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薇两度成“作家”

 

（无名）

 

久久凝视放罝案头一纸文件，心里倍感郁闷。这是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南薇先生会籍的决议书。1955年开除，1980年恢复，加上开除前批斗折腾了5年，三十年的光阴，人生中近一半的时间，可以说都是华采时段，就凭这薄薄一张纸，轻易地掩盖了过去，成了一片空白。“作家”的头銜，解放后身价陡增，除了标志着工作性质，无异更是一顶令人敬羡的桂冠。对南薇而言，这顶桂冠，要摘就摘，要戴就戴，事隔虽长，却仍是做梦一般迷惘。好在决议字数寥寥，不妨摘录一下：

 

关於恢复南薇同志中国作家协会会籍的决议

南薇同志一九五五年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导期间因犯错误，经上海市文化局建议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一九七九年南薇同志对上述处理提出申述。上海市文化局于一九八零年三月对南薇同志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对南薇同志的问题过去处理过重，其所犯错误属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建议作家协会恢复其会籍。作协上海分会同意上海市文化局意见。

鉴于上述情况，决定恢复南薇同志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中国作家协会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六日

 

南薇第一次获此殊荣，真可谓“天上掉下个桂冠来 ，终然想推也推不开”。

一九五一年二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他编剧的《孔雀东南飞》；一九五一年五月，上海新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他编剧的《梁祝哀史》；一九五一年，标明由南薇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全文刊载於【人民文学】第五卷第二期上。

解放初期上海的戏曲编剧们，很少在意出版刊行自己的剧作，他们的作品主要供应给剧团演出，主动向杂志报章投稿戏曲作品几乎为零。而一般文学杂志也不屑於发表戏曲作品，这也是事实，戏曲文学的地位远不能与正统文学相提并论。。而南薇当吋在上海可以说是戏曲编导圈子里的领军角色，要吸收他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按作协规定，没有文字作品发表，是不能加入的。据南薇生前给其子女的言谈中透露，这三宗剧本的出版，应该都是组织上的安排。试想，南薇当年，在雪声剧团也好，在东山越艺社也罢，或在上海二、三流的剧团，他出的剧本，那一本不是皇帝的女儿，还愁嫁不出去？所以南薇这一说，应该符合彼时彼刻客观情况。不管怎么说，南薇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称号，是不争的事实。如无此事实，也谈不上被开除。

南薇第二次获此殊荣，更赖一次极偶然的奇遇。

文革中，南薇被上海越剧院造反派揪到越剧院陪袁雪芬批斗。袁雪芬挂的是“祖始婆”牌子，南薇免不了挂上“祖始爷”的黑牌。事后还遭无妄之灾，在卢湾区拘留所平白无故关押了一年又余。文革后身心疲乏不堪。想到唯一由他抚养成人的亲侄女远在湖北黄石卫生系统当护士，顺便去探望一次，以此散散心。碰巧，他侄女一位女同事的母亲也刚从秦城监狱释放，前来探望女儿。两位老人异乡邂逅，彼此诉说各自人生遭遇，同病相怜，感慨多多，颇有惺惺相惜之意，真是，同是劫后余生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说起这位前辈，也富於传奇色彩。她有过两、三度婚约。第一位丈夫是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侄子，她便成了陈立夫侄媳妇。而后便加入地下党，解放前她和她的先生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为什么秦城监狱要关押她不是不言而喻了？等我五年前在向南薇侄女问及此事时，老人已年近百岁，精神犹佳，仍在西子湖畔颐养天年。而且平反后还当过上海市政协委员。

这位前辈听了南薇叙说的情况，竟然勃发古道热肠，大有两肋插刀之意。她说她熟悉中宣部领导，可以陪南薇进京申诉。而且雷厉风行付诸实施，得到中宣部领导支持，就这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桂冠，二度戴到南薇头上。

