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崔永元推行的非功利采访打动我心

 

电影《山楂树之恋》上映之前，媒体上有过“现在的清纯女孩怎么越来越少”的连续讨论，疑似张艺谋的一句戏言“现在的孩子越生越难看，漂亮姑娘都不和帅哥生孩子，全去找煤老板、有钱人、老男人”被不断地传播、放大，继而被质疑、被批评。电视台的同行颇受触动，想以此为辩题做一期辩论节目，我笑了：那不过是配合新片上映的炒作而已，你做媒体的，也不懂吗？

　　虽是媒体圈中人，恕我直言，我一直对娱乐记者多有腹诽，不是因为他们总与八卦沾边，盯住明星名人不放，而是他们那种无中生有，夸大其词，故弄玄虚，唯恐天下不乱的伪职业精神。

　　历时3年制作的大型历史记录片《我的抗战》已在网上开播，看媒体对崔永元的采访，不禁惊奇《我的抗战》团队的采访功夫。崔永元说，采访一个人，最好请他从6岁开始讲起，记起来的第一件事，想起来的第一个亲人，一直讲到今天，他讲多长时间我们都愿意陪着，都愿意听。采访最多的时候，光一个人就能持续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采访全结束了，过了半个月又给你打电话，说又想起来好多事，我们再去采访。（《南方周末》9月23日）

　　《我的抗战》做了3500多个口述者的故事，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崔永元渐渐意识到口述历史的采访不能功利。“功利采访”，这个新鲜的提法忽地刺痛了我，应该承认，我对娱乐记者的抵触，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对功利采访的反感。

　　过去，人们习惯调侃说，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而现在，人们的口头用语渐渐更新为理直气壮的一句：我们没必要跟钱过不去！这个“要命的问题”，其实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道伤痕，社会上急功近利成风，媒体能无动于衷？而今，“功利”已经渗透到新闻、社教、综艺类节目（版面）的采编各环节，几乎什么都与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发行量挂钩，表面上看，这是对受众的尊重，事实上不过是对金钱的膜拜。

　　我知道的是，在媒体内部，从业人员早已被功利地分成几个等次：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拿红包，四流记者会里泡，五流记者写外稿，末流记者为本报。一些媒体尽管没有明确的划分，但是，从记者、编辑的择岗意愿和流动兴趣来看，并不难发现有这样的等次存在。

　　可悲的是，功利化的媒体也培育出了功利化的受众和受访对象，一些受访者接受采访时学会了挑肥拣瘦，挑大报大台接受访问，挑稿酬开得高、出场费给得多的媒体接受访问，挑名牌栏目接受访问，挑收视率高、播出时段好的节目接受访问……采访与被采访，往往演变成一种买方与卖方的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时代下，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不足为奇，然而，在讨价还价的较量中，新闻、资讯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还能幸存多少？愈演愈烈的功利化，终将要了媒体的命，不要只看媒体现在的经济效益指标，要看到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正在不断地衰减。

　　媒体的常规采访，能不能给非功利采访一点点空间？不要总是上午采访，下午就想着要编播，第二天就要看收视率！其实，崔永元推行的非功利采访一样可以打动人心（无论那“人”是否功利），《我的抗战》上线仅一个月在线收看已经突破千万。（《扬子晚报》9月14日）

　　一部纪录片不香艳、不露点、不袒胸、不裸背，依然可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说明了什么？或许，受众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功利，那么庸俗。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不能背离生存法则，媒体人在现行的竞争环境下也无法超然物外，不过，按照生物的多样性原则，功利的记者喜欢吃香的喝辣的，就让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去吧，而对于非功利的记者，或许不必鼓励，不过也该留给人家一口清汤喝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