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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戏剧理论家、评
论家刘厚生先生因病于北京时间2019年5月14日
23时18分整，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9岁。
沉痛哀悼刘厚生先生驾鹤仙逝。
在南薇先生遭遇厄运，即将被有些人肆意在越
剧史上抹去之际，作为中国剧协主席，首先在上
海文汇报上公开发文，纪念越剧功臣南薇韩义，
仗义执言，令人肃然。愿老人家一路走好，望家
属节哀顺变！
越剧功臣：南薇和韩义
刘厚生先生
首先想问一声现在的越剧观众和青年越剧工作者，你们知道南薇和韩义这两个名字吗？
我问过一些人。少数人模模糊糊，多数人不知道，只有健在的越剧前辈老大姐们还忘不了他们。
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今天的越剧艺术如同春花灿烂，秋实丰硕，爱好者越来越多，其根源在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革新。革新的主流是越剧“十姐妹”那一代人。走在前面举大旗的是袁雪芬，而南薇和韩义则是这一革新运动的元勋功臣。南薇于1989年早逝，韩义也在今年三月间离世。在纪念越剧诞生百年之际，我以为必须把这两位先贤请出来同大家见见面。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越剧在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以演新本戏为主的格局。但是演出体制和剧目内容仍然陈旧。1942年袁雪芬接受话剧影响，立志革新，她领导的大来剧场和后来的雪声（越）剧团建立了完整的编导制度，剧场老板不愿出钱请编导，她就用自己的包银邀请了几位青年知识分子入团担任编剧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韩义和南薇就是最早参加者中的两人。
韩义曾学过美术，在话剧团上海剧艺社工作过；南薇是商界小职员，但熟悉京剧评弹等。这时他们都刚刚20出头，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赞同袁雪芬的改革理想，年轻胆大，凭着对戏曲的热爱，放手就干，他们打出了“新越剧”的旗号。
南薇在进入袁雪芬的剧团头三年中，由他又编又导和他不编只导的新戏就有26部之多——那时越剧演出大都每天两场，毎半个月到一个月换一个新戏。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香妃》、《绝代艳后》、《琵琶记》等，当时都很轰动，伹在文化界仍然不被重视。
到了1946年，越剧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爆炸。南薇经人介绍，读了一篇评论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祥林嫂——鲁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作者丁英，到解放后他们才知道就是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的现代文学史家丁景唐。南薇跑到后台，在袁雪芬日夜场之间换装时把《祝福》读给她听。他们都不了解鲁迅，但是祥林嫂命运的戏剧价值和社会意义使他们决定立即改编上演。他们还拜访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此戏于当年5月6日以《祥林嫂》剧名演出。彩排时，许广平为剧团邀请了田汉、于伶、佐临、白杨、欧阳山尊、趙丹等一批文艺名人观摩，引起了文艺界的巨大震动。越剧由此同进步文艺界有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促进了袁雪芬思路的飞跃，《祥林嫂》成为越剧史上一座里程碑。发现这个题材，又改编兼导演的南薇为越剧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越剧在各种地方戏中是最讲究舞台美术并得到巨大成就的。而韩义可说是这方面最早也最重要的开创者。布景方面他创造了“样式化”布景和灵便节约的“小装置”；灯光方面他开始用聚光灯，用多色转灯，发挥光影作用；服装方面突破传统衣箱制，每戏都新设计，还引进民族服装；化装方面首先使用油彩化装。这些方面的开创使得越剧在舞台美术的整体有了全新面貌，影响深远。同时韩义也担任编导工作。如1949年初他写的《万里长城》反咉了当时人民反暴政争民主的呼声。他同南薇还为其他越剧团编导设计了许多戏。1947年十姐妹大联合演出的《山河恋》，就是以他们二人为首集体编导的。这是越剧史上的一次壮举。
南薇、韩义以及与他们同时的一些编导如于吟、蓝流、吕仲、徐进、钟泯、吴琛等，在40年代的十年之间为越剧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是以他们创造的许多优秀剧目，形成并壮大了活跃在主要演员周围的革新力量，巩固了革新成果，提高了越剧的文学水平和舞台艺术品位。越剧在1949年是一种散发着清新优美气息的新型戏曲(尽管还不成熟) 迎接新中国诞生的。这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同戏曲艺人结合的深刻作用。南薇、韩义作为投入最早，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功勋应该铭记在一代代越剧人的心中。
此时此刻，我们怀念南薇和韩义，主要当然是注目于他们的艺术贡献，但不能不说，还有令人深思的另外一面，他们后来都遭遇坎坷，成为悲剧人物。
上海解放前，我同韩义较熟，解放初期认识了南薇，我感到他们都倾向进步，欢呼解放，接受党的领导。但他们又是两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艺术经验丰富，但艺术思想模糊; 他们生活态度严肃，但又自由散漫; 他们尊重党的领导，却又自视甚高; 他们懂得必须团结，却又常常闹矛盾。50年代，正是知识分子改造雷厉风行时期，而那时的改造运动，大都急于求成，方法简单，虽说应该说服，但常以政权力量指令改造。终是“我说你服，非服不可” 。其结果或是诚心接受改造，实际上不可能彻底，或是抵触改造，矛盾激化。南薇、韩义不幸成为后者。50年代的文艺整风等运动中，他们自然成为批判对象。韩义心直口快，为人直率，曾自嘲说，你们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了，留我们两个小资产阶级点缀点缀不好吗。这种情绪，当然使得他们难以受到重用，到了50年代后半期，当上海有十几个越剧团被动员支援外地时，韩义不得不随团去了西安，南薇更是随妻子的剧团远赴宁夏。接着韩义被打成右派，境遇凄惨。南薇离开剧团单干，到处漂泊。“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当然更是在劫难逃，但他们在逆境中还是在为越剧工作。编过戏，导过戏，但是在不断挨整的境遇中如何能创造出好戏？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虽然都恢复了名誉，先后回到上海，得到袁雪芬的帮助，上海越剧院接受了他们，给了温暖，但都已年届六十，精神衰颓了，才华磨尽了，再也没有年轻时的英气。南薇于1989年早逝，韩义还为越剧院编导过戏，写过电视连续剧，也是强弩之末了。
在纪念越剧百年的喜庆日子里，我怀念他们，提起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往事，一来是为了让青年们了解这些不应忘却的前辈，再者我更是深深感到，重视人才，爱护人才是何等重要。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仍然要说，假如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应该有所总结、评价）中，对南薇、韩义他们能够一分为二，多些尊重，多些宽容，多些耐心，更科学地帮助他们在艺术实践里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他们当然有多种缺点和错误，他们肯定能创造出思想上艺术上超越过去的新的成就。那将不仅是他们本人的收获，更是越剧的财富。今天，我们只得无奈地说，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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