泽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艺术、科学界名人有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林风眠、张玉良、何鲁(数学家)等。【5】  1906年，李石曾在巴黎与张静江、吴稚晖成立世界社。20年代李石曾等人回国，将世界社移至上海福开森路 (今武康路)，并由李石曾、张静江和褚民谊(因附逆罪，抗战后被伏法)主持。李石曾任社长。【6】　
　
     李石曾与郑觐文私谊甚篤，是大同乐会最为忠诚的支持者。上海时期，即每个月雷打不动、支付郑觐文百元。加上王晓籁和杜月笙各赠30元，才使“家无隔宿粮，而弦歌自乐”的郑觐文，能安心音乐研究，主理大同乐会。   郑觐文的一部《中国音乐史》能进入法国和德国图书馆，李石曾作为中法文化信使，应为牵线搭桥者。晚年在美国编篡大百科全书。在李石曾和郑觐文主理下，世界社与大同乐会相得彰章、有过一段“世界大同”互动良好的难忘岁月。30年代大同乐会所制160多种乐器，均在世界社展览。父亲许如辉回忆，凡有招待外宾任务，李石曾常请大同乐会国乐演奏，如法国音乐家拉鹿埃到访，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来沪等。

     抗战时期，李石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工作重心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经常出国，有一段时间在美国主持大百科全书的编篡。李石曾自奉甚俭，精力过人，凡所倡导，均在海内外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遗憾的是李石曾和他的世界社，海内长期被视为“反动文人”和“反动团体”，尤以文革运动为甚。文革期间，许如辉“交代”了与李石曾所有来往，还被强按手印，以证明所言属实；海外则没有李石曾是“反动文人”的称谓，李本人生活得悠闲潇洒，且崇拜者不少，公推其为 “世界伟人”。1973年李石曾以九秩福寿去世。

     大约1944年11月，话剧演员金山和张瑞芳在重庆结婚，李石曾是证婚人，特抵重庆。金、张婚礼后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又因王哓籁是“金、张”百年好合的介绍人，许如辉率大同乐会难童国乐教养院的学生，参加过这场音乐表演：

　　
1944年11月，“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到重庆。 上海大同乐会和重庆大同乐会，他都是大同乐会理事长。这次是为话剧演员金山和张瑞芳结婚。王晓籁通知要大同的教养院学生去参加儿童音乐会的表演。李石曾是证婚人，王哓籁是介绍人。在金张婚礼后举行了音乐会。李石曾看到这批学生的演出表示赞许：“大同乐会后继有人”。

（许如辉手稿，1969年元月元日）

由李石曾牵头，于右任、陈立夫、陈果夫、陈蔼士、许静仁、张治中、黄炎培、潘公展、王晓籁、康心如、杜月笙、王延松等43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对重庆大同乐会的建设和中国国乐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相信中国音乐界会对他们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

【参考文献】

   【1】、王学庆：《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1994年。页1-297。
   【2】、冯开文主编：“康心如故居”，《陪都遗址寻踪》，重庆抗战丛书，重庆出版社，重庆，1995年，页124-125。
   【3】、作者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之死”，人民网摘自《羊城晚报》，2006年8月5日。
   【4】、异峰：“海上生明月”，新民晚报，2004年7月6日至21日。
   【5】、李一明：“世界大同的理想家李石曾”，《世界日报》，北美，2003年11月25日至26日。
   【6】、许文霞：“李石曾与大同乐会”，《世界日报》，北美，2004年5月15日至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