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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概念从越剧《梁祝》开始
林鸥
由于越剧《梁祝》案的关系，我翻检了与此案有关的一些文献。那篇发表于1952年《文汇报》上文章因提到南薇，也就要找来拜读。
这篇文章的口气很具权威感，又不具名，但也从文章的权威口气中，可以判断此文为当时文化局或戏剧协会的某领导人所作，或是《文汇报》编者采访那位领导人后记录了他的谈话。文不长，全文如下：
最近三家剧团的上演，粗率增删剧本，以致损害了原来民间故事的优美色彩。
本市最近有三家越剧团上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除了虹口剧场的华艺越剧团已于日前改演了其他戏外，嵩山戏院的春光越剧团和龙门戏院的上海越剧实验剧团，现在都还在演出中。
《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青年的婚姻自由的要求，并预言了这种要求最后一定会得到胜利。这个故事在越剧还处于绍兴文戏的时期里就有戏本子。在解放前，袁雪芬、范瑞娟、南薇等曾改编演出这出戏，作了初步的重要整理。一九五○年东山越艺社演出这出戏时，南薇同志再度修改这个剧本，恢复了“化蝶”一场，澄清了若干芜杂部分，为净化这出戏作了若干有益的贡献。去年越剧界捐献义演，在大众剧场演出的《梁祝哀史》，是南薇第三次修改的剧本，但这次修改反而得到不好的效果，原因是他替剧本新添了许多不必要的场面，如“宫嫔怨叹”“三公议事”“下诏选女”等；同时又删除了为一般人所喜爱的“十八相送”“楼台会”等场的一部分比较清新优美的唱词，甚至把一向为观众们传颂的“回十八”全部除去。这样，在演出时，因为戏词短，换景多，就觉得台上好像只是在不停的搬景移幕，演员无法深入角色情感，观众也就很难被感动。
去年二届国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赴京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舞台本由华东戏曲研究院创作工场根据越剧原来的本子和南薇的改编本进行集体讨论后写成，并经华东戏改处长伊兵初步审定。这个舞台本包括“别亲”、“草桥结拜”、 “十八相送”、“思祝、”“下山”、 “逼婚”、“访祝”、“楼台会”、“送兄”、“山伯临终”、“闻耗”、“吊孝哭灵”、“祷墓”、“化蝶”等各场，一般说来，是相当完整的。
但这次华艺、春光、上越三剧团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却并未依照这个本子演出，也不是根据这个本子修改演出，却仍各持所见，任意上演，以致观众对这个剧本的印象，显得非常混乱。
华艺剧团演出的戏，是从“回十八”演起的；春光越剧团则从“结拜”开始。两剧团仍因袭着最初的本子的旧套，像丑化四九、祭文、绣花鞋、过河脱鞋等都仍照老套搬上舞台。其中春光越剧团演员尹树春还将梁山伯演得非常轻佻，损害了传说中的梁山伯的稳重、多情的个性。
“上越”的戏，由南薇编导。南薇同志在这次演出中，是根据他上次在“大众剧场”义演时所修改的剧本的，不过其中已删去了下诏采选秀女的一幕，可是虽然如此，上演时仍使人对他的编导方法有电影手法用在舞台上的感觉，原因是他仍保留着许多不必要的场面，如“下棋”“弹琴”几段，及后来的“读祭文”等，这几段戏曾经由伊兵同志指出是“表现了作者在人物性格上不正确的观点”，这种迂腐的毫无生气的语言及行动，“大大的伤害了梁祝一剧原来纯朴健康富于色彩的牧歌般的调子的统一和纯洁”。我们觉得伊兵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对的。
在这次演出中，最要不得的是增加了“梁母访祝”的一段，梁山伯病重时，梁母到祝家去请祝英台到梁家去，祝英台当时竟坚决的回答：“不能效劳！”像这种画蛇添足式的增加场面，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们觉得华东戏曲研究院创作工场去年修改和审定《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时，没有邀请南薇同志一起参加，这显出大家的工作态度还不够认真和周到，但像南薇同志那样坚持着自己的修改本，也是不好的。当然华东戏曲研究院初步审定的本子，到目前还不能算作十全十美，南薇同志还可能根据这个审定的本子，有更进一步的意见，加以提高，然而要紧的是不要拘泥于已被群众所否决的偏见。
中央文化部为了使全国戏曲剧本演出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统一，将在全国有计划地进行修改剧本工作；而且中国戏曲研究院已经在开始进行。我们希望华东方面不久也能开始，争取做到各剧团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统一。(1952年1月11日《文汇报副页》第四版)
