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如辉血泪控诉：我的沪剧《少奶奶的扇子》创作与维权经过  （许如辉，1980年）    陈沂同志：    我是一个地方戏曲音乐工作者，年七十岁，浙江嵊县人。是民主党派农工的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我的真实姓名叫许如煇，解放初期经夏衍同志的推荐，参加了前华东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工作，是一名国家干部。后来由于部里作出规划，为了发展地方戏曲事业的需要，经过部、处长的动员，并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为推动地方戏曲音乐工作的发展，先后曾参加过前华东越剧团、上海沪剧团等各剧团、各剧种，在编、导、作曲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当我在上海沪剧团工作期间，为沪剧《白毛女》、《罗汉钱》担任作曲。参加北京会演时，对我的音乐设计工作，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把我的全部劳动果实，给予一笔抹杀，另外派人插手，将我撤换下来。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可计较的，我是文化部的干部，风格应该高一些。可是到了北京演出以后，经传来北京会演消息，剧目在京演出，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因而剧本得了奖，演员得了奖，音乐也得了奖。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在北京会演期间，关于音乐设计部分，当参加会（汇）报演出时，新插手的作曲者所写的曲子，全部没有采用，临时又把我所作的全部音乐设计搬上了舞台。采用的仍是我所设计的全部作品，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我的辛勤成果，却被人冒名顶替，这从哪里说起啊！骗子得了奖，作者受欺凌，过河拔了桥，将我一脚踢。这是二十八年前，上海沪剧团给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工作上带来了一连串的沉重的打击、严重的后果。由于当时的原华东文化部被撤消了，回不去，加上上海沪剧团又没有给我安排过我的出路，在这样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被迫一气之下，离开了上海沪剧团，这是我向您书记同志作出汇报的第一点。    二、在五五年五六年之间，我为上海市爱华沪剧团，写过一本沪剧《少奶奶的扇子》的剧本。当时我的基本工作单位是上海市勤艺沪剧团，同时在爱华担任兼职作曲，由于剧团业务不佳，连最低的生活也维持不过去，我自告奋勇，通过爱华团艺会的决定，同意我把这个本子改写出来，尽快提供演出，由于剧团急需上演，我就日以继夜紧张赶写，以流水作业方式，写一场，刻一场。刻一场，印一场。印一场，排一场。这样把剧本赶写了出来。这个剧本，我早年就有这个打算，也有了较长时间的想（法）把它写成一部歌剧。围绕一把扇子，引出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全剧共分五场，场场有戏可做。这个剧本原先的打算，准备定名为《扇子的故事》，后来又想改用《二十四朵玫瑰花》，交际花金曼萍的私生女小萍，散失多年。在一年一度的端阳节，在她珍藏的扇上，画上一朵玫瑰花。画上二十四朵玫瑰，说明小萍已是二十四岁。最后为了叫座力的吸引和号召，决定采用《少奶奶的扇子》这一剧名。由于我出身于浙江嵊县白沙地，编剧的署名也就采用为“白沙”。这样《少奶奶的扇子》编剧——白沙，作曲——水辉（用水辉这个笔名是我从离开上海沪剧团以后开始一直用到现在）。剧本演出后，卖座始终不衰，受到广大观众喜爱。当时的导演是万之，舞美设计是仲美，主要演员是凌爱珍、袁滨忠、韩玉敏。经过这次演出，剧团经济逐步好转，业务蒸蒸日上，人人拍手叫好，心情十分欢畅。演出后，剧团组织也给了我上演税，作为鼓励，这是五八年以前的一些情况。整风以后，我主动提出辞退了爱华兼职。    到了六二年，爱华沪剧团，业务又陷入低落状况，因此，又给剧团带来了第二次经济危机。新的上演剧目，又供应不上，又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考虑来，考虑去，又考虑到《少奶奶的扇子》这个剧目。后来爱华团长凌爱珍约我多次谈话，征求我的意见，准备复演这一剧目。当时我就提出，根据当时文艺界发展形式，对“少”剧再度搬上舞台，极为不利，我就阻止复演。而凌爱珍则坚持要演，我就推说剧本要好好修改，不能急呼上。她就主动提出，请万之、王育两位导演，帮助我一起改，希望能改得好上加好。我情不可却，勉为其难，终于和万之、王育两位同志，一起在上海人民公园茶室，进行了剧本第二次修改工作。先后化了十多天时间，才完成了“少”剧的第二稿。当“少”剧二稿完成以后，我还是提出请剧团团艺会慎重加以考虑，以不要复演这个剧目为好，最后我把定稿交由王育同志带回剧团，交给爱华团艺会作出决定。临走时我还再三申明，如果一定要复演，出了问题我原作者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修改“少”剧二稿的一些经过情况。    