至於上海方面，对这个决议，可说是勉勉强强执行。还不如刘厚生同志，他在《越剧功臣-南薇和韩义》一文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仍然要说，假如50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应该有所总结、评价）中，对南薇、韩义他们能够一分为二，多些尊重，多些宽容，多些耐心，更科学地帮助他们在艺术实践里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他们当然有多种缺点和错误，他们肯定能创造出思想上艺术上超越过去的新的成就。那将不仅是他们本人的收获，更是越剧的财富。今天，我们只得无奈地说，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

刘厚生同志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要领导人，解放前后受党委派，深入越剧界开展工作，担任雪声剧团编导，对南薇和韩义确实有所了解，讲的也是真心话。虽然没有谈及《梁祝》被硬性褫夺一事，但，有一位评论家写过一篇论述南薇一生的文章，文中提及《梁祝》事件前因后果甚详，发表前曾请刘厚生同志、傅全香前辈过目，他们也表示认可。这说明迄今为止，上海对待南薇态度並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仍然是強加在南薇身上的武断！

试想，那么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谁的遭遇胜过南薇。他为越剧的成型、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而越剧界以怨报德扒光了他所有衣彩，让他成了一名几几乎没有作品的“作家”，而且不怕贻笑大方。

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位秉公仗义的前辈，丁景唐同志。解放前，他是南薇妻舅吴康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也是越剧《祥林嫂》诞生的直接推手。在国统区白色恐怖笼罩下，他以丁英的笔名写下了推崇鲁迅先生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女性形象的论文，並通过吴康传递到南薇手里，这便催生了越剧史上被誉为划时代作品《祥林嫂》的诞生。丁景唐同志历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付部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当他得知上海在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期间准备筹拍系列专题片【记忆电影】中有越剧电影《祥林嫂》选题时，他千方百计通过作曲家金笳、戏剧评论家汪培，找到了南薇后人，让他们有机会在屏幕上一露身影。在一次聚会上，还特意将由“上海市作家协会编上海当代作家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中有关南薇条目的影印件，郑重其事交付南薇后人。条文写道：

“刘南薇（1922-1989）原名刘松涛，笔名南薇。江苏武進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2年组建雪声越剧团，任编导。1947年，历任清华电影公司、大华电影公司、东山越艺社、华东戏曲研究院、芳华越剧团、宁夏越剧团编导。著有越剧剧本       《祥林嫂》、《月下老人》、《山河恋》、《祝福》、《孔雀东南飞》、《洛神赋》、《梁祝哀史》、越剧电影剧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有关“越剧电影剧本《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节。逼走南薇时，南薇相关《梁山伯与祝英台》所有手稿，包括电影剧本手稿，都被留在华东戏曲研究院，以后由上海越剧院接收，至今从未归还。南薇生前曾以此相告自己子女。至于而后怎么幻化成徐進编剧，拍成电影名扬日内瓦，就不得而知，如果想正本清源，那是高估了始作俑者的道德水准。

南薇挂冠之际，有人想尽一切方法，毀灭南薇存在的痕迹，却也够触目惊心的了。但不管机关如何算尽，难免也有疏漏之处。刊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剧本全文的【人民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硕果仅存，在国家图书馆终于被发现；早於【人民文学】发表的单行本《梁祝哀史》，並盖有“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公章，也横空出世；油印的《祥林嫂》首演剧本和晋京公演的东山越艺社说明书中由南薇亲自改定的《祝福》剧本全文再现人寰，这一切不能不说冥冥中似有天助。

南薇虽然导多於编，他的作品远远不止辞典中所载的这些。现存在南薇后人手中的剧本已有二十本之多，还不包括散落各处的或被人刻意隐藏的孤本。有一次，上越的律师在庭审间隙透露过一则信息，说上海越剧院有青年范派演员，提出想排演由南薇编写的《宝莲灯》，遭院领导拒绝。由此可见，上海越剧院极有可能藏匿了一些孤本残稿。若有，还望妥善保存，以免再遭肆意“被改编”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