文章的表扬南薇和批评南薇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对越剧《梁祝》的看法，对伊兵修改和审定《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一事也是有褒有贬。这是批评家或一些领导们常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模式，至于批评中是明褒暗贬还是明贬暗褒，要看别人的感受了，此中玄机只有批评者和一些旁观者心知肚明了。
而我发现当时有人对南薇的“编导方法有电影手法用在舞台上的感觉”竟是不满意的，否定“他仍保留着许多不必要的场面”，如“下棋”“弹琴”几段，及后来的“读祭文”等，这是因內容而否定形式吗？这种认识在现在来看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却让南薇等热衷于玩新手段的编导们感到了压力。
在读这篇文章时，我的另一感觉是：
当时为了整顿演出市场，改造戏曲中的旧思想观念，已经以戏曲改革的名义在进行文化管理了。“中央文化部为了使全国戏曲剧本演出的混乱现象逐步得到统一，将在全国有计划地进行修改剧本工作；而且中国戏曲研究院已经在开始进行。”
而也在此时，戏要用同一个剧本，有了新的剧本，就要废除旧剧本演出，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已被认为是好剧本，那以前的剧本就不应再演了，“争取做到各剧团上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的统一。”
由此，文化管理者已把《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成了所有《梁祝》戏的“样板戏”，而这个理论逻辑的制造者也把“文化专制主义”不自觉地戴到了自己头上。
在这一天的《文汇报》上，还刊登了一篇不具名的短评《澄清演出的混乱现象》，异曲同工地表达了要整顿演出市场，把新的好剧本让各剧团照此演出。且看：
中国戏曲研究院在进行京剧改本的工作，目的是想澄清全国戏曲界演出的混乱情况。在这之前，《人民文学》即已发表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舞台本，这虽然不能说是已经毫无缺点了的定本，然而大体上它是比较完善的。那么，各剧团在演出这个戏的时候，是应该采用这个本子的。
然而在上海有许多剧团在演出《梁》剧时却仍旧是各行其是的。好像完全不曾注意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比较完美的剧本的样子。
如果个别的演出在剧本上是有着更进一步的改善的，比较更为完整的倒也是值得欢迎的；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个别的演出往往是充满了错误的。
这现象是可怕的。这表示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中间不是对新事物存在着极端的麻痹，视而不见；就是对新生的、较好的事物有着拒绝的倾向。
如果不好好清除这样的倾向，对于戏改运动的开展是不可能有什么期待的。有计划的改本工作也是不可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因此，我们必须好好清除戏曲界这种毫无理由的漠视与麻痹的作风，为戏改前途打开一条开阔的道路(1952年1月11日《文汇报副页》第四版)
另外，由1952年1月11日《文汇报》上同时谈《梁祝》，我想到《戏曲报》脱期晚出的事情。应在1951年11月5日出版而后延误出版日期的《戏曲报》第五卷第六期上发表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而实际上是因多次修改定不了稿，导致延误出版日期，那么延误了多久呢？当1951年12月5日《人民文学》一九五一年五卷二期刊载《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戏曲报》仍未出版，这就可见难产达一月之久。而后来华东戏曲研究院出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单行本时，还说明∶“初稿刊载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一年五卷二期。修改后，刊载于《戏曲报》五卷六期。”这说明当《人民文学》一九五一年五卷二期发表《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时，延误出版的《戏曲报》五卷六期还在修改，难道这一期的《戏曲报》是在1952年1月11日《文汇报》发文之前不久才出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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