后来不久，爱华未经我本人同意，竟让一个叫江敦熙的编剧，改头换面，冒出了另一个《少奶奶的扇子》，他在说明书上写的根据原“白沙”写的沪剧本《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我为爱华写的剧本，他来改编我的沪剧本，同一剧团，同一剧本，既有二稿，何改之由，岂不是成了画蛇添足了吗？后来“少”剧演出，凌爱珍请我看戏，不看则已，一看使我大吃一惊。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改动。还是五场戏，还是围绕扇子做文章，却让江敦熙一人独占了我的全把部创作权益，我岂能容忍把我原作者一脚踢开，换上了江记的《少奶奶的扇子》，这真是荒谬到了极点。后来我也就不客气了。写了一封信，给杨浦区文化科，说明这一情况。同时还通过几次电话（是一位女科长，我始终叫不出她的名姓，也没有见过她本人）之后事情闹开了。倒过来还是让凌爱珍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是事情已经闹成僵局，通过区文化科领导同志交办，由剧团团艺会决定，拨出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做为这次演出的上演报酬，消消我的气，请我多包涵。还说以后也不准备再上演这个剧目了。但我收到的这笔钱，只能说明是我水辉的本子，不是我把我的剧本卖给于爱华。更何况我又为爱华写过六二年的第二稿。这是爱华在六二年以后的演出情况和处理经过。    最近，死灰复燃，故伎重演。上海沪剧团一团，在邵滨荪和凌爱珍的主持下，正在积极筹备演出《少奶奶的扇子》这一剧目。我也曾经先后拜访过邵滨荪、凌爱珍，和这次正在再度担任导演的万之。在没有拜访他们以前，我从侧面进行了情况了解，剧本是由市文化局提供的（是我五八年整风以前演出的第一稿老本子），邵滨荪曾向爱华原“少”剧的舞台设计仲美说过：“剧本是原水辉的老本子”。凌爱珍对原爱华的“少”剧排演场记王碧霞说过：“剧本是原水辉的老本子”。说了这个底细之后她还叮嘱王碧霞不要响出去，要她保密。当我问到万之时，万之说，剧本是文化局提供的，是我的第一稿老本子。这就好了，三人对六面，既然是我的老本子，一个国家沪剧团要演《少奶奶的扇子》，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几个星期之前，当我去寻访邵滨荪时，匆匆忙忙接待了我，要了我的通讯地点和电话，一再说：“我来看你——”。我等了他好几个星期，一直到现在没有看到他“大驾光临”。现在不经过我原作者同意，居然又搬出这个江敦熙，搬了出来改编我的老本子，这真是不可思议。这不是又一次在掠夺我的创作果实剽窃我的原始作品又是什么？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我过去与夏衍同志有过接触，（介绍我进华东文化部），作为“四条汉子”的徒子徒孙，进行残酷的批斗，为了《少奶奶的扇子》这一剧本，对我重点进行批判。吃足苦头，喊尽冤枉。门前牙齿打掉一排，四个打手还采用极其毒辣的肉体迫害。紧紧抓住我的双脚双手，东南西北，各执一方，高高举起，上下跌宕。脑部溢出鲜血，不准我揩，腰骨遍体鳞伤，不准我讲。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还在说我装死。稍有迟缓，毒涎乱喷，还加拳打脚踢耳光。直到现在还遗留在我身上的是，腰酸背痛，脑部振荡，耳朵括聋，臀部受伤，因此，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病休处理，在家休养，伴随铁床。为了这把“扇子”，把我早期写成的诗歌剧本，一扫而光。为了这把“扇子”，把我多年保存的琴曲瑟谱，投进火坑。我在二十年代，学的是民族音乐。我在三十年代，搞的是电影作曲。四十年代，干的是戏剧活动。五十年代，专的是戏曲音乐。六十年代运动受冲击。七十年代，死去活转来。直到目前，还把我的名字，挂在宝山文化馆。我是个文艺老干部，为何挂而不用；我是个戏曲工作者，为何不让归队。市委宣传部宣传工作会议刚刚开了不久，五千人大会的创作会议精神，正在深入贯彻，加上周总理、陈老总的有关文件的发表。在这样大好形势的上海文艺界，作为堂堂国营的上海沪剧团，竟会出现这种荒谬绝论的咄咄怪事，前后两相对照，确实够我痛心。华主席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他们却来个学习学习“不学习”，不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不学习如何保障作家权益。华主席号召“团结团结再团结”，他们却来个团结团结“不团结”。不团结我们老一辈的创作人员，这又是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家”，至少是一个戏曲音乐工作者，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沪剧音乐工作者。二十八年前，他们把我从华东文化部请了出来，过河拔桥，竟把我一脚踢开。现在又来一次夺取我的创作成果，丢了“真编剧”，保了假“作者”，请问问他们这些“长”字辈的居心何在？真是岂有此理！为此我把这一情况向您书记同志，作出反映。迫切要求重视这一问题，关心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我提出我的战斗口号，以表我的决心。那就是       我无千钧棒，却有一管笔，       学做孙大圣，挥舞到胜利。    希望得到您书记同志给予关怀，给予支持。       此致    敬礼                                                        水辉 （许如辉）                                                        （通讯处和电话略）